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文地理的利用·天官书》鉴赏

《史记·天文地理的利用·天官书》鉴赏

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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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候^①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②。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③饮食，发^④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⑤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⑥，小雨，趣^⑦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⑧，课^⑨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⑩，疾胜徐⁽¹¹⁾。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 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 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¹²⁾。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¹³⁾。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¹⁴⁾雪若寒，岁恶。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¹⁵⁾数⁽¹⁶⁾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¹⁷⁾正月。月所离⁽¹⁸⁾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¹⁹⁾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²⁰⁾土炭，炭动，鹿解⁽²¹⁾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²²⁾晷景。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²³⁾尝不历⁽²⁴⁾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²⁵⁾而明⁽²⁶⁾之，内⁽²⁷⁾冠带，外⁽²⁸⁾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²⁹⁾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³⁰⁾矣。所见天变，皆国殊⁽³¹⁾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³²⁾异而说不书⁽³³⁾。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³⁴⁾。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³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³⁶⁾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³⁷⁾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³⁸⁾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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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³⁹⁾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脩德，月变省⁽⁴⁰⁾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⁴¹⁾诈者亡。太上⁽⁴²⁾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⁴³⁾无之。夫常星之变希⁽⁴⁴⁾见，而三光之占亟⁽⁴⁵⁾用。日月晕适⁽⁴⁶⁾，云风，此天之客⁽⁴⁷⁾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⁴⁸⁾矣。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⁴⁹⁾令。

〔注释〕 ①候：占验。②萌：产生。③会：聚会。④发：发散。⑤集：总结。⑥为：成熟。⑦趣：同“促”，迅速。⑧对：抵消。⑨课：考核。⑩亟：短暂。(11)徐：缓慢。(12)败：歉收。(13)起：复苏。(14)雨：落下。(15)比：连续。(16)数：计算。(17)竟：从头到尾。(18)离：经历。(19)宜：适合。(20)县：通“悬”。(21)解：脱落。(22)决：确定。(23)曷：何。(24)历：观察。(25)绍：继承。(26)明：发扬。(27)内：亲近。(28)外：疏远。(29)法：效法。(30)尚：久远。(31)殊：不同。(32)纪：记录。(33)书：记载。(34)著：明了。(35)贵：看重。(36)更：交替。(37)暴：欺凌。(38)因：针对。(39)见：同“现”。(40)省：反省。(41)饰：虚伪。(42)太上：最好的。(43)正下：最下。(44)希：罕。(45)亟：屡次。(46)适：通“蚀”。(47)客：暂时。(48)备：具备。(49)奇：奇异。

鉴赏：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必定与人世间有所联系。中国古代所谓“天”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还包含着一些难以言说的超自然力量。例如，“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先秦典籍即蕴含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孔子作《春秋》，其中就有大量关于气候灾异的记载。古人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世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不仅主宰着国家和王朝的命运，而且赐予人类以吉凶祸福，指导着民众仁义礼智的本性，因此“天”又是人们应当敬畏、侍奉的对象。“天人合一”，就是以“自然”、“超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思考整个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在《史记·天官书》中，整个宇宙与人世间是相互对应的，“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总之，天有什么，人也有对应的什么，人世间的一切都能与宇宙产生感应，人类的精神更是与自然互为一体。而在中国古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君主在人世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当最高统治者，也是由上天决定的，即所谓“君权神授”。君主根据上天的意志统治天下，即为“天子”。这个上天又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具有人的形象，而是茫茫的天穹。《论语·阳货》有云：“天何言哉?”既然不具人形的“天”不能说话，那么它可以任由人们去猜测、去想象、去塑造。于是，一些思想家力图证明自己体会到了上天的意图，以“天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例如，孔子认为君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人世间的灾异就是君主失德而引发的。“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国君必须“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上博简·鲁邦大旱》)。“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就是司马迁同时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因此，人的道德行为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与天相互感应，“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而“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作为“德侔天地”的皇帝若是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谴责。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是有人格神的皇天上帝，也是自然与道德的客观存在。董仲舒论证“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大一统的世界，而“天人感应”学说，既为君主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也限制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壮游回京，受学于董仲舒，同时担任其父太史令司马谈的修史助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影响，并以批判的精神对其学说作了改造。在远古时代，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皇帝施政要遵从天意，必须通过史官来询问上天。因职责所在，“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也是一位通晓天象运行规律的天文学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曾与唐都等人共同制订了“太初历”。况且，史官通过掌管文书、熟悉典故，已成为施政者的咨询对象，并负责把人神沟通的讯息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司马迁的眼中，史官不仅是为时代修史，更是在为宇宙修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综述事物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更应该是一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脉络的伟大作品。

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人无法解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因此早期的天文学与星相占卜术是密不可分的。秦汉之际，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史记·天官书》中有大量灾异怪变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若是剥去“天人合一”思想迷信的外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则是关于人与宇宙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精神理性和自然世界的统一问题。西方文化强调人类要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不能超越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