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经典散文导读与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论青年读书风气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拼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

在这样浩繁的文学书籍之中,试问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是个欢喜研究中国文学的话。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从时间上与经济上,我们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终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满我们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聪明人出来了,他们用了简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国文学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这通常便是所谓“文学史”。(杨先生说这种文学史往往是“点鬼簿”,他自己的书要“把中国文学稍详细的叙述,而成有一个系统与一个次序”。)

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欲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从前人着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着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他们穷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干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决不愿拾人牙慧,决不愿蹈空立说。他们也许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曾听见某先生说,一个学生学了“哲学概论”,一定学不好哲学。他指的还是大学里一年的课程;至于坊间的薄薄的哲学概论书,自然更不在话下。平心而论,就一般人看,学一个概念的课程,未尝无益;就是读一本像样的概论书,也有些好处。但现在坊间却未必有这种像样的东西。

说“概论”“大纲”“小史”,取其便于标举;有些虽用这类名字却不是这类书,也有些确不用这类名字而却是这类书——如某某研究、某某小丛书之类。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编这种书只消抄录与排比两种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训练的人都能动手。抄录与排比也有几等几样,这里所要的是最简便最快当的办法。譬如编全唐研究罢,不必去看全唐诗,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着述,以及唐以前的诗,只要找几本中国文学史,加上几种有评注的选本,抄抄编编,改头换面,好歹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条理)就行了。若要表现时代精神,还可以随便捡几句流行的评论插进去。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掺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着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着作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着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导读】

读书风气,谁应负责任?

读书风气是一个颇能抓人眼球的话题,微博上、微信圈里呼吁读好书、好读书的文章比比皆是,颇能让人对孩子们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忧虑。其实,哪个时代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朱自清所处的时代。

在他看来,那个年代书的出版量已经称得上“滥”了,和“滥”相伴的是质量低下。那时的青年,估计也会有选择书籍的困难,但是他们急于发现自己,急于扩充自己的知识,也就“兼蓄并收”了。当然,这里的“兼蓄并收”可不是褒义词,而是“囫囵吞枣”的同义词。

哪些书才是好书,好书又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供给由于需要”,作者点破了关键。“供给”指的是出版图书,“需要”指的是读者阅读取向。图书出版迎合读者的阅读,以求赚钱,似乎无可厚非。他说青年读者们缺乏充分的趣味、充足的时间和充裕的经济能力,所以“只愿意只能够读架子书”。“架子书”指那些内容上看似说得蛮全面,其实浅尝辄止、什么都说不透的书。青年读者们喜欢什么,出版的图书就投其所好,作者称之为“应运而生”。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弊端,青年读者们恐怕要担部分责任。

青年读者们的出发点总是好的,而且大多数人是为了提升自己。但应该记住作者的告诫: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不读这些书,能选择什么书来读?我们的视野只能集中在书店货架上满排的书籍、图书公司推出的新书排行榜上吗?

作者并没有让青年来背这种读书风气的锅。他在批评的时候,满带着对青年的理解、关怀和期望。他把矛头指向写书人和出版社。有了对比就能擦亮眼睛、看清问题。他说,从前大学者做学问有良心,不拾人牙慧、不蹈空立说、着述谨慎。这就道出了当下图书出版的时弊:写书人没有真才实学,“只消抄录与排比的两种工夫”,而阅读这种书,只阅读这种书,将让青年们永远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作者认为写书人他应该学有专长;要有心得,有主张,有创见;要融会贯通,博观约取,要言不烦。图书出版人应该选择这样的写书人,出版内容谨严的书籍。我们可以将他没有明说的观点总结出来:写的书、出版的书应该引领青年读者的阅读。

由此看来,青年读书良好风气的建立,着实应该由写书人、出版人和青年读者相互共同努力。

亲爱的同学们,你做好负起你责任的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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