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窗异草》解说与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萤窗异草》解说与赏析

庆兰



清代乾嘉间诗人、作家长白浩歌子著《萤窗异草》共三篇十二卷,计一百三十三篇,共二十余万言。别有四编四卷,乃伪作。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各编分别有梅鹤山人、清和月古吴缕馨仙史、仁和许康甫作序。然所谓“武林随园老人评”,人多疑其附会。

长白浩歌子,真名庆兰,字似村。满州镶黄旗人,姓章佳氏。家世三代簪缨,俱登宰辅。其祖尹泰,雍正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其父尹继善,雍乾两朝,曾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其兄庆桂,嘉庆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保。可见其门第之高、家世之隆。时人尝云,以似村之才、之学,稍有志于功名,取显秩如拾芥。然而他却无意功名,仅以诸生出身,独居僻巷,以避车马,耽于吟咏,留心绘事。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四一载,他“独构老屋数楹……作小书室,环种以竹。性喜诗,每风清月白,抱膝孤吟,觉诗韵书香与竹声相应答,令人作秋水伊人之想”。

庆兰幼年时,父亲官两江总督,曾随任居金陵,以诗见许于袁枚,并与袁枚结下了深厚友谊,其后数十年书简往来,从不间断。在袁枚“性灵”说影响下,其诗以风韵见长,著有《绚春园诗钞》。另有一些诗作,被当朝诗人、两江总督铁保选入《熙朝雅颂集》。

他一生过着清寂的生活。据铁保回忆:“余与似村交最久,每过访,一鬅头婢应门引入室。见主人不衫不屣,案头诗一本,窗间竹数竿,别无长物。烹新茗一瓯,味极佳,不留饮,亦不答拜,曰:‘我无车马僮仆也。’ 其交游之落落如此。”以其显贵的出身,弃功名如敝屣,视利禄如浮云,而终以布衣身份,酷爱诗画,热心创作,仅五十余岁便离开了人世。铁保作《八旗通志》总裁时,将其列入《儒林传》。

庆兰虽孤芳自赏,然一贵介公子,品性高洁,钟于艺术,实在难能可贵。清代诗人张维屏对其品行高度赞赏,在《湖海诗传》中云:“似村爱兰而北地无兰,取以自名。”以兰为名,似有效法屈子之意,不流世俗的性格可见一斑。在《墨香居画识》中曰:“似村耽吟咏,画笔亦洒落无尘。”对其诗画风骨情韵给以高度评价。特别在《松轩随笔》中写道:“似村有句云:‘作客情怀君已惯,典衣风味我才经。’以贵介公子犹尝此味,何况我辈。”对他安于贫苦、不辍笔耕的精神,十分赞许。

庆兰在人们热衷于科举、汲汲于功名的封建盛世,又出身鼎族之家,却无视科举,粪土功名,其处世哲学,可谓上承魏晋人物,下继元明唯情论者、特别是反对汉宋理学、倡导人性解放的汤显祖、孟称舜、蒲松龄等作家,对他的思想的形成,有相当深刻的影响。通观其《萤窗异草》,似乎是《聊斋志异》的续编,大部分篇幅体现了唯情论思想,不少华章佳构,不乏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的光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节“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说:“若纯法《聊斋》者,时则有吴门沈起凤作《谐铎》十卷……,他如长白浩歌子之《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所言大体恰当。

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萤窗异草》的《提要》说:“全书大段似仿《聊斋》而典而不俗,繁而有致,空中楼阁,平视侧看唯恐其尽,较之仓山一老随笔挥写之《新齐谐》不啻小巫之见大巫。”此论指出了《萤窗异草》与《聊斋志异》、《新齐谐》 的相似之处。从创作态度上看,长白浩歌子似乎有别于袁枚的 “戏编”,在构思上更加用力;然在立意、经营、刻镂琢磨上,终于赶不上蒲松龄《聊斋志异》功力之深。

作为“志异”性质的小说,它的表现形式同《聊斋》的骋驰幻想是一致的。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神仙鬼怪、花妖狐魅;所描写的环境,或蟾宫仙界,或荒陬冥间,或梦中幻境,或世外桃源。表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虽托意深远,但都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梅鹤山人在《萤窗异草》初编序中说:“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迹索隐,文不必嫌夫诡奇。”并说它是“仰《齐谐》为谈宗,慕《虞初》而志续。”又说:“其搜求典坟,博览载籍,引今证古,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对它的寓意与寄托做了必要的揭示,对它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实,它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并不在搜求典故、博览载籍、引今证古、发为伟论上,而主要体现在那些塑造了鲜明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见解和进步世界观的生动故事中。这些或赏心悦目、或凄艳悲绝的故事,可以说是作者精神苦闷的象征,是他正在觉醒着的人性的呼喊,同时又是他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渴求,而这正是贯穿于《萤窗异草》这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所在。

长白浩歌子自幼结识了提倡自由地表现“自我”,表达真性格、真情感的著名诗人袁枚,深受其“性灵说”影响;同时在蒲松龄那人鬼狐妖的自由世界里获取巨大的精神营养。袁枚的“性灵说”,虽然作为一种诗论出现,但它来自左派王学的反理学精神和李贽的“童心说”,明显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充满反礼教精神,而且响彻了人性解放的呼声。步袁枚与蒲松龄后尘的浩歌子,尽管创作的深度与广度赶不上袁、蒲,却与他们弹奏出了同样的时代音响。

承认并尊重个性,是人的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是一个在社会桎梏下呻吟的时代儿。挣脱社会桎梏,要求个性解放,几乎是历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然而也是他们的一个“古老的悲哀”。在清代,袁枚呼出了他的悲哀,可惜他只在风花雪月、闲情逸致中寻求“自我”与“真性情”;蒲松龄较袁枚进了一步,他是带着强烈的不满乃至愤懑发出了富有激情的呼吁的。浩歌子效法蒲松龄,并以同样的形式与主调发出了呼喊,但与蒲松龄却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创作心态的不同。因其出身所限,使他的生活经历受到限制,思想深度受到影响。在反映人性解放这个伟大主题时,带上了鲜明的贵介公子的感情色彩。如果说蒲松龄的创作心态是更多的关注现实、关注他人的话,那么浩歌子的创作心态,则更多的是“自我抒解”。他的创作动机,并不像蒲松龄那样因生活遭遇中的是非善恶激起了身世之感,从而感喟万端,发为创作,以儆于世;而更多的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感情与意志、理想与非理想之间的矛盾或是追求真善美的愿望激起的创作激情,当然也有因人际间的碰撞产生心理倾斜之后,想通过创作表明个人在家庭、社会乃至宇宙中的地位、以寻求心理平衡的动机。

对富有个性解放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最能拨动其心灵之弦的有两大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用人制度,二是爱情与婚姻。封建科举制度,对他们的个性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摧残。浩歌子对封建科举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厌烦态度,对含辛茹苦的庸儒报以辛辣的嘲讽。三编内的《秋露纤云》,对戕害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作了酣畅淋漓的讽刺,并通过书仙侍儿秋露、纤云之口阐明了个人对治学及作人的态度。故事中的郁生,购买废园,折节读书,摒绝燕游之朋、谈宴之举,就连夫妻间也少通言笑,然而却少有长进。后来秋露、纤云与之邂逅,通过“义奥笔妍”、“别一艺趣”的文字交往,使其茅塞顿开,大有长进。秋露曾批评郁生说:“君固有志图南,惜乎重染腐习,将不免为斥鷃笑。夫欲成不世之才,原不关数行闱墨,矧务举子业以冀首肯于朱衣……奚必青灯独宿,皓首穷经?”并劝其摒弃陋室,别构名园,快目爽心,自足伐毛洗髓。从此酒兵茗战斗于宵,锄花种竹娱于昼,丝竹之声盈于耳,闺房韵事享于室。不久便觉心体流通,不啻脱胎换骨,成为清庙明堂之器。秋露、纤云“化钝为灵”、“化板为活”,挽救了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作者通过秋露、纤云之口,不仅表达了治学见解,而且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有真性情的人的人生理想。

爱情与婚姻这个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是检验人们个性及人生态度的试金石。具有进步思想意识的浩歌子,对封建婚姻明显地抱着天然的怨恨。在他的笔下,通过众多的爱情与婚姻的描写,表现了自己进步的爱情婚姻观。不仅反映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古老的主题,赞美了一系列“郎才女貌”的美满结合,而且以饱蘸激情的笔,热情讴歌了爱情的忠贞、痴情以及为获得自由爱情而舍生忘死的追求精神。初编内的《痴婿》,某家女貌美性慧,然而命运不济,十三岁父母双亡,寄居伯兄家,伯兄嫂以女为奇货可居,以百金聘于某巨家一痴儿。这位不幸女子没有向命运低头,她像《聊斋》中的小翠一样,柔肠千转、含辛茹苦,耐心调教男人,终于开启了他的性灵,使他既通人性,又有温情,夫妻琴瑟调谐,成了幸福的一对。三编卷4《卢京》,描写了两个情痴。优者卢京,名震京都。在京候选的某穷孝廉痴情于她,每场不避远近,不吝钱财,必往观看。“其来也,若睹名画注目不移;其去也,若送飞鸿,神往不已。一颦一笑皆随之”。场上名角纷沓,然而孝廉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非卢莫属。卢年余始觉,先是窃笑,久而奇之,终为孝廉笃诚所感,而决然弃其所业,甘心以歌舞独奉孝廉,以谢相知。《聊斋》有情痴孙子楚(《阿宝》),以情痴而获得阿宝的爱情。这里有两个情痴,皆以痴情而获得心灵的满足,表现了“爱情以相知为重”的进步爱情观,比那些描写“郎才女貌”的作品似乎更深刻。在封建社会,进步的青年男女,常常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付出极高的代价。浩歌子对此抱以极大的同情。初编内的《贾女》,贾女貌美,善琵琶,自选情人。其父盛怒之下将其裸而纳诸棺,生埋之。女死后强梁,仍与梁二哥琴瑟友之。三编内的《秦吉了》,某婢因私许梁生被主人鞭后生埋,梁生蹈发冢之嫌,冒开棺之罪,救活某婢,终成伉俪。对这些经过生生死死的斗争终于获得爱情幸福的情男情女们,作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心。

在对男女爱情的描写中,浩歌子不惜以浓墨重彩歌颂妇智、妇德。在众多的男女主人公里,塑造了一批可歌可泣的妇女群像。有的温柔体贴,有的美丽善良,有的才华出众,有的智勇过人,有的天真活泼,有的性格泼辣,有的则敢作敢为,敢于自我牺牲。如《秦吉了》中的灵鸟秦吉了,为了玉成人事,以死殉之,羽族侠气,感动人寰。这些在幸福面前不怯步,在命运面前不低头的女性们的作为,对匍匐在封建礼教下的人们不是可以振聋发聩吗!

在婚姻问题上,赞美自由与解放,势必与封建伦理相抵牾。封建伦理的核心是一“孝”字,在浩歌子的笔下,“孝”字受到一定程度的嘲弄。尽管这种嘲弄是颇为温和的,但毕竟是对封建伦理投过了蔑视的一瞥,低吟出封建叛逆的声音。三编内的《宜织》,柳生与宜织相爱,父母却给他选了陆家女作配偶。他为了得到宜织,竟花钱买通一位算命先生,说陆女命中克死公婆,以此逼迫陆家退婚。柳生以行孝为名行破孝之实,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在那样环境中所能采取的合法方式的斗争。作者以欣赏和庆幸的笔触,津津乐道地描绘了柳生计谋的得手、欺骗的成功。这难道不是对封建伦理的公开蔑视和否定么!

家庭伦理之外的婚外情爱,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存在于各种社会中。浩歌子的笔也伸向了这一领域。文艺作品,反映封建社会婚外生活的内容,多是纳妾、狎妓之类生活题材的艺术再现。但在浩歌子的笔下,却大部分是反映爱情婚姻斗争为内容的,它们与那些未婚者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一样,体现了他进步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浩歌子对狎妓、调娼的浮浪男子做了无情的批判。三编内的《萧翠楼》中的萧公子,恒居妓馆,玩弄女性,从而受到冥间惩罚。鬼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生勾其魂到冥界充作男娼,使其倍受凌辱。这无异于给淫棍们的一记灵肉鞭笞。而对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的婚外恋,却以浪漫的笔调、艳丽的色彩、细密的抒情,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刻画,构成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这显然是他主张自由解放的爱情婚姻在那个时代的曲折反映。对此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适宜的。

《萤窗异草》除赞美了合理的取士制度、理想的爱情婚姻外,还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初编内的《翠衣国》有这样一段文字:“宫殿巍峨,城郭富丽,人无贵贱,皆衣翡翠裘,海中第七岛翠衣国也。……国王识礼义,通阴阳; 上大夫必能诗;中大夫必能曲; 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给为才。”这实际是儒家所称道的尧舜政治的艺术再现。如果说“人无贵贱”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的话,那么,以“捷给为才”,必能诗、能曲、能言者为用,则反映了作者在用人制度上的平等思想。这于出身贵族、其兄又是以捐官发迹的浩歌子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呵!

《萤窗异草》有不少篇幅记述了琐闻轶事,虽然是“不避杂芜,率意经营”,类似袁枚的《新齐谐》,但并不像袁枚所说“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感而发”。而是大部分篇章都有所讽喻,还有一些不乏深远的寄托。



《萤窗异草》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是激起作家创作的动力,浩歌子也不例外。他虽然出身于富贵之乡,却独居僻巷,不求闻达,与世人落落寡合,盖因在他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个远远超出于现实的更高的人生理想。他的理想属于 “对自身本质的认识与尽可能多的占有”这一人性解放的伟大主题。他勤苦的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并在理想的表达中进行“自我的抒解”,以寻求被现实挤得倾斜了的心理的平衡,以便将自己的心灵安置在自我认可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中。笔墨重点多半是在想象中抒解现实的积郁,表现个人内在的情愫与冲动——这便形成了《萤窗异草》的主要美学特征——富有“灵性”。

浩歌子数十年与袁枚邮简往来,诗歌唱和,属于性灵派的一位诗人。他的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性灵派诗人的气质,使他的小说富有诗意的、自然的美。他的每一篇微型小说,一般都不平铺直叙,而有精巧的构思。三编卷1《挑绣》,一笔写二痴,男痴敦厚,女痴情浓,各有特色,属于双线式叙述,有效地压缩了时空,内部结构呈现逻辑排列的布局,胜过巧合的堆砌;初编卷4《夏姬》,以淫丧命,事关闺闱,特为曲笔,采用龙门叙事法,先略陈于前,再于中间点染,微露破绽,最后揭示原委,呈现委婉之姿;二编卷3《定州狱》,一系列的人物与事件,皆系于一双绣鞋。某女的丈夫以鞋肇事,某恶少因鞋取祸,定州太守以鞋断狱,轻巧而略带幽默;初编内的《郎十八》,以一首诗为故事线索,在文中出现四次,每次出现都各有用意。经过前次的铺垫,第四次才呈现全貌,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收到“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所有这些,新巧处而不使人觉其弄巧,用力时而不使人觉其着力。新鲜的立意与优美的形式相结合,精美而不破坏自然,浅易畅达而无雕琢之痕,造成一种“味欲其鲜,趣欲其真”的诗化的自然美。

《萤窗异草》虽然同《聊斋志异》一样,多取材于鬼怪狐魅,然而作者却不着力于超自然的离奇情节的经营,倒是精于人性化的描写;竭力减少故事渲染及有意营造的悬疑、减弱戏剧化与神秘气氛,而精心于诗意的意境的创造和人物心态的揭示,从而在笔墨间流露出类似于《庄子》浪漫色彩较浓的篇章中那种哲理性散文的“感兴”与“笔致”。如首篇《天宝遗迹》,刘瑞五力排众议,搜奇探险,终有所获的故事,将读者带进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那样富有哲理之思的境界之中,难怪托名随园老人的评者说:“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然曰喜事多奇,兼饶胆识,方可与此,则已得山水三昧矣。”初编内的《落花岛》对落花岛的描写:“山径皆落花,约寸许,特无隙地。踏花前进,滑软如茵褥,而香益袭鼻。……环瞩皆茂树合抱,花即生于其上。细玩之,诸色俱备,浓淡相间,香如庾岭之梅,而馥郁过之。有存于树杪者,则低枝似坠,绕干如飞。亦多含苞欲吐者,意盖四时咸有焉。……即山之层峦叠嶂,亦隐现花中,不以全面示人。”将青年人的理想的爱情生活放置在这样花团锦簇的境界之中,简直是一首动人的爱情诗。《萤窗异草》的环境描写,一般都不事铺张,不求形似,常常三言两语,点睛而已。初编内的《昔昔措措》,描绘苗乡景致:“一日迷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鸟道,良久,始逾绝险。远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当路,犹须循岸而行 ……俄见对江有水筏,一人以长竹为擢,荡漾而来。”《柳青卿》描绘仙居:“须臾至一处,朱门洞辟,饰以金玉。有石兽二,高丈许。两楹燎巨烛,毫发毕见。又入之,回廊曲槛,皆悬绛纱笼,院中花竹森秀,清芬袭人。” 这样的文字,不作繁缛的形象描绘,只求勾画境界,颇得中国山水画“传神”之妙,成为构成小说诗情画意的重要笔墨。

《萤窗异草》刻画人物颇近魏晋笔法,简于外形描绘,而注重神情刻画,常常用极精约的笔墨传神写照,使人物神情毕现,栩栩如生。初编内的《柳青卿》,狐女柳青卿与戴敬宸相爱,戴伟躯硕腹,浓髭满颊。柳不愿以其丑相示家人,然众姊妹执意要见,柳只好以革复戴面,使戴“面部顿清,复无扰扰,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众姐妹一见颇为敬慕。然戴性情豪放,不拘小节,酒后失言,露了马脚。“众姐妹笑剥其革,划然有声,甫及颏下,而庐山之真面目出。众美凝睇,乱草横生,飞蓬满目,不禁捧腹绝倒。”“乱草横生,飞蓬满目”,令人 “捧腹绝倒”数语,将一个满面髭须的硬汉形象点染得神情毕肖。



勿庸讳言,《萤窗异草》内容庞杂、瑕瑜互见,有不少不健康的东西。书中宣扬的“因果报应”、“宿命论”,儒家的“宗嗣”思想等落后意识,读者一目了然,无需一一指出; 而对其“妇女观”及“情爱心理”上流露出的不健康因素,读者则须仔细留意。作者笔下的女性,其智勇、其侠义、其胆识、其才干往往超过男子,表现为进步的妇女观,可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她们的一切优点描写成为男子服务的东西,表现出“大男子主义”思想。特别在两性生活上,不时流露出男子中心的情爱心理。不少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女郎,似乎专为情爱而生,她们不明来历,飘然而至,与男子欢洽之后,溘然而去。来时不向男人提任何条件,也不索取任何报酬,去时不给男人留下任何麻烦或难题;她们个个都是妙龄佳丽,充满着青春的欲望和生命的活力,在追求情爱的欢洽时,都比男人主动、大胆、殷勤而热情。这些固然带有理想的、纯洁的爱情色彩,但是只让她们服务于男人,总不能不说是男子中心观的反映。更值得探讨的是,她们或不荐自来,或互相介绍,或二女同享一男,或群牝共事一雄,这既有妻妾制的阴影,也是倜傥男人风流自赏心理的自然流露。还有一些作品,在呼吁人性解放的主题之外,夹有人间欲望的满足感。运用奇特的想象,或在幽室、或在冥间、或在梦中、或在幻境,通过各种方式的际会,在今生获得“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的那样一种超现实的满足感。这似乎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意识但却失去了功名利禄的多感文人,精神苦闷的宣泄和心灵空寂的补充。当然,对待这样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我们只提醒读者仔细留意,而不便做多余的判断,因为对它做出任何粗疏或简单的评价都会欠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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