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派,是产生于汉末建安年间(196—220)的一个诗文流派。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矛盾尖锐、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俊才云蒸”、作家辈出,思想活跃、“诗章大盛”的时期。人们称这段时期的文学,叫建安文学。它是汉末魏初文学,是在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时间上不只限于建安存在的二十五年,大致包括了董卓之乱(从公元190年开始)到曹魏黄初、太和(220—233)这一段时间。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操在北方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全国许多贤才收罗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下为中心的建安派。这一流派除了包括“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㻛、刘桢),还包括祢衡、繁(po婆)钦、应璩、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訥、邯郸淳、杜挚、左延年、缪袭和蔡琰等,“盖将百计”(见钟嵘《诗品序》),其中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建安派的诗歌成就最大,他们使文人五言诗更成熟和繁荣,为七言诗奠定了基础。该派的创作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一、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五、七言诗为主要创作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真率地表达了人民要求天下统一、太平盛世的理想,对饱受乱离之苦的百姓深怀同情之心。
二、情感悲凉激昂、格调清远严峻、言辞刚健明快,形成了“慷慨以任气”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三、善于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从多方面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以寄寓思想、抒发感情,做到了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四、爱用汉乐府旧调旧题写新的时代内容,通俗、质朴,富有民歌风味。
五、散文和辞赋趋于清新、活泼,抒情气氛加浓。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派的创作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建安派的开创者和领袖是曹操。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原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为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就改姓曹。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到许县,他当上丞相,独揽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后又进位魏公,进爵魏王。他既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护和网罗了一批作家,一面提倡文学上的新风(倡导“建安风骨”),同时以自己富有创造性的诗文去开创一代文风,造成了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见钟嵘《诗品》)的局面。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三首,全是乐府歌辞,内容大多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其中有些记述时事的诗歌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如《薤露行》:叙述了董卓焚掠洛阳、祸国殃民的历史事实,描写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生活惨境,表达了诗人对东汉统治者任用非人以致奸臣误国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寄托了诗人想要平乱安邦的抱负。又如他的《蒿里行》:反映了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历史事实。诗人对联军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使生产遭受破坏、百姓遭受战祸的悲惨景象作了真实形象的描写,并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伤时悯乱的同情,对战乱制造者发出了强烈的谴责。由于写得真实感人,受到明人钟惺的高度评价:“汉末实录,真史诗也。”(见《古诗归》)
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篇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都是诗人战争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
曹操那些抒情言志的诗篇最能体现他的悲凉慷慨的特色。代表作有《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请看前者的开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垣墙昏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诗中沉痛地描写了洛阳被董卓焚烧后的残破景象,深刻地暴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了建安派诗人的主要倾向。
由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在汉末动乱中随父征战,目睹了分裂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理想,所以他在《薤露行》中表示了愿为王佐的心志;在《鰕鳣篇》里则以鸿鹄自比,表现了对功业理想的热烈追求;在《白马篇》中借歌颂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精神,也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白马篇》善用比喻和对偶,讲究炼字、辞采华茂,充满乐观豪迈的精神,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曹丕称帝后,曹植因处于被猜忌、监禁的地位,诗中主要抒写了他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抑郁不得志”的苦闷,如《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和《七步诗》等。在《赠白马王彪》这篇代表作中,作者以章节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将自己的曲折复杂的情绪,一层层地逐步抒发出来,并将抒情、叙事和写景有机结合;诗中还用了不少比喻,充满激愤的情调。
同时,曹植还写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同情妇女不幸遭遇的一些好诗,如《泰山梁甫吟》、《门有万里客行》,《种葛篇》、《浮萍篇》、《弃妇诗》、《杂诗》(其四)、《美女篇》等等,在后一类诗中,他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相间,曲折地表白了自己怀才不遇、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愤懑。
此外,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如《王游》、《远游》和《游仙》等,内容虽然消极,却不是真的相信神仙,而是表示自己不甘作“圈牢之养物”,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想要奋飞到另一世界去寻求自由和解脱。
总之,曹植后期的诗作,题材比前期广泛多样,概括的生活内容更充实丰富,风格转向隐曲深沉。在艺术上,他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的气韵,将五言诗体运用得很圆熟,扩展到无所不包的地步。他采用比兴、比喻、借代、象征等多种手法,来抒写自己的复杂感情,刻画人物的美好情态。他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起笔即以高屋建瓴之势,撑起了全篇:如《野田黄雀行》的首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杂诗》其一的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此林”;《赠徐幹》里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还有《七哀》里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些妙句都很为前人所称道。他还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等等,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见钟嵘《诗品》)的特色。
曹植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他的散文和辞赋(有四十余篇)也独具特色。他的散文(“表”、“书”、“论”等)虽不如曹操的简约,也不象陈琳那样文字繁富、辞浮于意,而具有内容充实、“繁约得正,华实相胜”、“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等特点,代表作有《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前者既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章,又是对知己好友交换看法、倾吐抱负、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文中列举了许多例证,进行类比、对比,把道理说得形象生动,又深入浅出,因为写于前期,反映了曹植早期的生活理想和抱负,充满了乐观和自负。后文虽也表达了作者不甘闲居,执着地要求自试的理想,却和《杂诗》(其五)一样,都作于后期,因而流露出“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怨愤不平。
《洛神赋》是曹植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赋中采用象征手法,假托人神恋爱的故事,寄寓了作者被迫离开朝廷,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全文描写生动细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抒情气氛,代表了建安时代辞赋创作取得的新成就。
建安派的重要作家还有“七子”,因他们同居邺中,又称为“邺中七子”。“七子”中,孔融(153—208)最年长,也独具风格。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孔北海集》。今存诗八首,其中《杂诗》抒写了丧子的悲哀,真切感人。他的诗不如文,在《论盛孝章书》中,叙盛孝章的危困处境和希望曹操援引之意,情恳意切,确实具有“气辩骋辞,溢气坌涌”(见《后汉书·祢衡传》)的特色。
综上所述,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实践、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加之两汉文学的发展,是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建安派的形成之主要原因。建安派的创作。对后来的诗人阮籍、左思、鲍照、陈子昂、李白和白居易等,都有很大影响。陈子昂在反对齐梁绮靡诗风时,曾经标举“汉魏(建安)风骨”;李白在诗中写道:“自从建安后,绮丽不足珍”;白居易因受建安乐府的启发而提倡“新乐府”运动,……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建安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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