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为总商①四十年，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灾赈，兵河饷捐，上官有所筹画，春皆指顾集事。
【译注】
①总商：也称商总，为清政府在垄断行业特许商人中指定为首领的殷实商户。嘉庆年间在广州十三行中设立总商，总理洋行事务。道光以前在盐商中也有总商。
这句话的大意是，江春做总商一职四十年，当国家有大典礼、赈灾、募捐等活动的时候，只要上级官员有所筹划，他一定积极参与、完成这些事。
辑自英杰《续篡扬州府志》卷15《人物志七·流寓》。
【感悟】
乾隆中后期的盐务总商江春由于捐输报效频繁，财力日渐消乏。乾隆三十九年（1775），弘历可怜其家产消乏，加恩赏借库银三十万两，让他作本生息。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徽商这种不顾个人财力无私地资助公益事业的行为，值得称许。
【故事链接】
自明中叶以来，许多徽商都采取主动“输献”的办法，打理好与官府的关系。据《明神宗实录》卷36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2），两淮税监鲁保“进银内”库，其中“税银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引价银五万六千两，补解银七百五十两，输献吴时修等银九万两”。明代的“输献”与清朝前期的“捐输”、“报效”极为相似，其用途主要是开支军费和大工程等，商人的目的只是在取得虚职后，可以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到了清代，捐纳制盛行。徽州盐商往往不惜重资，捐输报效，助军助赈。官府出于实际需要，大力鼓励富民出钱报效国家；作为回报，政府赏予虚衔。“许光国，徽州人，一世业淮鹾。……岁饥，捐资赈救，两赐顶戴，康熙三十年受封儒林郎。”这些儒林郎、七品顶戴之类很显然都是徽州盐商们用金钱买来的。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1672—1805）的一百多年间，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在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等名目下，捐输的财物共有：银3930.2196万两，米2.15万石，谷32.946万石。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清史稿·食货志》曰：“或遇军需，各（盐）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徽商为两淮、两浙盐商中坚，上述捐饷，报效实多出自徽州盐商。在连续不断的捐输、赈灾、助饷后，许多徽州盐商因贴尽老本而濒于破产。官场消费是徽州盐商利润消费的重要方面之一，有人估计该项费用占其利润比例应不低于40%。
从商人的眼光看，这应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
【延伸阅读】
程霖生（1888—1943），现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又名源铨，字龄孙，歙县富碣乡人。
程霖生的父亲程谨轩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家资千万，他继承父业后在上海发展，数年以后，资金累积达白银6000万两，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巨商，时称“地皮大王”。晚年，程霖生企图操纵上海黄金市场，结果受到以孔家和宋家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的围攻，加上时局不稳，金价和房地价大幅下降而破产，靠变卖家财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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