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揽功，因为功劳推不掉

不必揽功，因为功劳推不掉

不必揽功，因为功劳推不掉

孔子很欣赏一个叫孟子反的人，夸他从来都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有一次打了败仗要撤退，他亲自殿后，掩护大部队，一直撤到城门下面。别人都特别佩服他的勇气，他这时候却一拍马屁股跑到了队伍前面，说：“哪里是我胆子大，敢亲自殿后？实在是我这匹马跑得慢啊！”

按理说，如果从“谦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孟子反做得有点过头了，即便是低调，也没孟子反这种低调法，完全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才能看到孟子反所展现出来的，并不是谦虚，而是极为高明的智慧：不揽功。

古代的朝廷就是一个大职场，而且比现在的职场凶险百倍——那时候的老板，是要砍员工脑袋的。在无数颗脑袋落地之后，痛定思痛，官员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功高盖主要不得。”并且举一反三，不光不能揽功，而且要把功劳让给老板。

西晋名将王濬于公元280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濬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濬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言遭诬陷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又诬陷王濬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濬感到畏惧。当年消灭蜀国，收降后主刘禅的大功臣邓艾，就是在获胜之日被谗言构陷而死，他害怕重蹈邓艾的覆辙，便一再上书，陈述战场的实际状况，辩白自己的无辜，晋武帝司马炎倒是没有治他的罪，而且力排众议，对他论功行赏。

可王濬每当想到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豪强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便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以及被人冤枉的悲情，说到激动之处，也不向皇帝辞别，便愤愤离开朝廷。他的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居功自傲，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濬问：“这话什么意思？”范通说：“当足下凯旋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王濬按照他的话去做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立了功，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一个“居功自傲”的罪名就能把人给灭了，还不提那些羡慕嫉妒恨的同事。若是不了解这种孤立无援的后果是不能自保的。把功劳让给上司，是明智的捧场，稳妥的自保。

因为大多数上司是闻功则喜，在评功论赏时，上司总是喜欢冲在前面。而犯了错误或有了过失，许多上司都有后退的心理。这个道理古今一般，因为是人的本性。

所以，在工作中，假如我们努力完成了一项对公司非常有利的业务，照理说应该受到公司的嘉奖和上司的表扬，在众人面前也能露脸，但是如果能够将功劳让给上司，那将是另一番情景。能得的嘉奖一点都不会少，还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当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古代朝廷的残酷，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相对更平等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大胆揽功了，而是说，如果我们也成了手下管着几号人的主管，那么作为上级，下属可以主动把功劳让给我们，但上级却不应该主动去抢下级的功劳。

某公司的营销主管李卫很民主，常会听取下属的意见：“这看法不错，你将它写下来，这星期内提出来给我。”下属们听了这话会很高兴，踊跃地做各种企划，大家争着提供意见，当然，其中的大部分也都为李卫所采用了。然而，每一次发表考绩，这一切却都归功于李卫一人。一年后，李卫就完全为下属所讨厌了。

李卫感到很迷惑，不了解下属讨厌他的原因，心想：“是他们的构想枯竭了吗？那么再换些新人进来吧！”于是和其他部门交涉，调换了几个新人。

一进来，李卫就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营销部，传统上是要发挥分工合作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提高营销部的业绩。”然而，并无人加以理会，他们心想：“营销部的功绩，最后都归于你一个人，你老是抢别人的功劳，一个人讨好上司。”

将自己部门内的成绩完全归功于自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很容易犯的毛病。任何工作，绝不可能始终靠一个人去完成，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协助，你也要表现由衷的感激，绝不可抹杀下属的努力。作为一个领导者，这是绝对要牢记的。

一个让下属放心追随的领导者既不会独占功劳，也不会诿过于下属，他们在下属的心里就像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是他们真正可以依靠的靠山。

总之，功劳这东西是虚的，你揽或者不揽，它都在那里，即使你推掉了功劳，绝口不提自己的贡献，人们也是看在眼里的。不揽功，非但收获了功劳，而且收获了别人的尊重、上司的青睐，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