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伟大的史学家为自己作传·太史公自序》鉴赏

《史记·伟大的史学家为自己作传·太史公自序》鉴赏

导语：

虽然司马迁说，从孔子往后五百年应该有“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的人，并试图撰写《史记》当此重任，但实际上《史记》成书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

司马迁父子生活在一个需要总结历史的时代——当经历了汉代一百年的兴盛后，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革，制定律令有萧何，军法有韩信，章程有张苍，礼仪有叔孙通，此外曹参举荐盖公谈论道家思想，贾谊和晁错彰明法家，公孙弘推崇儒家，这样的形势下唯有执掌史籍的司马氏还没有作为，若如此后世将无法了解其中的经验得失。

司马氏历来职掌天文和历史，尤其是提出《史记》设想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让司马迁更认为记述历史是他家族的责任。司马迁在《自序》中记述了父亲太史公司马谈的学术背景，以及他对六家要旨的见解，表明只有像司马氏如此的博学，才能够承担撰写这样一部“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当然，这部史书最为重要之处是“成一家之言”，这是光有博学所不能为之的。《自序》虽为《史记》的最后一篇，却是整部史书提纲挈领的文字，因此我们大可以移到开头先来读一读。我们需要记住：正是因为司马迁父子的天才和智慧，才使《史记》成为一部有立场、有态度的历史著作。

选文：

……

(司马)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①。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②江、淮，上^③会稽，探^④禹穴，窥^⑤九疑，浮^⑥于沅、湘;北涉^⑦汶、泗，讲业^⑧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⑨邹、峄;戹困^⑩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¹¹⁾为郎中，奉使⁽¹²⁾西征巴、蜀以南，南略⁽¹³⁾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¹⁴⁾事⁽¹⁵⁾，故发愤⁽¹⁶⁾且卒。而子迁适⁽¹⁷⁾使反⁽¹⁸⁾，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¹⁹⁾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²⁰⁾显功名于虞夏，典⁽²¹⁾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²²⁾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²³⁾歌⁽²⁴⁾文武之德，宣⁽²⁵⁾周邵之风，达⁽²⁶⁾太王王季之思虑，爰⁽²⁷⁾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²⁸⁾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²⁹⁾，史记⁽³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³¹⁾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³²⁾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³³⁾，请悉⁽³⁴⁾论先人所次⁽³⁵⁾旧闻，弗敢阙⁽³⁶⁾。”

……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³⁷⁾明世，正⁽³⁸⁾《易传》，继《春秋》，本⁽³⁹⁾《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⁴⁰⁾焉。”

……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⁴¹⁾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⁴²⁾。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⁴³⁾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⁴⁴⁾?”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⁴⁵⁾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⁴⁶⁾，《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⁴⁷⁾，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⁴⁸⁾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⁴⁹⁾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⁵⁰⁾，泽流罔极⁽⁵¹⁾，海外殊⁽⁵²⁾俗，重译款塞⁽⁵³⁾，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⁵⁴⁾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⁵⁵⁾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⁵⁶⁾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⁵⁷⁾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⁵⁸⁾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⁵⁹⁾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⁶⁰⁾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⁶¹⁾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⁶²⁾《周易》;孔子戹⁽⁶³⁾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⁶⁴⁾有《国语》;孙子膑⁽⁶⁵⁾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⁶⁶⁾，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⁶⁷⁾止，自黄帝始。

……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⁶⁸⁾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⁶⁹⁾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⁷⁰⁾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⁷¹⁾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⁷²⁾，而贾生、晁错明⁽⁷³⁾申、商，公孙弘以儒显⁽⁷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⁷⁵⁾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⁷⁶⁾其职。曰：“于戏! 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⁷⁷⁾之，故司马氏世主⁽⁷⁸⁾天官。至于余乎，钦⁽⁷⁹⁾念哉! 钦念哉!”罔罗⁽⁸⁰⁾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⁸¹⁾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⁸²⁾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⁸³⁾时异世，年差⁽⁸⁴⁾不明，作十表。礼乐损⁽⁸⁵⁾益⁽⁸⁶⁾，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⁸⁷⁾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⁸⁸⁾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⁸⁹⁾，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⁹⁰⁾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⁹¹⁾历⁽⁹²⁾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⁹³⁾，百三十篇。

〔注释〕 ①阳：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②游：游历。③上：前往。④探：探测。⑤窥：观察。⑥浮：乘船航行。⑦涉：渡水。⑧讲业：讲习儒家的学业。⑨乡射：在地方(参加)射礼。⑩戹困：遭遇困苦。(11)仕：做官。(12)使：出使。(13)略：视察。(14)从：跟随。(15)事：帮助。(16)发愤：烦闷。(17)适：恰好。(18)反：通“返”。(19)先：祖先。(20)尝：曾经。(21)典：主管。(22)续：继承。(23)论：讲述。(24)歌：赞颂。(25)宣：发扬。(26)达：通晓。(27)爰：通“援”，援引。(28)则：遵循。(29)兼：兼并。(30)史记：史书。(31)废：荒废。(32)念：记住。(33)敏：聪明。(34) 悉：全、都。(35)次：编订。(36)阙：遗漏。(37)绍：接续。(38)正：修订。(39)本：根据。(40)让：推辞。(41)垂：留传。(42)法：准则。(43)序：按次序排列。(44)明：阐明。(45)至：极致。(46)盛：兴盛。(47)隆：繁荣。(48)推：推崇。(49)刺讥：讽刺。(50)穆清：上天。(51)罔极：无边无际。(52)殊：不同。(53)款塞：叩塞门。(54)掌：掌管。(55)灭：除尽。(56)堕：毁弃。(57)作：创作。(58)论：讲述。(59)幽：囚禁。(60)惟：思考。(61)遂：完成。(62)演：推演。(63)戹：(使)困窘。(64)厥：乃。(65)膑：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剔去膝盖骨。(66)郁结：思虑积于内心。(67)麟：汉武帝获麟之事。(68)拨：废弃。(69)申：陈述。(70)文学：礼乐教化。(71) 间：不时地。(72)黄老：无为而治。(73)明：阐明。(74)显：显扬。(75)靡：没有。(76)纂：通“缵”，继承。(77)典：掌管。(78)主：主管。(79)钦：恭敬。(80)罔罗：即“网罗”。(81)原：推究。(82)考：查核。(83)并：相同。(84)差：差别。(85)损：减少。(86)益：增加。(87)承：抵制。(88)拂：通“弼”，匡正。(89)俶傥：同“倜傥”，不拘小节。(90)副：副本。(91)述：记叙。(92)历：经过。(93)讫：完毕。

鉴赏：

《太史公自序》是对洋洋洒洒逾五十二万字《史记》的总结。这篇文章作于《史记》成稿之后，然而阅读《史记》，却可以将这篇文字提到开头，因为《自序》里有司马迁的自传，讲述了《史记》的撰写缘由;同时这也是《史记》提纲挈领的文字。

司马迁有着骄傲的身世，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担任汉朝的太史公一职。在中国古代，史官地位相当高，司马迁在追溯史官传统时，首先提到颛顼时期“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是承担天地交流重任的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功用从沟通天人，逐渐转变到了人事方面。所谓“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就是指阐明历史的治国得失，辨正人伦纲纪。于是，历史的智慧和现实价值得以体现，这也是后来历代以史为师、以古为鉴观念的形成根源。

司马迁立志撰写史书，很大程度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司马谈的未竟事业，是由于历经秦朝一统天下的大变革，继而目睹诸多“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取代秦朝的统治后，所以试图将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记载下来。否则，不能不说是史官的失职。在司马氏父子看来，春秋时期王道缺失，礼乐荒废，孔子修订《春秋》，起到“乱臣贼子惧”的效果，这是史官的职责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司马迁续修历史，自比孔子，称“小子何敢让焉”，即自己不敢谦让的意思，让后来的扬雄和孙盛等人感觉他好像有点不自量力。其实这正体现出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即便遭到如“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困境，也终于发愤完成著述，以垂后世。

历史的智慧，在于博古通今，这在司马迁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博古，不只是全面了解过去，还要加以总结提炼。《史记》篇幅不过百三十篇，要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涵盖上古三代直至汉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宏大的历史观。司马迁采用的体例，源于先秦古书，同时加以改造。《本纪》用以构建历史框架，《表》用以梳理时代脉络，这都还不算难事。但是能够慧眼独具，选取立足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八《书》，从《礼》、《乐》到《河渠》、《平准》，由古及今，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涉及。这就殊为难得。最为可贵的是《世家》和《列传》，要在蔚为壮观的古人名录中挑选出几百名幸运儿，而凭着《史记》，这几百人的事迹便从此刻入汗青。司马迁拟定《世家》的入选标准是“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而孔子俨然在列;《列传》的入选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诸如刺客、循吏、游侠、滑稽之类，也无一漏过。博古，而后能够恰当地臧否人物，凝练教训，一则则看似简短却一语中的的“太史公曰”才是司马迁史学功力的真正体现。

至于通今，则是历史的又一智慧。如果只是搜罗材料，编撰远古的历史，那还较容易做到。司马氏父子所做的却不止于此，而是有更为宏大的构想。可是叙述秦汉时期的历史变局，甚至一旦触及到作者生活的时代，那就免不了与当前的思想文化产生冲突。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同样面临着如何撰写当代史这一问题，他不得不借用与上大夫壶遂的一席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是为了避免“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的尴尬，既然帝王是圣明的，臣子是贤良的，那么为何不该记载下来流芳百世呢?虽然司马迁再三强调他与孔子为了“拨乱世反之正”而编纂《春秋》的动机不同，但是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既然司马迁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那么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的历史精神也是理所当然地被继承的了，所以也就勿要责怪他秉笔直书了。这虽是司马迁的障眼法，却也是历史学者的无奈。

孔子卒后五百年里，列国的史官虽然一直在勤奋地记载历史，但是没人有能力跨越时空地审视历史。司马迁做到了，他也开启了后世纪传体史书的修史传统。可是，作为“二十四史”中涵盖历史时代最长的一部史书，虽然司马迁博古的史学才能被后世史学家完整地承继了，然而通今的历史精神却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