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出生在普法战争期间的奥特伊，在父母的宠爱中度过了童年。经历了晚安吻事件和哮喘病的初次发作，对他的性格和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11岁时他进入孔多塞中学，在此期间与玛丽相遇，但爱情遭到拒绝。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他的嫉妒、内向心理和同性恋倾向。他开始结交朋友，出入沙龙，很多人物都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原型，其中夏尔·阿斯即主要人物夏尔·斯万的原本。1889年他自愿入伍，一年之后退伍，在法学院及政治科学自由学院注册入学。其父在1903年过世，但两年之后母亲的去世更使他深受打击。他决定用写作来追回过去的时光。1913年，《追忆似水年华》完成三部，《在斯万家那边》自费出版。1919年他被迫迁出奥斯曼路，迁入阿姆兰街44号。同年，《在少女们身旁》获龚古尔奖，使他获得声誉。1922年普鲁斯特因肺炎在巴黎逝世。
【作品选录】
一开始人们觉得普鲁斯特太虚弱，活不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他把跟随自己一生的不健康归咎于母亲在德军围攻巴黎与巴黎公社时期的困苦和焦虑。可能从一开始他的母亲就抱着和他一样的想法，觉得未出世的孩子所遭受的历史创伤是自己的失职；母亲对他百般宠爱多少有些赎罪的意味。他不无怨恨地逐渐相信，当自己生病时母亲最爱他，于是，生病就成为赢得母亲宠爱的方法。然而与此同时，他很快就健康到足以去父亲的天主教教堂了。普鲁斯特夫人保持着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犹太信仰，但是马塞尔还是按时在圣路易当坦，他们巴黎家庭所在地的教堂受洗了。此后，马塞尔将会自豪地指出，在自己的洗礼证和之后的坚信礼证上，有巴黎大主教的签字。尽管如此，拜母亲所赐，他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两个伟大的被放逐的民族，他们曾比邻而居，直到上帝震怒，让其散落在地球的不同地方；这是因为母亲的血脉、过度的宠爱使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子民，平原上的城市的居民。
但是这些记忆来自1880年代，70年代的重要事件发生在别处，这一时期发生在马尔塞布大道9号的事只有四件。
第一件事是马塞尔的弟弟罗伯特1873年5月24日的出生，此时马塞尔还不足两岁。罗伯特继承了父亲的特征： 跟他父亲一样有着厚厚的、皱皱的、温和的荷尔拜因式的嘴唇和窄嘴巴，而从马塞尔的胡子下方只能偶尔瞥见一丝痕迹。毫无疑问，讨人喜欢与顺从的儿子同惹人忧虑与艳羡的儿子一样，都得到大家的疼爱。罗伯特是那个顺从的儿子。他是一名几乎和作为内科医生和卫生学家的父亲一样闻名的外科医生；同样，他也是医学院的教授，拥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然而，我们从马塞尔和罗伯特身上或许都可以看出外科医生的某种品质，即为治病而进行解剖。罗伯特曾准备写一部题为《女性生殖器的外科手术》的教科书；对描写过裸睡的阿尔贝蒂娜的马塞尔来说，这完全不是一个陌生的主题。兄弟俩的关系一直是深挚的，但绝非亲密无间。有一张兄弟俩早期的照片，当时马塞尔6岁，罗伯特4岁；马塞尔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前面饰有扣子的灰色斜纹长袍，手保护性地揽在弟弟的脖子上，露出怯生生的笑容；罗伯特身着白色褶边外套，依偎着马塞尔，一脸自信的表情。目睹者证实马塞尔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对弟弟的保护态度：“这令人充分体会到‘兄弟之爱’一词的力量”，吕西安·都德写道。马塞尔没什么合适的理由去嫉妒弟弟；他的母亲明白马塞尔比随遇而安的罗伯特更需要她的爱，尽管她对两个儿子同样疼爱；马塞尔一直是她的“小狼”，“我的小宝贝”，而罗伯特仅仅是“我的另一个宝贝”。但弟弟的出世产生的冲击可能是导致他对母亲的爱趋于狂暴、过度的原因之一；他设法使母亲成为自己温和的同谋，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马塞尔与母亲的通信中，罗伯特是一个私人笑话： 他有譬如迪克家伙、殿下等绰号，他需要别人把他从轻率或懒惰所致的后果中拯救出来。马塞尔断定，如果说有人嫉妒的话，则此人非罗伯特莫属。在早期的小说草稿中，他描述罗伯特坐在高椅子上尖声抱怨着：“马塞尔的巧克力奶冻比我多！”在《追忆似水年华》里，他宁愿把罗伯特整个抹掉——尽管主要是因为美学上的考虑。
这所房子挂着宝蓝色的窗帘，屋子外面是个有长得过高的栗树的花园，就在这里发生了普鲁斯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时他年仅7岁。这件事告诉他爱注定死亡，幸福并不存在。他终其一生试图在友谊、爱情、社会关系等方面去推翻这个结论，结果不过是不断地重新得出这个结论而已；直到在那部伟大的小说中他回过头到那时间之外的时光，在那里这件事没有发生并因此永远不会发生，来超越这一事件。在奥特伊的某个夏日的夜晚，马塞尔的母亲忙着招待普鲁斯特医生的一位大学同事，无法到他的卧室去给他例行的晚安吻。这个愤怒的孩子注视着月下花园中的这群人，此时他们在树下谈笑风生，啜饮着饭后美酒。他无法入眠；乞求男仆把母亲叫来也是徒劳；直到最后他绝望地打开窗子对她大喊：“我的小妈妈，我要你来一下。”为了不使局面变得更糟，在和善的普鲁斯特博士的催促下，她来了，试图安抚他；但是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已然造成。佣人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的母亲解释道：“马塞尔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他的神经问题。”自己深觉有罪的行为被看作是超越了自我能控制的范围的事情，这令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快乐。
对这一事件他做了两种解释，都分别成为《让·桑德伊》与《追忆似水年华》的开篇场景。《让·桑德伊》中的版本更平实，并且很可能包含文字上的真实，上文所述即是根据这一版本。《在斯万家那边》中这一事件得到详细叙述，并和在其他年月发生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其目的是给予这件事以象征性真实。这个花园是在贡布雷，伊利耶花园大门上的铃声响了，这个客人是斯万，佣人是弗朗西斯；由于这件事情不合礼仪、令人意外和违反惯例，父亲的宽宏大量更令人感动和显得高贵，他允许母亲整个晚上都陪着自己的孩子，这一夜，母亲大声朗读后天要给他的生日礼物： 乔治·桑的《弃儿弗朗索瓦》。这最后的插曲并没有在《让·桑德伊》中出现，这里的叙述更接近真相——从字面上的真实来看，就是如此——而没有这一情节，尽管从美学上看，它在这里与其他叙述不可分离。《弃儿弗朗索瓦》事件至少与真实记忆中的情绪不符。这件事发生在奥特伊的另外某个夜晚，当时马塞尔发烧，家庭医生给开了些药，并规定：“让这个孩子保持清淡的饮食。”普鲁斯特太太没有说话，从她的沉默中马塞尔知道她已经决定不让他吃任何药物和食物，直到退烧。“我的孩子”，她可能会这样说，“医生可能比我聪明，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所以除了牛奶之外，她不给马塞尔任何食物，还给他读《弃儿弗朗索瓦》与《小法黛特》。几个早晨之后，她判断马塞尔的皮肤凉下来了，脉搏稳定了，这才允许他吃一点煎鱼。在普鲁斯特给母亲的信中的一个暗示表明，《弃儿弗朗索瓦》事件发生在奥特伊；关于母亲的吻的这一更重要的事件也发生在奥特伊，而非伊利耶： 这不仅因为这些事出现在平实的《让·桑德伊》里，而且因为即使在《在斯万家那边》里，普鲁斯特所提供的特别线索同样指向路易斯·威尔的房子。“那些楼梯墙，”他告诉我们，“在上面我看到父亲爬上来时拿着的蜡烛的光亮，已经被拆除很久了。”这不符合至今仍然存在的伊利耶的房子的实情，却符合拉封丹大街96号房子的实情，它们是在1890年代末被拆掉的，新的莫扎特街正从花园中间穿过。
把普鲁斯特失去与重获母亲之吻视为他确定无疑的早年精神创伤将会过分简化此事。这件事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和那些大量未记录的小事一起，典型地体现了他童年的一个完整的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可能把其视为“屏蔽记忆”，它部分地隐藏和揭示了早先的内心深处的记忆。普鲁斯特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并不充分。他怀着悔恨，将这一事件视为母亲努力要使他成为正常、自立的孩子的首次失败，视为他向并非真实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缺乏意志力”堕落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可以推测，小普鲁斯特的愤怒远比悔恨更为深入，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母亲最后的屈服，而是她最初的拒绝。她的让步不是爱的表示，而是对他的“敲诈勒索”所作的妥协。所以，尽管从此以后母亲总要给他晚安吻，他仍然因为母亲曾拒绝了自己而心怀愤恨。在《让·桑德伊》中普鲁斯特对母亲的愤恨公开化了而且并没有止息；当他写这部小说时，母亲仍然活着，可见他还没有原谅母亲，也没有看到该为他的愤怒负责任的是人类的本性而不是他的母亲。但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在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也得到了原谅之后，他吐露了真相。他说，在内心深处他的啜泣从未停止过，那有客人来访时“金属的、刺耳的、无休止的”花园门铃声从未停止过。为了使它们安静下来，为了找回那无限的、无条件的爱，他遍寻世上的每个角落；为了再次听到它们，他把自己的要求提高到它们会被拒绝的程度。或许普鲁斯特正是在这无意识的企图中生病了，他要重新赢得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又因为母亲的拒绝而对她加以惩罚。
马塞尔9岁时，在对奥特伊的一次造访中，他们一家人连同朋友一起在布劳涅森林附近散步。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被一阵窒息攫住，被他吓坏的父亲眼睁睁看着他就要死去。伴随他一生的哮喘从此开始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的疾病是身不由己的、真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哮喘病经常与无意识的冲突和欲望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普鲁斯特，它——尽管有些可怕——却是忠诚的仆人。他被哮喘袭击，与他歇斯底里地大哭这两个事件，有同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的无意识层面渴望得到父亲的怜惜、母亲的爱；他的无法呼吸可能重建了与来自哭泣或性快感有着同样体验的窒息时刻。他通过肺来犯罪，最终肺注定要杀死他。其他伟大作家——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饱受癫痫病之苦，这与他们的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果关系。哮喘病就是普鲁斯特的癫痫病。在早年，它是普鲁斯特不同于常人的标志，表明他对爱的欲求，是他躲避责任的庇护所，而这些对他当时尚处在无意识中的意图来说还显得漠不相关；在晚些时候它则帮助他从世界中退却出来以完成一部“能够经历长久时光”的作品。然而此时，他只不过是在致命的春季花园里，在绿叶下的芬芳空气中窒息、挣扎的小男孩。
在1887年春天，他不再见玛丽。在《让·桑德伊》里，是因为他的父母阻止他们的会面，因为他们从他的不快和由于激情而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中受到了警告。然而在《在少女们身旁》中，叙述者最后使人相信是他的朋友没有回报他的爱，因此他自己决定再也不要见她。可能这两个版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真的；但是在绝望的那段时间里他想过自杀，想从马尔塞布大道9号的阳台——以前是他希望的晴雨表——上跳到人行道上；当他(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时，他的生命已经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最初对他母亲之外的女性的爱和获得这种爱的努力——亦即是逃脱乱伦的努力——失败了。能够爱一位与自己同龄的异性，是逃出家庭监狱的唯一有效途径，而现在这条路被堵上了。如果他去冒险爱上另一位年轻的姑娘，他的痛苦、他的屈辱以及母亲的不快，都只会重现。毫无疑问他在遇见玛丽之前就注定——若不是由于先天的倾向，就是因为儿童时期早已深埋的压力——终生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且，也可能他的无意识为了释放自己，满足真实的欲望，因此做出了一定要失败的异性恋的选择，这在潜在同性恋者的青春期并不少见。或许在每个同性恋者身上，起初都存在一个强大的异性恋幽灵，它必须被囚禁、去势，比它更强大的兄弟才能浮出水面。马塞尔试图要成为一个“正常人”： 如果他失败了，那么就是玛丽拒绝的错；她的母亲也希望他成为正常人，如果失败了，那么也可以部分怪罪母亲。他被赦免了。但是玛丽还使他相信，或许是正确的，在家庭之外的爱是永远不能回报的唯一感情。
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断断续续不停地被年轻女孩迷住。她们激发了他混合着诱惑与厌恶、欲望与恐惧的复杂情感，其中的一些女性进入到了他的小说里；不过数目有限，足够安全。只有一次他考虑结婚，那是在母亲去世后，他刚刚步入中年，他渴望一种和人结婚的生活，但最后还是决定用写小说来代替。几乎直到生命的尽头，普鲁斯特总是时不时地坠入女人的爱河。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的女性总是令人尊敬的比他大二十岁的已婚妇女；或者是同样安全的、不会有结果的高级妓女；如果他爱的是与他同龄或比他年轻的未婚女子，却往往是朋友的未婚妇或女友。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说，那些大龄妇女与妓女是母亲形象，他们还会加一句，对男性朋友说喜欢女人正是男同性恋者的典型症候。这些是母亲的替代物，那些是他的朋友们的替代物。
他发现母亲出现了好转的征兆，“如果她能够熬过这次打击，她会像过去一样健康，”兰多斯基医生保证。医生已经证实她患的是尿毒症，但是她仍然拒绝所有的食物或者药物，并且每天依然固执地坚持起床，梳洗打扮。她继续保持着一生惯常的完全冷静的神态，“没有人知道她正在想什么或者正在遭受着怎样的痛苦”，普鲁斯特对孟德斯鸠说。普鲁斯特虽然被自身的痛苦折磨着，却依然能够适时注意到别人的哀伤。仁慈的是，她所患的疾病和平时的那些要承受极度疼痛的病症不同，伴随的是越来越加重的瘫痪和昏迷。几天后，好转的迹象结束了，她已处于弥留状态。当莫克林医生召集大家并宣布“普鲁斯特先生，我能提供的建议只有一个”时，普鲁斯特热切期待着，以为医生将提供一个更为可行的治疗方案，但是莫克林，用他那一直被人们感激地铭记的真诚的同情神态总结说：“那就是，耐心和放弃。”当她能够说话的时候，可怜的夫人用因失语症而歪曲的声音开始了他们的老游戏，从法文经典作品中引用语录来开玩笑。护理她的护士离开了，让他们母子单独待一会儿，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好的离别时刻了，”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没有你”，他哭着说。“不要害怕，我的孩子，”她回答，“你的母亲不会离开你的，为什么呢，‘这会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在埃当普而我的魔力却到了阿尔巴戎’。”在结束之前，当他努力压抑即将涌出的眼泪的时候，她皱了皱眉头，扮了个鬼脸，悄声耳语，他没有听到而猜测她说的是引自高乃依的一句话，童年时期他们分离的时候，她曾经引用来鼓励他：“如果你不是个罗马人，那么至少在行为上做个值得相称的人！”在她最后的昏迷中，正如老费丽舍后来对他说的那样，“尽管她完全没有意识，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你摇三声铃的声音，夫人就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因为在那一周时间里，不管你怎样努力轻轻地摇铃，你总有一种方式使她不会把你错认成别的任何一个人。”护士掺杂着羡慕与不满对他说：“对她来说，你还是那个四岁的孩子。”9月26日，普鲁斯特夫人去世了，突然之间时间也消逝了。
连续两天，马塞尔仍然与她在一起。自从到了伊万，她就没有吃固体的食物，饥饿已经消融了忧伤，这近年来的忧伤让她的脸看上去苍白得像一个中年人。他所看着的尸体，曾经是那幅1880年博韦太太画的肖像画上的美丽的女孩。在奥特伊曾经拒绝但又给了他晚安吻的年轻母亲从时光深处走来，在他面前重新浮现。现在，他再次给了她相同的吻。“今天我拥有她，虽然她已经死去，但还接受我的关心。明天，我将永远失去她了，”他对诺艾伊太太说。雷纳多·汉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令人恐惧的一幕，“马塞尔在普鲁斯特夫人的灵床边，哭泣着、笑着，泪水洒满了她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普鲁斯特从人们的世界里消失了，如同和他的母亲一起死去了一样。在人生中期的这个低潮中，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哭泣流泪，完全无法入眠。出于习惯，在房间里仆人们像过去一样踮着脚走路；但是他却充满恐惧地听着这寂静，因为它就像是母亲幽灵的遗物，他母亲训练他们不能打扰睡眠，而现在睡眠却拒绝了他。她那令人无法理解的无形低语时不时地从坟墓中发出，出现在他的耳中： 他意识到，九年前在枫丹白露的电话里他曾经听到过这种声音，当他母亲用来自无形世界的悲哀的语调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一种死亡的不祥预感。尽管他现在不停地想起她，但是他绝望地发现自己无法记起她的面容。他想起母亲也有过同样的苦恼，她曾经吐露过，除了残忍地在睡梦中掠过，她记不起她所爱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外祖母的样子。现在轮到他了。有两次他突然看到了母亲，一个清醒着的瞬间的幻觉，是她正在和病魔斗争的噩梦般的图像。有时候他会打个盹，他的意识里会出现一系列可怕的想法，这些想法远远比清醒的时候更恐怖，因为这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理智。他记得在她临死前的最后几天的某一刻，那时候她挣扎着想说些什么却失败了： 她努力想说的是什么，她没有说出来的可能会挽救他的指示是什么？
(沈壮娟、梁庆标译)
【赏析】
《追忆似水年华》以舒缓的节奏、绵密的叙事和精妙的结构构筑了一座“时间”大厦，充满了感伤的回忆与诗意的情韵，吸引了众多的文学探险者；而对于它的作者，人们也不禁好奇，这位身形瘦削、蓄着黑色的小胡子、脸色因疾病而显得有些苍白的柔弱公子，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在他去世之后，不断有传记家试图要进入他的世界，安德烈·莫洛亚、克洛德·莫里亚克、阿兰·德波顿、威廉·卡特等人都进行了各自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派因特尔的普鲁斯特传依然独领风骚，它被公认为普鲁斯特的权威传记，是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研究普鲁斯特的门径，更是传记爱好者的必读之作。派因特尔和普鲁斯特的“相遇”发生在他14岁时，那时他开始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有感于此作的深邃难懂，他决心要把它解释清楚。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收集、阅读和写作，终于成就了两卷本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传》。
这部传记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反响，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之一”，堪称传记著作的典范。它的成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自传记家的深厚功力和独特视角。作为古版本学家的派因特尔，发挥了搜集、考证的专长，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搜罗了关于传主的丰富资料，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等。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对材料的使用。派因特尔对之前的普鲁斯特传记深为不满，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些材料，或者说，它们只使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在他看来，传记家的主要功能不是创造材料，而是对材料的组织和解释。他决心用自己的理念重新整合这些被忽视的资源，充分利用它们的价值，发掘其背后的关联，让它们在自己的手中焕发光彩。
在他眼中，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本质上是一部“创造性自传”，“事实上每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由存在于他生活的后面的同样的内在张力所形成的，他的作品是复杂的生命行为，他的生命是包括他的作品的艺术工作”，作品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与心理状态无法割裂。因此，他把普鲁斯特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进行一一对照，试图厘清作品中的人物、地点、事件和现实的对应关系，从而“说明普鲁斯特是如何把自己的一生改造成为《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的”。这样，重构普鲁斯特的创作过程与心理，发掘作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潜层动因便成了这部传记的主要任务。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合理深入而富有新见，他找到了一条极为有效的方式： 精神分析。
20世纪精神分析和传记的结合使传记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派因特尔也把精神分析当作了手中的利器和深入传主内心世界的有效途径，强调无意识、性心理和疾病对传主人格与行为的影响。这使他超出了一般的材料事实，能够从容地探寻线索，组织叙事，建构传主的心理真实并展示其隐秘世界。派因特尔对普鲁斯特的晚安吻事件、哮喘病、同性恋倾向的处理，正是体现精神分析特色的精彩篇章，也使它能从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别具一格。早在1949年，著名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就出版了普鲁斯特的传记，对这些事件做了解释。莫洛亚对晚安吻事件的解释同普鲁斯特的感受比较接近，都强调这次事件带来的创伤性记忆与影响。与此不同，派因特尔结合普鲁斯特创作的发展，首先分析了他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时期所作的处理。在《让·桑德伊》中他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更接近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则掺入了后来发生的事，带有了情感升华的特征。所以派因特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一事件简单看成普鲁斯特早年生活的无法修补的创伤，它对传主的影响远比他本人的理解更为复杂，对母亲的怨恨、对永恒之爱的失望隐藏在他的意识深处，他自己可能没有觉察。这一解释揭示了掩藏在表面叙述之下被遮蔽了的某种更早更深层的记忆真实。在之后的分析中，派因特尔一再回到这一典型情境中去解释普鲁斯特后来的行为，这就使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但具有深度，而且成为这部传记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派因特尔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找到了“病人”的病根，认为它构成了普鲁斯特心理病因的核心，是一系列行为的出发点，这一创见正是构成这部传记思想脉络的内在线索。它打开了我们通向传主无意识内心的窗口。
与此相应，派因特尔对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同性恋倾向的处理莫不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印记。莫洛亚认为哮喘是普鲁斯特对爱的召唤方式，是依赖心理的体现。派因特尔则认为不是这么简单，在他看来，哮喘之于普鲁斯特，就如同癫痫之于福楼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事件的核心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它不只是普鲁斯特无意识寻求父亲的怜悯和母亲的爱的表现，也是获得快感、逃避责任的一种途径，他的哮喘和歇斯底里的大哭都可以使他达到这两重目的。“他被哮喘袭击，与他歇斯底里地大哭这两个事件，有同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的无意识层面渴望得到父亲的怜惜、母亲的爱；他的无法呼吸可能重建了与来自哭泣或性快感同样体验的窒息时刻。”在无意识当中，普鲁斯特对哮喘病可能进行了利用，“哮喘病经常与无意识的冲突和欲望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普鲁斯特，它——尽管有些可怕——却是忠诚的仆人”。靠他的敏锐和细致，派因特尔捕捉到了普鲁斯特的深层心理，也使得其分析要比莫洛亚的解释更为复杂、更具深意。
普鲁斯特的同性恋倾向也是传记家无法回避的事实。比起莫洛亚的一带而过，派因特尔的处理显然要更为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他把普鲁斯特对母亲的“固恋”与对异性爱的失败解释成使传主身上的某种先天的同性恋倾向浮出水面的促动因素。晚安吻事件使他产生了对母爱的失望，于是普鲁斯特企图用获得另外一位女性的爱来重获幸福，并以此走出乱伦倾向给他的地狱式的折磨，但不幸他对玛丽的第一次恋爱也遭到了失败。爱的徒劳唤醒了他的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在他以后与女人的关系中不断得到加强。派因特尔从传主所迷恋的女人的年龄、身份来分析，指出她们要么是别人的妻子、女友，要么是高级妓女。这种徒劳的迷恋在某些时刻是其恋母情结的延伸，在另外一些时刻是对自己异性恋倾向的主动压抑。从而使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可以逃离苛责，获得某种赦免。
可以看出，通过精神分析，派因特尔发掘出了普鲁斯特性格和心理的核心，也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这是传记的精彩之处，同时也是其缺陷的来源。因为这种精神分析式的体察，更多的是传记家的心理建构，有时候难免有些牵强，不够客观。同时，作者把现实和小说进行一一对应的努力，为作品寻找原型的固执，使传记的叙述流于机械，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品的生动性。不过，作者通过独特的考察和大量细节的重现，展现了普鲁斯特的生命轨迹与创作历程，给我们呈现了一位忧郁、内向而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作家形象。
虽然这部传记包含了大量考证，显得有些枯燥和学究气，但是派因特尔依然保持着语言的优雅与清新，凭借细腻的感触，用简洁流畅的笔调慢慢铺展开来，在对地点、人物和事件进行精密考察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生活的绚丽画卷，其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医生、艺术家、王公贵族、军官、妓女、浪子等等，无不个性鲜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中运用了大量对话，使得普鲁斯特和他的母亲等诸多形象似乎有了真实的生命，他们好像就在你的眼前哭泣、嬉笑或低声细语。在对普鲁斯特母亲之死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其中的感伤与阴郁色彩，生动地再现了母子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派因特尔早就指出，他运用对话，重现事件的场景，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而是有着内在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基础，尊重真实依然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理念。不过，这种融入了精神分析的真实已经不再是传统传记的历史真实，而是要从心灵的角度去挖掘人性那深不可测的迷宫了。
(沈壮娟、梁庆标)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