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识与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发展·汉魏六朝小说虚实相间的特性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影响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礼记·聘记》:“辞多则史。”郑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可见,在中国历史著述的传统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青史子》作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为密切。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汉书》和《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所谓古史34部、666卷,杂史72部、917卷,霸史27部、335卷,旧事篇25部、404卷,杂传217部、1286卷。这种分类其实非常混乱,但是,无论怎样分类,其中有许多后来称之为小说的著作,如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著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著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我们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喻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见宝鼎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可见,《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两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时代色彩。对此,以往的论著似乎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因为当时文人认为自己的修史,哪怕是野史,也是本着实录的原则,因此,我们所说的汉魏六朝小说,实际上,创作者并没有把它们视之为街谈巷议的无聊之作,而是非常认真,认为确有其事,才形诸笔端。因此,这些小说,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当的史料价值。对此,曹道衡《王琰及其〈冥祥记〉》有过精彩的论述,可以参看。这里就不拟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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