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建安派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建安派,是产生于汉末建安年间(196—220)的一个诗文流派。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矛盾尖锐、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俊才云蒸”、作家辈出,思想活跃、“诗章大盛”的时期。人们称这段时期的文学,叫建安文学。它是汉末魏初文学,是在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时间上不只限于建安存在的二十五年,大致包括了董卓之乱(从公元190年开始)到曹魏黄初、太和(220—233)这一段时间。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操在北方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全国许多贤才收罗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下为中心的建安派。这一流派除了包括“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㻛、刘桢),还包括祢衡、繁(po婆)钦、应璩、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訥、邯郸淳、杜挚、左延年、缪袭和蔡琰等,“盖将百计”(见钟嵘《诗品序》),其中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建安派的诗歌成就最大,他们使文人五言诗更成熟和繁荣,为七言诗奠定了基础。该派的创作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一、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五、七言诗为主要创作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真率地表达了人民要求天下统一、太平盛世的理想,对饱受乱离之苦的百姓深怀同情之心。

 二、情感悲凉激昂、格调清远严峻、言辞刚健明快,形成了“慷慨以任气”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三、善于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从多方面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以寄寓思想、抒发感情,做到了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四、爱用汉乐府旧调旧题写新的时代内容,通俗、质朴,富有民歌风味。

 五、散文和辞赋趋于清新、活泼,抒情气氛加浓。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派的创作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建安派的开创者和领袖是曹操。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原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为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就改姓曹。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到许县,他当上丞相,独揽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后又进位魏公,进爵魏王。他既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护和网罗了一批作家,一面提倡文学上的新风(倡导“建安风骨”),同时以自己富有创造性的诗文去开创一代文风,造成了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见钟嵘《诗品》)的局面。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三首,全是乐府歌辞,内容大多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其中有些记述时事的诗歌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如《薤露行》:叙述了董卓焚掠洛阳、祸国殃民的历史事实,描写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生活惨境,表达了诗人对东汉统治者任用非人以致奸臣误国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寄托了诗人想要平乱安邦的抱负。又如他的《蒿里行》:反映了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历史事实。诗人对联军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使生产遭受破坏、百姓遭受战祸的悲惨景象作了真实形象的描写,并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伤时悯乱的同情,对战乱制造者发出了强烈的谴责。由于写得真实感人,受到明人钟惺的高度评价:“汉末实录,真史诗也。”(见《古诗归》)

 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篇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都是诗人战争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

 曹操那些抒情言志的诗篇最能体现他的悲凉慷慨的特色。代表作有《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请看前者的开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诗人起笔即以悲凉的情调和比兴手法,发出了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的感慨。接着说明,自己的忧叹是因为年命将尽而壮志未酬,最后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作结,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自己求贤若渴,急欲招揽人才,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宏愿。这是一篇形象的求贤令,一反过去文人的传统写法:由慨叹生命短暂进而抒发消极遁世或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尽管本诗感时伤乱、跌宕苍凉,作者的心情错综复杂,但全篇的基调却是积极向上,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在《龟虽寿》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诗人以长寿的龟蛇起兴,形象地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生动地说明了生命有限而壮志无穷,人们应该在短暂的有生之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即使在曹操的写景诗中,也充满悲凉慷慨的浩然之气,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对沧海壮阔景象作了大开大合的生动描绘,既表现了作者囊括宇宙的宽广胸襟,又表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雄浑的气质。

 曹操的诗歌富有创新精神。他都是沿用乐府旧调旧题抒写时事,在形式上比较解放。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一种杂言体的挽歌,他却改为五言体,并用以“悯时悼乱”;又如两汉文人已很少写的四言诗,却在他的笔下得到“复兴”:他不仅吸取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还脱掉了风雅的旧套,对嵇康、陶渊明等影响很大。再如,他的杂言诗(见《对酒》)句式长短参差,采用质朴的口语,是典型的“以文为诗”。在艺术上,他的诗喜欢借用古籍中的现成词句,语言古朴,直抒心志,风格悲凉沉雄、清峻豪壮,在建安时代自成一家。由于他的开创和影响,使运用古题写时事成为建安派诗人的共同风气,还使写诗用典成为后代文人的习气。

 曹操的散文和诗一样,也富有创新精神。尽管大多是“令”、“表”、“书”之类臣僚日常应用文,文学色彩不浓,但却反映了曹操一生的思想言论、性格风貌。现存一百四十多篇,其中著名的有《求贤令》、《述志令》、《求逸才令》、《借贷令》、《抑兼并令》等等,大都只有几十字到百余字。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形式上脱去典雅的风气,往往信笔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不加雕饰,语言简约严明、自然流畅、条理清楚。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千字文(算最长的)坦率地抒写了他一生的心事和志向,充满自信地回驳了政敌的攻击,全篇通脱大方,毫无忸怩之态,一扫无病呻吟的文风,因而鲁迅曾经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继曹操之后,建安派的领袖是曹丕。曹丕(187—226),字子桓。他是曹操的次子,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曹操死后,他继承父业为丞相、魏王。不久就篡汉自立为魏文帝,年号黄初,在位七年多,政治上向往汉文帝式的“无为而治”。他博览群书,富有文才,“好文学),以著述为务”,“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见《魏志》)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典论·论文》,“惟有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编籍”。因此,当时邺下的文士,都以之为中心,纷纷致力于著述和创作。这对于促进建安派的发展壮大和建安文学的繁荣兴旺,起了积极的作用。

 曹丕现存诗歌四十四首,半为乐府,半为徒诗。他的诗以五言为主,还有四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其中,成就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诗。他善于摹仿乐府民歌,工于言情,语言明白如话,以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见长。先以五言诗为例,如《清河作》写对深厚爱情的向往,结尾可以看出《诗经》对作者的影响;《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之苦,表达了作者对不幸妇女的同情,诗中语如连珠、情调缠绵。《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之情,诗人采用比兴手法描绘了游子身不由己、流落他乡的凄凉境遇,诗中既用了“比兴”,又用了“顶真”,和前几首一样,在语言与表现手法上,都和汉乐府民歌相同。

 曹丕的代表作《燕歌行》描写了闺中少妇在凉秋月夜,遥望一河相隔的牵牛织女,不禁引起对淹留他方的丈夫的深深思念。全诗情景交融,心理描写细致、感情委婉真挚、语言清丽,每句用韵,一韵到底,音节和谐流畅。《燕歌行》两首是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成熟、完整的七言诗,它最能代表曹丕的诗歌风格。因此,曹丕对我国七言诗体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由于曹丕一直过的是贵公子、太子和帝王生活,又多与文人接近,诗的内容和境界一般比较狭窄,工于言情,流于纤弱;但他的部分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仍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陌上桑》和《善哉行》是悲行役之苦;《艳歌何尝行》是讽刺贵族游荡子弟;《黎阳作诗三首》(其三)、《至广陵于马上作》,描写了出师的盛况,显示了他要继承曹操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

 曹丕的杂言体诗也值得注意,如《大墙上蒿行》长达三百六十四字,句式长短参差变化(长的十三字,短的三字),灵活自由,在形式上有首创意义,对李白等人长篇歌行影响很大。因此,王夫之给此诗的评价很高:“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道为乐府狮象。”(见《古诗评选》)

 曹丕的散文包括书信和文论,也很有文采。书信以《与朝歌令吴质书》和《与吴质书》为代表,这两篇悼念亡友的文章,都吐属隽永、感情真挚、字句整饰、情文并茂,不失为优秀的散文。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回忆了昔日与徐幹、陈琳、应㻛、刘桢等人常在一起游宴赋诗的盛况,对照眼前的冷落情景,表示了深深的感伤,同时也公允地评价了建安诸子的为人和文学成就。全文典雅流畅、凄楚感人,其中骈偶句较多,读来很有节奏感。这些都对魏晋以后文人的尺牍和抒情短文有一定影响。有人认为它在书信发展史上,是由说理到抒情、由散文到骈文转变开始的标志。

 曹丕还著有《典论》一书,大多散佚不全。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典论·叙事》善于叙事,文中写到一些较量才艺的细事,都能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情景。《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论著,它广泛探讨了文学批评方法、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学的体裁和价值作用、作家的风格特点等问题,第一次提出“文本同而末异……诗赋欲丽”的观点;把文章当作经邦治国的工具,提高了文学的独立地位,鼓励作家进行创作,见解新鲜独到,文笔平易清丽,议论简明中肯,对魏晋以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建安派中,最负盛名的作家是曹植。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子,生前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曰“思”,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陈思王。他从小就爱好文学,“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很有才气,因而曹操曾认为他“最可定大事”,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见《三国志·陈思王传》),恃才傲物,加上曹丕等人的挑拨,遂失去曹操的欢心。曹操死后,他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先杀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丁訥,然后借故贬了他的爵位,赶他到封地;接着又不断变换他的封地,并派人对他严密监观;不许他参与朝政,还不许同其他亲王往来。特别是在任城王曹彬(他的亲哥哥)无故暴死后,他更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尽管他怀着报国理想屡次要求朝廷试用(见《自试表》、《杂诗》其五和《薤露行》)都不得允许,反而遭到更大的打击,使他在四十一岁时就“汲汲无欢”地结束了一生。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他二十九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公元200年前)他在邺城,生活较安定,又得曹操的欢心,这时的诗作多是表达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豪壮心志,充满昂扬、慷慨、开朗、豪放的情调。所写内容,正如谢灵运在《拟邺中集序》里所道:“但美遨游,不及世事”,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坐》、《箜篌引》等作品,都是他悠闲自得、流连诗酒的贵族公子的生活写照,内容不及后期深刻。当时只有《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等少数作品,接触了社会现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送应氏》(其一):

 


 ……垣墙昏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诗中沉痛地描写了洛阳被董卓焚烧后的残破景象,深刻地暴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了建安派诗人的主要倾向。

 由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在汉末动乱中随父征战,目睹了分裂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理想,所以他在《薤露行》中表示了愿为王佐的心志;在《鰕鳣篇》里则以鸿鹄自比,表现了对功业理想的热烈追求;在《白马篇》中借歌颂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精神,也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白马篇》善用比喻和对偶,讲究炼字、辞采华茂,充满乐观豪迈的精神,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曹丕称帝后,曹植因处于被猜忌、监禁的地位,诗中主要抒写了他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抑郁不得志”的苦闷,如《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和《七步诗》等。在《赠白马王彪》这篇代表作中,作者以章节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将自己的曲折复杂的情绪,一层层地逐步抒发出来,并将抒情、叙事和写景有机结合;诗中还用了不少比喻,充满激愤的情调。

 同时,曹植还写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同情妇女不幸遭遇的一些好诗,如《泰山梁甫吟》、《门有万里客行》,《种葛篇》、《浮萍篇》、《弃妇诗》、《杂诗》(其四)、《美女篇》等等,在后一类诗中,他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相间,曲折地表白了自己怀才不遇、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愤懑。

 此外,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如《王游》、《远游》和《游仙》等,内容虽然消极,却不是真的相信神仙,而是表示自己不甘作“圈牢之养物”,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想要奋飞到另一世界去寻求自由和解脱。

 总之,曹植后期的诗作,题材比前期广泛多样,概括的生活内容更充实丰富,风格转向隐曲深沉。在艺术上,他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的气韵,将五言诗体运用得很圆熟,扩展到无所不包的地步。他采用比兴、比喻、借代、象征等多种手法,来抒写自己的复杂感情,刻画人物的美好情态。他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起笔即以高屋建瓴之势,撑起了全篇:如《野田黄雀行》的首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杂诗》其一的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此林”;《赠徐幹》里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还有《七哀》里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些妙句都很为前人所称道。他还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等等,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见钟嵘《诗品》)的特色。

 曹植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他的散文和辞赋(有四十余篇)也独具特色。他的散文(“表”、“书”、“论”等)虽不如曹操的简约,也不象陈琳那样文字繁富、辞浮于意,而具有内容充实、“繁约得正,华实相胜”、“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等特点,代表作有《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前者既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章,又是对知己好友交换看法、倾吐抱负、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文中列举了许多例证,进行类比、对比,把道理说得形象生动,又深入浅出,因为写于前期,反映了曹植早期的生活理想和抱负,充满了乐观和自负。后文虽也表达了作者不甘闲居,执着地要求自试的理想,却和《杂诗》(其五)一样,都作于后期,因而流露出“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怨愤不平。

 《洛神赋》是曹植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赋中采用象征手法,假托人神恋爱的故事,寄寓了作者被迫离开朝廷,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全文描写生动细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抒情气氛,代表了建安时代辞赋创作取得的新成就。
 建安派的重要作家还有“七子”,因他们同居邺中,又称为“邺中七子”。“七子”中,孔融(153—208)最年长,也独具风格。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孔北海集》。今存诗八首,其中《杂诗》抒写了丧子的悲哀,真切感人。他的诗不如文,在《论盛孝章书》中,叙盛孝章的危困处境和希望曹操援引之意,情恳意切,确实具有“气辩骋辞,溢气坌涌”(见《后汉书·祢衡传》)的特色。

 综上所述,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实践、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加之两汉文学的发展,是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建安派的形成之主要原因。建安派的创作。对后来的诗人阮籍、左思、鲍照、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都有很大影响。陈子昂在反对齐梁绮靡诗风时,曾经标举“汉魏(建安)风骨”;李白在诗中写道:“自从建安后,绮丽不足珍”;白居易因受建安乐府的启发而提倡“新乐府”运动,……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建安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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