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曾到北京开画展，《光明日报》出了一版特刊，刊头由康生题了两行字：
画师魁首
艺苑班头
这使得很多画家不服。
过了几年，“文革”开始，“金棍子”姚文元对潘天寿进行了大批判，称之为“反革命画家”。
康生和姚文元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管意识形态的，一前一后，对潘天寿的评价竟然如此悬殊，实在令人难解。康生后来有没有改口，没听说，不过此人善于翻云覆雨，对他说过的话常会赖账，姑且不去管他。姚文元只凭一个画家的画就定为“反革命”，下手实在太狠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很长，不能悉记，只约略记得说从潘天寿的画来看，他对现实不满，对新社会有刻骨的仇恨等等。姚文元的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潘天寿很少画过歌功颂德的画（偶尔也有，如《运粮图》）。他的画有些是“有情绪”的，他用笔很硬，构图也常反常规，他的名作《雁荡山花》用平行构图，各种山花，排队似的站着，不欹侧取势；用墨也一律是浓墨勾勒，不以浓淡分远近，这些都是画家之大忌。山花茎叶瘦硬，真是“山花”，是在少雨露、多沙砾的恶劣环境的石缝中挣扎出来的。然而这些花还是火一样使劲地开着，显出顽强坚挺的生命力，这样的山花使一些人得到鼓舞，也使一些人觉得不舒服，——如姚文元。
潘天寿画鸟有个特点。一般画鸟，鸟的头大都是朝着画里，对娇艳的花叶流露出欣喜的感激；潘天寿的鸟都是眼朝画外，似乎愤愤不平，对画里的花花世界不屑一顾。
在展览会上见过他的一幅雏鸡图，题曰：“××农场所见。”这是一只半大雏公鸡，背身，羽毛未丰，肌肉鼓突，一只腿上拖了一只烂草鞋。看了，使人感到这只小公鸡非常别扭。说潘天寿此画是有感而发，感同身受，我想这不为过分。
姚文元对这样的画恨之入骨，必欲置潘天寿于死地，说明这个既残忍又懦弱的阴谋家还是敏感的。
问题是在画里略抒愤懑，稍发不平之气，可以不可以？
不要使画家都变成如意馆的待诏。
（载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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