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个严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因此，友人约作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
桐庐确实很美。吴均《与宋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严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薄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薄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
中国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钓鱼为什么要有个台？据我的经验，钓鱼无一定去处，随便哪里一蹲即可，最多带一个马扎坐坐，没见过坐在台上钓鱼的。“钓鱼台”多半是假的。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翱恸哭天祥处，东台即子陵钓台。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上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袁宏道诗：“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钓，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饵鱼，任公子未必钓鳌，世人名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
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严子陵。王世贞《钓台赋》说“渭水钓利，桐江钓名”，这说得有点刻薄。不过严子陵确是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谓：“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令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是光……”《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大都认为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还是“心静自然凉”，不怕热？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元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营房里的。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说话。严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给刘秀的信，信只两句：“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说：“狂奴故态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叹息而去。过两天，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聊困了，“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刘秀则抚摸严子陵的肚子，严子陵以足加帝腹。他们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间如此，很不容易。
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谏议大夫，他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刘秀有《与严子陵书》，不知是哪一年写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光武此书，亦足以名世。
对于严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得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泰：“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著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的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请节太公功，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严子陵的做法。
对严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引。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严先生祠堂记》。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这样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
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
【导读】
探寻千年的文化古迹
汪曾祺散文中有一类较多，就是反映作家特有的文人士大夫式的悲喜哀乐的，也是汪曾祺本人颇满意的，《严子陵钓台》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是一篇特别的散文，作者以学者的身份考究了严子陵本人和钓台的关系，从中不难看出作家的古文底子很扎实，治学很严谨。作家写“严子陵钓台”不止是写景址，也是记录一次重要的文化活动，更是进行一次传统文化的探索梳理。
汪曾祺的《严子陵钓台》与《国子监》《胡同文化》《宋朝人的吃喝》《岁朝清供》等散文一样，能让人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和神韵。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在文章中传达的浓浓的文化氛围，也是令读者心仪的地方。读着《严子陵钓台》这篇探寻千年文化古迹的美文，会感受到时光交错，仿佛置身于那逝去的时光里。
我国名胜古迹以钓台命名的很多，陕西渭水磻溪有姜太公钓台，江苏淮安有汉韩信钓台，湖北武昌有吴孙权钓台等，“然均不及桐庐富春山严子陵钓台”（清代文学家严懋功语）。
在中国历史上，以钓鱼出名且名垂千古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为商朝的姜子牙。姜太公是一位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影响久远，历代公认，被尊为“百家宗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更是路人皆知。二为东汉的严子陵。严子陵名光，会稽余姚人，东汉初年隐士。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建立东汉当上皇帝后，再三盛情相邀，他不愿出仕，史载“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严子陵钓台，坐落在被誉为“清丽奇绝，锦峰秀岭”的富春江山腰。这山高三百十二米，逶迤三十五公里。山下的这段江面又称“七里泷”“七里濑”。在葱郁的山峦之中，一对奇峰屹立水崖。李白诗中曾描绘为“钓台碧云中，邈于苍山对”。右边的称为东台，左边的则称为西台，所以这一景也叫“双台垂钓”。传说，东汉高士严子陵拒绝光武帝刘秀之召，拒封“谏议大夫”之官位，来此地隐居垂钓而闻名古今。历代不少文化名人如：李白、范仲淹、孟浩然、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康有为、郁达夫、张大千、陈毅、郭沫若、巴金……先后来过钓鱼台，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留下两千多首诗文。汪曾祺曾游过钓鱼台，但不走马观花，《严子陵钓台》是寻千年的文化古迹后所做的思考。严子陵少时与刘秀间的故事千古相传，然而汪曾祺所写的不仅仅为臣民与帝王间可以相聊，聊困了睡梦中可以把脚搁到同样熟睡的皇帝的肚子上这类事而感动。活了大半辈子的汪曾祺就会这么轻信严子陵与汉光武刘秀老掉了牙的传说故事？未必。他只不过是借古人说今事罢了，毕竟，汪曾祺亲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痛苦时光呵。千年的文化古迹积淀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只有好好地去品味，才会有真正的收获。汪曾祺用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生命力。
读《严子陵钓台》，你会感受到汪先生行文的亲切、散淡，文史视角的高达，看似随意的援引和宽敞的襟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令人想去了解他，去接近他。汪曾祺是继承传统的。他的历史文化学养，来自博杂深入的阅读，来自自由的传统文人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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