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史官史学·史官史家

传统文化·史官史学·史官史家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和有区别的。在最早的古代历史文献之一《尚书》中，有多处提到“册”与“典”。如《尚书 · 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形式的体制，其详情尚有待研究，它们同史官职掌是有关系的。《尚书》中还多处记载了“史”或“太史”的活动，如《金滕》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在这里要参与册祝、决狱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神职的性质。史官的这种性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 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前540)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他是 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他说过这样的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 · 昭公三十二年》)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左传 · 庄公二十三年》)这样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韩诗外传》卷七)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国语·晋语九》)。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秦王、赵王会于渑池。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汉书 · 艺文志 ·小学类序》)。

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 ～前110)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图51)。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32～92)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8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史通·史官建置》)。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事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置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之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相兼。

从史学的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大的方面，此即刘知几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一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换言之，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历代史官所不及的。这样的史家，先秦以孔子为代表。自汉迄清，代有其人，举例说来，如荀悦、袁宏、裴松之、范晔、萧子显、李百药、杜佑、王溥、刘攽、刘恕、郑樵、胡三省、马端临、王圻、王世贞、李贽、陈邦瞻、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马骕、谷应泰、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第一流作品。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杂传、野史、笔记、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这些史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148～209)撰《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 · 荀悦传》)《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南史·裴松之传》)补史官之失，这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隋书 · 经籍志二 · 史部后序》)。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林恩撰《补国史》，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1593～1657)所撰《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到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只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说到。仅此而论，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私人撰述。而其亡佚的部分比流传至今的部分，数量又大得多。

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刘知几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辨职》)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个人中，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几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史家的理论。3 000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