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佩尔生平简介,沙佩尔历史评价,沙佩尔怎么死的？

沙佩尔生平简介,沙佩尔历史评价,沙佩尔怎么死的？

卡尔·沙佩尔(KarlSchapper，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欧洲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沙佩尔出生在德国南部维斯巴登的魏茵巴赫村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吉森大学林业系学习。

当时的德国由三十几个王公统治的小邦和四个自由市组成，正处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反对封建政府的运动。吉森大学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沙佩尔完全被沸腾的政治生活所吸引，积极投身运动，成为大学革命民主派学生协会的成员。

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布朗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依靠少数人密谋暴动的思想，在手工工人和青年革命者当中颇为流行。沙佩尔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迷恋密谋活动。1833年春天，他第一次参加南德的一次密谋起义。同年7月，沙佩尔由于事情败露而被投入监狱，监禁了3个月。后来，沙佩尔流亡瑞士，在那里又参加了马志尼组织的秘密的萨伏依远征，企图从瑞士攻进意大利。但是，这支小小的冒险家队伍还在瑞士境内就被政府当局解除武装，关进牢房。沙佩尔也被判6个月徒刑。

1836年8月，沙佩尔辗转流亡到巴黎，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839年春天。沙佩尔在巴黎加入了德国流亡者在这里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组织“流亡者联盟”。随后这个组织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沙佩尔是这个同盟的重要成员。他在这个组织里接受了新的思想，开始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领导下的“四季社”举行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密谋起义。巴黎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纷纷参加。结果，许多盟员由于起义失败而被驱逐出法国。沙佩尔在度过7个月监禁生活之后也离开法国抵达伦敦，在这里整整生活了8年。

1839年起义的失败是密谋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包括沙佩尔在内的许多正义者同盟盟员开始抛弃密谋策略，转向和平斗争。1840年2月7日，沙佩尔同莫尔等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在伦敦创立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盟秘密支部的合法的存在形式。

在伦敦，沙佩尔一度同欧文主义者接近，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他也同宪章派左翼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看到了伦敦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大机器生产。他和莫尔等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越来越感到研究理论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考察空想社会主义、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公开宣布，愿意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沙佩尔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而且在改组正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无论是他或者正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能力来实现同盟的改组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和章程，但是，沙佩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创造条件，保证马克思、恩格斯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沙佩尔做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签署了大会通过的章程。后来他还参加了《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工作。1848年革命时期，沙佩尔坚决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方针，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沙佩尔作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代表团成员到达巴黎向临时政府递交贺信。在巴黎，他参加了马克思召集的5月11日成立同盟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成为马克思为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沙佩尔返回伦敦以后，按照新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协助德国工人返回德国参加革命的工作。4月中旬，沙佩尔本人也到达科伦，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同盟活动家重新聚会。

1849年冬天，沙佩尔、莫尔受伦敦新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准备在德国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恢复同盟过去秘密活动的组织形式。但当时还没有具备进行这种尝试的条件。1849年初，沙佩尔改组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

沙佩尔进行的第二项工作，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是为《新莱茵报》撰稿和校对。参加《新莱茵报》的工作使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策略路线得到了进一步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他作为民主运动的最左翼分子，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沙佩尔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中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个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1825—1849)创立的。但是，哥特沙克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中央所采取的正确路线。他喊着极左的口号，企图使科伦工人联合会脱离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哥特沙克号召工人拒绝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硬说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不允许不劳而食的“工人共和国”。在沙佩尔和莫尔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深受哥特沙克影响的科伦工人联合会于1848年6月底7月初，逐渐抛弃了哥特沙克的错误立场，转向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开始在工人和农民中展开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科伦郊区建立了一些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团体。9月初，沙佩尔被选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并同莫尔一起负责联合会机关报《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的编辑工作。

1849年初，哥特沙克及其同伙在工人联合会大多数会员日益觉醒的形势下，不得不退出联合会。联合会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制订了新章程。新章程规定：“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宗旨是对会员进行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的教育。”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在他的努力下，科伦工人联合会，日益成为具有战斗性的工人政治组织。

1849年5月28日，沙佩尔离开科伦回到故乡。当时在德国南部正掀起一场维护帝国宪法的激烈斗争。6月10日，在伊特斯坦举行了支持帝国宪法的省的民众代表大会。有来自各区的代表300余人。沙佩尔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尽可能促使大会通过民主的革命的决议。大会根据沙佩尔的提议选出了7人组成的省委员会。

伊特斯坦民众大会的活动引起了拿骚政府当局的惊恐。会后不久，沙佩尔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半年多的苦难生活。由于缺乏罪证，陪审法庭不得不宣告他无罪。1850年2月15日，沙佩尔重新获得自由。7月初，沙佩尔到达伦敦，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1850年，正好是欧洲1848年革命刚刚失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大陆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开始恢复的时期，工人运动领导核心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沙佩尔和维利希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造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分歧是由于对形势估计不同而产生的。1850年夏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的危机和新的革命将会很快到来。1850年4月，他们在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第二篇《国际述评》中指出美国市场的收缩状态是促使危机逼近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直到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还在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号召盟员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秋天，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势估计发生了转变，认为：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中的繁荣时代已经到来，革命不会迅速发生。而后马克思、恩格斯果断地改变了革命策略，要求同盟盟员由直接准备起义转变为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结论，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情绪的支配下，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同流合污，支持他们发行革命公债，准备迎接欧洲革命的计划。公开的分裂终于在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上发生了。当时出席会议的多数人赞成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也尽了最大努力来防止同盟的分裂。马克思说：“尽管这些人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就其信仰来说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①为此，马克思提出一个挽救分裂的方案，建议将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科伦，在伦敦建立两派各自的区部。这样，两派既可分道扬镳，又同时服从一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不致造成分裂。但是，沙佩尔拒绝了马克思的建议。他说：“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②维利希、沙佩尔不服从同盟中央的决定，拒绝承认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自立中央，这样，便一手造成了组织上的分裂。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滥收会员，吸收了一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而且有的支部还混进了警探和间谍，组织上严重不纯。这个集团在科伦审判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51年5月10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诺特容克的被捕也是同维利希、沙佩尔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指出：“警察对特使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①

科伦审判案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一手策划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大阴谋。警探们所采取的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教育了误入歧途的沙佩尔。他痛切悔恨自己所铸成的大错，并以最大的勇气加以改正。还在科伦审判案开庭以前，沙佩尔就通过伊曼特向马克思悔过。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认为沙佩尔必须先同维利希公开决裂，才能言归于好。马克思对沙佩尔作了认真的考察，发现他的态度是诚恳的。1856年4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②沙佩尔一经认识错误以后，能够正确对待曾经受到的严厉批评和种种怀疑，没有表示丝毫不满。

1860年5月，沙佩尔为了向群众说明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承担分裂的责任，专门写了一个书面声明交给马克思，请马克思酌情处理。声明说：“当我在1850年7月来到伦敦的时候，我看到在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不久我就懂得，这些分歧的原因是观点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由私人的关系而引起的。”

“由于当时我还不大了解流亡者的情况和纠纷，便认为大联合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认为这种联合对德国的运动是重要的，因此我支持了维利希。

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而且只有这种分歧才是我们当时的分裂和后来的决裂的原因。”

沙佩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阵营以后，于1859年开始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开展活动，1865年5月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参加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1870年4月，沙佩尔患肺结核病危。他要求会见马克思，并对马克思说：“请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我是忠于我们的原则的。我不是理论家。在反动年代里，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拚命干。我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死是一个无产者”。

4月29日，这位忠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犯过严重错误，但又敢于承认和改正错误。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恩格斯曾经评价说：“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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