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南昌之一夜》文章赏析

作者:郭沫若 栏目:郭沫若诗集 2020-09-09 11:10:34

南昌之一夜

遭了散兵的殴打,自以为会死的,却从死亡线上挣脱了转来,这总是愉快的事。小勤务兵失了踪,全部的行李遭了抢劫,四个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实相符的四条光棍了。

摇车的工友劝告我们,最好把摇车减少一部,我们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车上,他们四个人轮流着摇我们四个人,沿途就不用换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经过了散兵的骚扰,换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接着便在车站附近,尽可能采办了一些干粮,在十点钟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摇车,离开了涂家埠。

八个人坐一部手摇车,两个人坐在靠椅上,两个人摇,四个坐在车板上,虽然拥挤得一点,但力量可显得愈见集中了。

车在轨道上飞快地滑走着,沿着铁轨两旁,不断地还有零星的散兵从对面走来,又和我们擦身走过,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云南口音,当然都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难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他们离开南昌,沿着铁路线走来,是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了。

他们对于我们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没有来抢我们的车,也没有来拦我们的车。毫无疑问,他们是摸不准确我们的身份的,看我们是从九江方面来的,或许怕还认为负有什么调解使命的吧。

难兵愈朝前走愈见稀少起来,到正午时分便终至绝了迹。

沿途的车站都没有人办公,乡村都是关门闭户,有些地方显然遭过抢劫。我们都私自庆幸,幸好减少了车子,并采办了些干粮,不然是无法应付的。

在阳光下直射着,摇车以单调而同一的速度进行,天气虽热,却有不断的凉风,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过了正午以后,车上除摇车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来。

但我自己始终是兴奋着的。胸上和头上的打扑伤时时作痛。

眼镜失掉了,眼前的映像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闭着眼睛养神。这样却打开了我内部的回忆的闸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个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天启的一样,我把一个长久不能解释的疑团突然领悟了。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乘火车由九江回南昌。

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北上,道经南昌,便被蒋介石控留在南昌,费了很大力量的争取,算把政府人员争取到武汉去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军权和政权分离,让蒋介石负军事上的责任,而同时要受政府和党的指挥,党和政府不能放在蒋的挟持下受他操纵。蒋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进行着种种的阴谋,联络帮会、勾结各种反动的民间力量,以从事破坏。

蒋上了庐山,代表反动势力的张静江和陈果夫们在他的左右。

邓演达是代表着武汉派,和当时还算是左翼分子的顾孟馀一道,从武汉到庐山见蒋。他们是受了蒋的电邀,还是自动出发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计,恐怕出于电邀的成分居多。

邓在庐山和蒋的谈判并不惬意,蒋要邓到南昌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北伐时的参谋长是李济深,李一直留守广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着的,但这时白已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向浙江出发了,职务暂由总参议的张群代理着。)这自然是调虎离山之计,邓和武汉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邓却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为蒋是直属上司,邓是一个军人,怎能不服从命令呢?

我那时是在南昌服务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在管理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邓电邀我到庐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们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本来不想让蒋知道,以便秘密离开的,但不料于不经意间,遇着蒋的一位随从副官,也就只好公开出来,在山上住了一夜。

邓是讲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说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决定和他同车。

当除夕的清早,我们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庐山疗养院去见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正从里面出来,照例披着他那件黑披风。他突然见到我,很诧异。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答应他:“昨天晚上。”他又问:“是择生(邓的字)叫你来的吗?”我回答说:“不是,是六军政治部(当时驻扎在九江)请我训话,我个人顺便上山来看看阵亡将士墓的工程的。”“见到择生吗?”“见到,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他告诉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来见你,我要和他同车回南昌去了。”

蒋听了我这些话,好像放了心一样,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说:“好,我们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张静江先生。静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车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两天。”回头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问我:“择生和你谈过什么?”我只好说没有。他接着又说:“我叫择生到南昌去代理参谋长,他们总可以放心我了。他们总说:军事的发展太快,政治赶不上军事。他来,总可以使政治赶得上军事了。关于武昌方面的总政治部的事情,我还打算要麻烦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张静江,已经在一间凉厅式的会客间里等着,在那儿聚集着很多的人。邓演达、顾孟馀、陈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轿都准备停当了,轿和轿夫们也聚集着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阴晦的一天。蒋一走进会客间,大家都站立起来了。只有不能站的张静江,瘫坐在藤椅上,特别睁大着在那猴子形的脸上已经够大了的一双眼睛。

蒋没有十分理会别人,却匆匆忙忙地对张静江说:“静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为什么呢?”张反问着,“一切都准备好了。”

蒋没有说出理由,只说:“我要你多留两天。”

就这样,我们该走的人也就告别下山。顾孟馀在九江留下了,邓演达和我便乘火车到南昌。

一氓从午睡中醒来了,他和我是并坐在靠椅上的。于是,在我脑中盘旋着的回忆,便找着发泄的对象了。

“一氓,你还记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变吗?”

“那一次你们不是几乎遇险吗?那次是第三军的少数士兵的哗变。”

“在那时候,一般是认为第三军少数士兵,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但我现在有点怀疑起来了。”

“怎么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蒋介石和第三军的某一个下级军官串通起来,所组织的一个人为的兵变。他们是想在乱军中把邓演达打死的。”

于是我把离开庐山时的情形,向一氓诉述了一遍,接着又重述了我们到达南昌时的情形。

“我们从牛行车站过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带着武器随便开枪。我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兄弟。邓主任是军事家,他看情形不稳,便叫我们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来盘问我们,我们只说是自己人,第三军的,他们便把我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乱放枪。走近臬台衙门的时候,在昏黑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柄的声音了。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我们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于是乎便把臬台衙门通过了。我们一直走到总督衙门的总司令部,便再没有遇到什么刁难。那晚上,我和邓主任都是草率地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的。”

“怎么便可以断定是蒋的阴谋呢?”一氓听着我的陈述,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我的怀疑是有五点根据。第一,时间那么凑巧,刚刚在我们回南昌的时候便起了哗变。第二,变兵公然布防,而且只布防由码头到臬台衙门——我们到总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当晚的兵变并没有经过好长的时间,便自行终止了。第四,事后,并没有惩办任何人。第五,这是怀疑出于蒋的阴谋的最坚强的根据,便是,张静江本来决定当天和我们同车到南昌的,由蒋的临时变计,差不多等于命令一样的方式,把他强留了下来。这不表明是有计划的吗?我揣想,他一定是头一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约好了,所摆布的诡计,就是张静江他们也不知道的。”

一氓点着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我:“你们在当时是不是觉察到呢?”

“我是刚才坐在这手摇车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邓主任,恐怕也不曾觉察。”

我的根据是择生在第二天离开南昌时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继续说下去:“除夕,我们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东湖的政治部,择生到南门外俄顾问的公馆里去了。九点钟左右,他打了电话来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离开南昌的话告诉我,他说顾孟馀在九江等他,他们从武昌乘来的一只小火轮,是靠在九江上游的一个隐蔽着的地方,他们是不愁没有方法回武汉的。他说到要分离,他流出眼泪来了。他关心着我,要我小心。但同时他又说,他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这是择生临到那样的瞬刻所说的话,他对于蒋可谓一往情深。你能够相信,他已经觉察到,蒋就在头一天晚上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打算断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吗?”

“演达邓(邓演达的签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们也每每这样称呼他)毕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语般地赞叹着。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就在邓主任走的那一天,蒋也从庐山回来了,他打电话来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问我的,便是‘择生呢’,他竟把择生关心得那样紧。可见他没有要到命,便紧迫地向着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应付得蛮好,老蒋丝毫也没有怀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当成书生,无足重轻,不值一杀罢了。”

在我们说话的当中,坐在我脚下,靠着椅脚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来了。他很像感到兴趣,他插口问起我来:“你是怎样应付的?”

“我吗?我是装傻。我对蒋说,就是为了除夕的兵变,择生认为有当面向总司令报告的必要,他便赶着回到九江去了。当然是在火车上彼此错过了。就这样,蒋也就没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蒋在当时怕也认为,择生是不能够逃出九江的,因为船舶管理处不会为他备船。但他却没有想到,择生早自预防着了他这一着。那一次的阴谋,在蒋无疑地是失败了。”

这些回忆和谈话,算打破了车行中的寂寞,我自己也在私自庆幸着:我的生命力毕竟有蚂蝗那样的执拗,要想使它和我的躯壳脱离,好像也是不很容易的事。

手摇车摇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的确到了牛行车站。车站和附近的市镇上,依然一个人也没有。

要打电话吧,电话房是上了锁的,没有办法打通。

我们走到赣江边上去,隔江可望到南昌城,但喊话的声音是不能到达的。江面上连一只船影也没有。赣江正是洪水期,无情的水滚滚地旁若无人地排泻着它的浊浪。有一团团的浮漂像小鸭一样浮在水面奔流着。

南昌城上时而有零星的枪声射来,也时而有模糊的士兵的影子可以看出。想来他们也是看见了我们,才在那儿瞄准射击的吧?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有什么办法过江呢?

我们不期然地,都有些焦急起来了。

在江边望了一会,又回到车站,想找那四位工友设法,但他们连影子也不见了。他们的任务是达成了的,赶紧脱离了危险地带,也正是应分的事。但是我们四个人,到了这时候,却俨然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四个孤儿了。

车站上没有办法可想,又只好折回江边。江水依然无情地滚滚地流着,船影一只也没有。有的是城上模糊的人影,空中零星的枪声。我们隔着江,整齐着嗓子,又试了几番喊话,然而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的依然是模糊的人影,零星的枪声。

——这是相当危险的,怎么办呢?

虽然并没有追兵在后,而确确实实是有大江在前。我们面面相觑着,真好像伍子胥在过昭关了。

江岸上骈列着一些大户人家,围着很高的封火砖墙,一家家都关门闭户。我们也试着去扣了两家大门,谁也没有人应门。说不定每家人家都是空的,家里人都到别处去躲难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江边上往复徙倚着,足足有一个钟头,突然晴明的天黑暗下来了,就跟谁在变戏法的那样,满天都涌上了浓黑的稠云,黑得来有几分令人可怕,就像快要到半夜光景。

这是暴风雨的先兆。我们赶快在一间大草棚下躲避起来,那在平时是从江船上起货的堆栈。

天愈来愈黑,突然间下出一批倾盆大雨。——不,这“倾盆”两个字还不够形容,倒可以说是倒海翻江,或者说,整个的天都垮塌下来了的那样。

暴雨没有好一会也就过了,眼前的一切,更加真真正正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天气倒凉快了下来,可却增加了心境的凄寂。

——过不了江,和自己人接不起头来,怎办呢?

天色渐渐昏黄起来了,江水在经过一阵暴雨之后,好像流得更加得意,更加汹涌,船影依然是没有的。不仅渡船没有,就是上下游来往的船,偶尔错误地开来了的也没有一只。

这明明是封了江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在当时实在不大明白:张发奎的军队还远远驻在德安,从德安到牛行是一片无人之境,也应该是自己的区域吧,为什么要那样退撄,竟到划江而守呢?

大家的心境都已经达到绝望的程度了,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着那浩浩的赣江,竟想喊出两声蹩脚的秦腔了。

在无可奈何中,我一个人沿着江边往下游走去。

但是奇怪!走了不很远,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船,打着一面红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摇着。

“呵,救命的船来了!”我不禁叫了出来,又接着拼命喊,“请把船摇过来!请把船摇过来!我是郭主任,要进南昌城去!”

船上有两个人影子,一个在后边掌舵,一个坐在船头近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摇。

船摇拢了岸,船头上的一位是年轻人,他竟认得我。

“你们是城里派来接我们的吗?”

“不。”年轻人回答,“我是来收军用电线的。是你一个人吗,郭主任?”

“不,我们还有三个人呢,在那上面。我们是昨天夜里由九江动身,坐着手摇车赶来的。”

“你们碰着我们真好了,队伍今晚上就要开拔,从清早起封了江,我这一只船要算是最后一次了。”

啊,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里反复着:简直就像戏里编凑的情节一样。伍子胥过昭关,遇着江上渔父;楚霸王到乌江,遇着乌江亭长;我们来南昌,遇着这位电信队的青年。

在昏茫中,渡过了江,天已经黑下来了。

除夕遇险的一幕,自然又回忆起来,但我们这一次是化险为夷了,虽然费了一些周折。在全街关门闭户的街道上,被人引到了贺龙的军部,恰巧是在臬台衙门。贺龙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吃夜饭,他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

“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他当然还不知道我全身都感觉到疼痛。

我们少不得便把九江出发前后的情形,告诉了一遍。他听说我同一氓挨了打,便要叫军医来看,但我们推辞了。因为并没有受什么内伤,外伤也不怎么严重,大家都在忙乱的时候,最好是省得麻烦了。

我们被留着吃了晚饭,贺龙又叫勤务兵拿了两套卫生衣和短裤来送我作为换洗用。他虽然比我肥壮些,但我们的高矮是相差有限的。

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蓝布军服,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倒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

大家哄堂笑了一会,真的快心称意的大笑。

南昌方面的情形,我们也算弄明白了一些,彼此都在庆幸着来得的确是时候。假使我们再迟得一晚上,不仅会掉队,而且有可能会当俘虏的。南昌城里还潜伏着很多的反动分子,等我们的军队开拔之后,他们立地便要露出面来报复的。就是张发奎早迟也难保要翻脸。

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那个组织里面,包含着刘伯承、李立三、彭湃,和其他的主脑人物。他先走了。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也有总政治部。我和一氓、翰笙是派在总政治部里面的,龚彬属于哪一个组织,我可记不清楚了,大约仍然是那一军的军政治部吧。

我们也得赶着在明天出发的,接着便被人引到旧总督署,去就自己的岗位。

旧总督署,这个在北伐期中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本营了。这儿是我在一九二六与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个月中,每天必须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旧地重来了。

情形是变了。虽然是在夜间,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称的电灯光朦胧地照着,而且都显得零乱,但大家都很兴奋,也都显得那么朝气勃勃。

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电灯,都呈现着胜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样的电灯光下,我看见了谭平山和恽代英。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我们从武昌分手仅仅半个月光景,现在是在另一个天地里会面了。除欢喜之外,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我对代英却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因为在我未来之前,他已替我们把政治部组织了起来,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了。虽然明早就要出发,也没有剩下什么工作要让我们来赶夜工的。

代英在担任着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虽然也是宣传委员之一,同样也无须乎要我来作事务上的处理。

说也凑巧,当晚让我留宿一夜的房间,正好是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难过的地方。旧时的回忆免不得又来萦绕了一番。虽然身上还在痛,但午前在涂家埠遇难的一幕,却比除夕避难的一幕,更加辽远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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