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心学研究的五个阶段
心学与明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一般要牵涉到哲学与文学两个领域，而文学研究的深度又取决于哲学领域研究的水准。
心学研究的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期。该时期文学研究领域几乎很少论及心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几部文学批评史甚至没有提及王阳明。几部文学史倒是对王氏略有论述，如宋佩伟《明代文学》仅评其散文曰：“雅健有光彩，上承宋濂、方孝孺之绪，下开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之先。”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只注意到心学与其自身创作之关系：“阳明学说，打破了 ‘迷古’的魔障，给他以‘自抒己见’的勇气。”②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身系风气之中，而文在风气以外，直抒胸臆，沛然有余，不斤斤于格律法度之间，而不枝不蔓，称心而出，傥亦致良知形诸文章者耶? ”③由此可知当时心学与文学的关系尚未能进入大多数学者关注的视野。
不过，该时期哲学研究领域中对心学的研究，却为以后的文学研究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当时对心学研究的整体思路，是建立在“五四”所奠定的反儒家礼教基础之上的。其中嵇文甫出版于1943年的《晚明思想史论》特别值得注意。该书论述心学思潮大致分为王阳明时期、王学分化时期与狂禅派时期三个阶段。论王阳明时所强调的重心是：“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论王学分化则区分为左派与右派，而尤其重视以王畿与王艮为代表的左派王学，认为是他们将“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而狂禅派则以李贽为核心，所谓：“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④这就构成了晚明解放思潮发展演变的模式：王阳明发端、左派王学发展、李贽变异并影响到晚明之一班文人。与该书前后出版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几部著作，如嵇文甫《左派王学》(1934)、容肇祖《李卓吾评传》(1937)、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1949)等，大致均遵循这一思路。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代表该时期研究特点的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由于受到哲学研究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研究模式的影响，由嵇文甫所设立的心学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更改，即王阳明哲学因被定性为唯心主义体系而评价较低，于是淡化晚明解放思潮与王阳明心学的联系，更突出泰州学派的人民性与平民色彩，更强调李贽反圣教、反道学的战斗精神与平等观及个性说，当然同时也不忘一分为二地批判其唯心主义“彼岸”的禅学思想。
第三阶段：“文革”时期。此为上一时期研究模式的延续，只是更趋于极端而已，其突出特征在于以儒家与法家来区分心学思潮中的各派人物，如将李贽与耿定向的冲突说成是儒法二家的较量等，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与学术的整体进展，本时期的心学研究在向着20世纪上半期回归的同时，又有了新的进展。在此阶段，李泽厚的哲学与美学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他出版于1981年的《美的历程》一书，尽管有粗疏简略的种种不足，但却影响了中国大陆的整整一代学人，甚至波及港台学术界。该书在论及明代文艺时，将其分为市民文艺与浪漫思潮两个侧面，并以李贽作为联结二者的核心，同时突出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资本主义萌芽，认为李贽所代表的异端思潮“更鲜明地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它在经济领域是否存在尚可研究，但在意识形态似很明显)”;一是重新强调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认为“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他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①。因限于体例，该书未能对阳明心学本身加以阐述，而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则弥补了此一缺憾。这部书专设《宋明理学片论》一章，作者认为宋明理学经由张载、朱熹和王阳明，“是从自然到伦理到心理，是理学的成形、烂熟到瓦解，倒正是趋向近代的一种必然运动”。由于阳明心学“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包含有血肉之心与个体个性，从而使之更重情感与欲望，因而“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之道。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①。从中可以看出嵇文甫所设定的从王阳明到王学左派再到李贽的传统模式，但由于李泽厚将其与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文艺结合起来论述，加之作者运用其良好的理论思辨能力深入分析了“良知”的理论内涵与理论活力，从而在美学、文学批评史及文学史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可在不少学者的著作中看到李泽厚所提供的思路。另外，该时期还出版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的《宋明理学史》、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与《理学范畴系统》等著作，均不仅对阳明心学的论述采取了更为中性的态度，同时对于王学的各派理论也论述得更为深入详细，为文学研究界了解王学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哲学背景。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现在。这是心学研究走向深入与多元的时期，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如陈来的《有无之境》、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与《心学之思》、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李书增等人的《中国明代哲学》、龚鹏程的《晚明思潮》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等著作。其中尤其以陈来的《有无之境》最堪注目。该书不仅深入研究了王阳明心学中心与理、心与物、心与性、知与行、诚意与格物、良知与致良知、有与无等理论范畴，更重要的是作者以境界论阳明心学，概括出其求自得之乐的无我之境和与物同体的仁者胸怀，为理解王阳明的内心世界与王学影响下的士人心态提供了有效的诠释角度，并在某些地方已接近文学的诗意层面。台湾与日本学者著作在大陆出版，也为文学研究界理解心学增加了不少新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二十年中，文学研究界已不满足于只依靠哲学研究界提供成果来构成自己的知识背景，而是往往文史哲兼容，依靠自我的能力来进行打通式的研究，从而使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被置于更为圆融的位置。
注释
① 《中国大文学史》第72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② 第9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③ 第867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④ 第12页、第16页、第50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① 第234页,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① 第246页,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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