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乐府

词集。二卷。北宋苏轼(生平见《东坡七集》条)撰。东坡词现存约三百五十首，在北宋词坛上以革新的面貌引人注目。苏轼开拓了词境，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来言志抒怀、体物写景、说理谈禅，真正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他重视主体抒情，将情、志合一，早年所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一词，宣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胸襟抱负坦然流露;《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自抒“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烈情怀，自我形象分外突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二词更是传诵千古，前者借河山之雄奇、周郎之英武，抒发自己老之将至、一事无成的感慨;后者对月咏怀，逸兴遄飞，以对人间的热爱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因其意境之超旷，想象之奇丽，被称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其余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或写景物以寓理趣，如“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或藉咏物而托性情，如“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水龙吟·杨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中作》)，均感慨深沉，寄意高远，作者的人格精神宛然如见，无怪金代元好问赞曰：“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东坡还写了一定数量的农村词，如在徐州作的五首《浣溪沙》，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生动剪影，举凡黄童、白叟、蚕姑、织娘、卖瓜人，皆出现在词中，在北宋词创作中可谓别开生面。

苏轼词还开创了一代豪放词风，提高了词的格调和境界。有的词写得笔力雄健，有激昂排宕之势，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念奴娇·赤壁怀古》，前人评为“挟海上风涛之气”(《王士禛《花草蒙拾》)。有的词则显得清旷超逸，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念奴娇》(凭高眺远)等，都是“出神入天”、“逸怀浩气”之作。前人批评苏轼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乃是囿于以婉约为本色的陈见，正从反面说明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革新。当然，苏轼的婉约词也并不逊色，或幽怨缠绵，或妩媚韶秀，成就决不在秦、柳之下。

苏轼在词的语言和音律方面也有所创造。他以诗人句法入词，并常采择前人诗句和当时口语，如从己出，增加了文字意趣。他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隐括成《水调歌头》，为前人所无。他重视词前小序的写作，往往文采斐然，开后来姜夔写词序的风气。他敢于为发挥词的文学表现功能而突破音律的束缚，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

东坡词的非凡成就，对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第一个冲破“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藩篱，给专写儿女之情的园地注入了风云之气，开创了词史上豪放一派，南宋辛弃疾等人把词的创作推上了光辉的顶峰，归根结底，其功不能不归于苏轼。所以胡寅评价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酒边词序》)但《东坡乐府》中也有少量应酬游戏和描写女色的庸陋之作，有的太过直率，开了南宋豪放词人的粗豪叫嚣之风，不过总的来说是大醇小疵。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傅榦《注坡词》二卷，今存传钞本。现存最早的苏词集是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二卷，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即据此影印刊人。明毛晋汲古阁刻本《宋六十名家词》有《东坡词》一卷。清朱孝臧《彊村丛书》收《东坡乐府》三卷，前二卷首次为苏词编年，第三卷不编年。近人龙榆生据此本笺注，成《东坡乐府笺》，是目前较善之本。陈允吉以元刊本校以诸本，标点而成《东坡乐府》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