明代文学与宗教·小说、戏剧等与宗教

明代文学与宗教·小说、戏剧等与宗教

中晚明时期既是我国戏剧、小说等亚文学炽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中兴，及佛、道二教民间化进程最为迅速推行的时期，两件事恰好遇到了一起，由此产生出大量反映佛、道意识的文学作品。由于中晚明以后社会上盛行三教融会的思想，故往往会出现儒佛道三教杂糅或佛道杂糅的情况。当然，若将视线放得更长一点看，则可知亚文学中的宗教表达也是宋元以来较为普遍存在的，是民间化创作传统的一种延续，只是至明后期而获得更充分、有时也更程式化的表现。它们的流行，也反映出当时大众阅读趣味一些基本特征。

在明代小说中，受佛道影响最大的要属神魔小说，其题材本身即多来自宗教事件、故事或传说等，其中著名者有如《西游记》《四游记》《西洋记》《封神演义》等。典型的神魔小说往往大写神鬼妖魔、菩萨佛祖、名僧高道、方士羽客、炼丹服药、阴阳五行、卜筮巫祝、星象谶纬，借神魔妖怪的形象与离迷恍惚的情节，或歌颂长存永生的人生理想，或对比现实的黑暗，或反映佛道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而其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神魔形象又往往具有神性、人性、动物性和谐统一的特点^①。虽然多数神魔文学作品会体现为佛道杂糅的情形，但相对而言，道教的影响还是最主要的，因此，也有人径直将神魔小说称为道教文学^②。

《西游记》的情节主干出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从叙事形态看，似来源于说话中“说经”类的一个底本。陈寅恪经过考订确认该小说的一些人物故事如孙行者大闹天宫、猪八戒高家庄招亲、流沙河沙和尚之事均取自佛书^③。就其主题言，近来学者探讨较多，或以为是“明尊暗贬神道儒，中兴儒教成大道”^④，也有以为是“佛表道里儒骨髓”^⑤，或以为其实质是在宗教的光环下来探讨“尘世治平”之道^⑥。

世俗小说如《金瓶梅》《肉蒲团》等，历史小说如《禅真逸史》等，也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十分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金瓶梅》创作中的佛道因素，学者们做了较多的研究。若对这一作品作较全面的观察，其对儒道佛三教的态度还是较为复杂的，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伦理道德观念来观察评价晚明政治，针砭现实，同时又用道家的虚无思想与佛教的轮回报应、色空观来劝戒世人^①。就宗教意识的具体影响看，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影响其主题，小说中惩人心、戒人欲的创作主旨主要源于佛道二教伦理;如影响其人物命运，小说的人物命运受到因果报应思想与因果律的制约;如影响其叙事结构，宗教的因果报应、轮回循环的思维形式造成了小说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叙事模式^②。二是更深入地看，佛教与晚明主情论之间的交涉也同样反映在《金瓶梅》等小说中。小说出现的对情欲的渲染与其解脱论相结合的安排，实际上是与佛教所谓成佛必须在世间完成，唯有经历因缘俗谛，才能拥有般若之智的思想是密切关联的，当然这一认识，也只有在晚明的思想境遇中才有可能得到具体的突现^③。

戏剧流传的时段要相对更为完整一些，整个明前后期都一直延续着，并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很深影响。一些文人创作的剧本或以佛道故事为创作的题材，或在其中宣传佛教与道教的思想意识，都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整个明代，在文人剧中最受后来学者关注的是汤显祖的创作。

汤显祖的佛教意识在早期创作的《牡丹亭》中即有显露，这不仅体现在以佛教的“佛性”本体的观念来思考本源之“情”的特征，而且以“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种佛教的轮回结构来处理“情”的主题。此后，汤显祖有一全身心习佛的过程，这引起他思想的进一步变化，而作为这一时期的戏剧代表作便是《南柯记》。《南柯记》也是以梦为切入点，其中两次写了主人公淳于棼的梦醒。第一次梦醒，是为表达“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象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汤显祖《南柯梦题记》)，第二次梦醒是为让淳于棼做再次超越，以便能空却一切影象，由“有情”而至于万法皆空的“无情”，“化梦为觉，化情为性”。这个“性”，也就是佛教所云之具有超越性意义的真常之性。由这点看来，汤显祖在几个剧中对佛教观的处理始终是将之置于“情感”论的对比结构中进行的，而这情感问题也是晚明文学与晚明思想在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时代命题。通过分析可知，汤显祖的这一思想缘起与受到处于师友之间的真可的启示有关^①。

佛教、道教也自然对民间戏剧有很大的影响。有许多剧类即直接取材于佛道二教故事，比如五戒禅师戏、度脱戏、八仙戏、目连戏等，多数为民间所深喜。有些戏的教谕性很强，有些则是借佛道故事来反映民间的生活趣味。当然水平比较高的那些剧本还多是由文人所创作的。五戒禅师戏写五戒禅师与红莲私会的故事，同类剧目的戏有许多，徐渭《玉禅师》也属这一类题材中的戏。度脱戏写世俗人物得道成仙的故事，八仙戏是以八仙成道的经历为主线的各种传奇戏文。此外，还有一种“道情戏”，原自唐代道观所唱的经韵，文体为诗赞体，后吸取了词调、曲牌等特征要素，演化为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又称“道歌”，又与各地的曲目结合而为风格多样的道情戏。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目连戏。目连救母的故事最初源于佛教的《佛说盂兰盆经》，经过变文的演化，目连故事开始进入汉化与俗化的阶段，至宋元，戏剧的各种形态如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和南戏中都有目连救母故事的剧目，而至明代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流布，成为与文人传奇并行的另一条戏曲发展路线。明代祁彪佳曾记有目连戏民间流行的情况：“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无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轰动村社。”(《远山堂曲品》“劝善”条)其演出场次之多、演出时间之长是很有名的。又如《醒世姻缘传》记明时有一苏州的戏班在华亭县演唱《目连救母记》，连唱了半个月才算完。嘉靖、万历间于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戏曲选刊，其中不少的选本都载有目连戏，其中最著名的有郑之珍改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竟有谓此剧支配了三百年来中下层社会人心一说。佛教目连戏与文人戏一同创造出明代戏剧的繁荣^①。

另外一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民间说唱形式是宝卷。宝卷也称“科仪”、“经”、“宣传”等，是“宣卷”的文字底本，具有宣扬因果报应及进行劝善作用的民间说唱文学。虽然能够考证到年代的宝卷几乎都出自明代，但它仍与更早的佛教宣唱样式“变文”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在变文发展到宝卷之间，还应该有一中介性的环节，这就是寺院的礼忏科仪书，一种为奉佛仪式而编写的韵散结合的文字，已与宝卷的体制大致相同。宝卷或宣卷的主人一般便是僧尼等，如《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月娘听演金刚科，桂姐躲住西门宅》，写到吴月娘等妇女听薛姑子、王姑子演唱《金刚科仪》，指的就是这种宣卷活动。而《销释金刚科仪》也是明代宝卷中最重要的一种，主要对《金刚经》的教义给以通俗的解释。明代的宝卷中一部分是宣唱佛教教义与佛教故事的;另一部分属教派宝卷。后一类宝卷中最著名的有产生于明正德年间、被称为罗祖所创的无为教的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明中叶以后，由于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以做功德而刻印，使得大量的传本得以行世^①。

注释

① 对这类特征的阐述,参见徐振贵《试论道教对明代神魔小说的影响》,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② 参见莫其逊《道教与明清神魔小说》,载《学术论坛》1993年第4期。③ 参见陈寅恪《<西游记>玄奖弟子故事之演变》,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④ 参见周克良《明尊暗贬神道儒,中兴儒教成大道》,载《大庆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⑤ 参见花三科《佛表道里儒骨髓:<西游记>管窥再得》,载《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⑥ 参见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世治平求索: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① 参见闫桐、韶玉《笑笑生与儒道佛——<金瓶梅>创作主体意识蠡测》,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② 参见魏崇新《<金瓶梅>的宗教意识与深层结构》,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另,孙逊发表于《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上的《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一文的解释比一般因果说更深入一步,具体探讨了佛教“转世”与道教“谪世”观念对中国小说结构的影响,其中涉及一些明清时代的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文章以为,这二种思维方式使古代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时空自由,增加了容量与表现力;提供了一种宗教的人生关怀;使小说在结构形式上具有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形成特有的形式美。③ 对《金瓶梅》结构的分析,参见廖肇亨《晚明情爱观与佛教交涉刍议》,见作者提交“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2001)。① 汤显祖与佛教的关系,可参见蓝凡《试论汤显祖“四梦”中的佛学宗教思想》,载《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王树海《<牡丹亭>与明代狂禅风潮》,载《齐鲁学刊》1992年第1期;黄卓越《晚明情感论:与佛学关系之研究》,载《文艺研究》1997年5期;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四章三节中的部分内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关于目连戏的具体论述,参见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巴蜀书社1997年版。① 对宝卷的宗教文学特征的论述,可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第三章六节“宝卷”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也征引了一些日本学者如泽田瑞穗、冢本善隆、吉冈义丰等研究成果。另可参阅《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