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元英宗硕德八剌是元朝的第五位皇帝，是元朝中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硕德八刺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嫡子，母亲庄懿慈圣皇后，弘吉剌氏。大德七年(1303)，他生于洛阳附近的怀州王府。那一带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乡，他从小过的是地主士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到推行“汉法”较为积极的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使得硕德八剌比较容易接受汉族封建地主文化，自然与蒙古草原马背上长大的贵族子弟大不相同。

早在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死后，他的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右丞相哈剌哈孙的协助，从怀州赴京夺得皇位，嗣后又让位给驻守在漠北的哥哥海山，即武宗。不久，武宗病死，传位给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是谓仁宗。根据武宗生前与仁宗的约定，仁宗以后应把皇位让给武宗之子和世㻋。 但在仁宗登位后的第五年， 即延祐三年 (1316)，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固位取宠，迎合仁宗意图，倡言立仁宗长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仁宗之母兴圣皇太后答己也觉得硕德八剌比和世㻋更为柔懦， 易于控制， 也力赞此举。 于是和世㻋被黜居于外。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14岁的硕得八剌被立为皇太子。授金宝，开府置官属。这样硕德八剌进一步成为朝廷内外儒臣竭力施加影响的对象。御史中丞赵简，监察御史段辅、马祖常，太子詹事郭贯等人，都先后上奏，请求 “近贤人，择师傅”，“招天下雅望博通之士”，对太子加强儒家正统教育。仁宗非常重视儒臣的奏请，并付诸实施。他亲赐经书给硕德八剌，令儒臣或3日或5日讲说其义，从而使硕德八剌对汉族传统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和修养。如他即位后曾亲书唐人皮日休诗 “吾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亿万古”，赐与丞相拜住。表明他不仅通晓汉族文字，而且博识雅怀，谙于典故，能够信手拈来，形之笔端，以借喻自己与拜住的关系，十分得当。他的汉文化素养在元朝诸帝中是不多见的。

延祐六年(1319)十月，仁宗授予硕德八剌玉册，诏命百司庶务必须先告知太子，然后奏闻。硕德八剌告诫中书省臣说：“至尊将天下事托付与我。我日夜忧惧，怕不能胜任，你们应当洗心涤虑，恪勤职守，勿有差失，免得增加君父的忧虑。”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身感不适，硕德八剌忧形于色，焚香祈祷。仁宗驾崩以后，他素服寝卧地上，每天只喝一碗粥，哀毁过礼。这年三月，18岁的硕德八剌于大明殿即皇帝位，是谓英宗。

年青的英宗，刚强而充满锐气，他自恃储位早正，得位当然，遂对蒙古沿行的选汗制度进行了改革，于登位之后才于大明殿朝会诸王。蒙古贵族们对这种废改“国礼”的做法极为不满。英宗在贵族集团中很快陷于埋怨和孤立之中。答己皇后也发现这位少年皇帝，“毅然见于颜色”，远非原以为的那么柔懦，不由得发出了 “吾不该立此小儿”的悔恨之语。

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妇女地位较高，她们作为“蒙古包”的主人，主持一切家务，战时则随军操持军务、牲畜等。她们对子女也有较大的权力，因此蒙元王朝曾多次出现母后监国摄政的情形。答己是武宗和仁宗的生母，崇信喇嘛教，有浓厚的游牧贵族思想意识。她监国干政时，自然倾向于重用与她政治意识一致的亲信侍从或世袭军事游牧贵族，而不是那些她平日较少接触的儒臣。体现在政治上，她的治国主张明显地趋向保守。仁宗死后第4天，英宗还未即位，答己就把当时的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撤掉，更立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他们互相勾结，成为分割英宗君权的强大势力。

铁木迭儿自成宗时起，就供职宣徽院，武宗时做上了宣徽使。宣徽院掌玉食及燕享宗亲宾客之事，属后妃直接掌管，铁木迭儿与其他宣徽使臣乘机与太后结下了特殊的关系，在宫廷中形成了内侍集团。他们倚凭太后权势，常常外任要职，如仁宗、英宗时任过丞相的伯答沙、阿散、铁木迭儿以及英宗时的御史大夫铁失，均系宣徽院出身。内侍集团与朝内地主士大夫官僚集团形成对峙，政治上往往反映了保守的游牧贵族的利益。英宗对徽政院权力过重曾有察觉，他曾在鹿顶殿对大臣铁失说：“徽政院虽隶属太皇太后，我看它与诸司一样，凡簿书应全部让御史审核。”铁木迭儿在武宗、仁宗时期就因贪赃枉法等事，多次被儒臣及御史台弹劾贬职，但每一次都受到答己庇护，重任要职，而每一次上任，铁木迭儿便对弹劾过他或不依附他的臣僚施以报复。他做了右丞相之后，对仁宗所亲信的一些大臣大加排挤，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因曾在仁宗时劾奏铁木迭儿不法，被逮至徽政院，以违太后旨的罪名惨遭诛杀。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褫夺秦国公印，其先祖墓碑也被扑毁。与铁木迭儿关系至密的黑驴、赵国荣、木八刺等人，一个个进入中书，担任要职。英宗对铁木迭儿等人安插亲信、垄断朝政极为不满。徽政院使失烈门受太后指使，要求更换朝官，英宗拒绝道：“先帝旧臣，不宜轻动。等我即位后，再与宗亲元老商议，贤者任之，邪者黜之。”

答己与铁木迭儿等保守势力的专权，已对英宗构成了直接威胁，英宗感到自己不但是个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而且自身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为了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英宗即位不久便毅然决然地把与铁木迭儿一党的左丞相合散免职，把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时的丞相安童的孙子拜住立为左丞相，并引为心腹。

拜住是东平王的后代，他的家族世居汉族农业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其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地主化了。他们与山东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集团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因此，这个家族中出现过不少“蒙古儒者”。作为主掌礼仪、祭祀宗庙和赠谥的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有更多的机会与虞集、关澄等儒臣交往。他经常延纳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这自然与英宗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早在英宗为太子时，二人就情趣相投。加上拜住又是赫赫功臣木华黎的子孙，在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任命他为左丞相，有利于势单力薄的英宗加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权力。

至此，以答己和铁木迭儿为一方，以英宗与拜住为另一方的宫廷内部两大势力就这样形成了。一方面是“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和 “布置爪牙、威詟朝野”的右丞相，另一方则是有志改革的年青的皇帝及其世故不深的左丞相。双方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但彼此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延祐七年 (1320)，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的遗孀亦列失八阴谋废黜硕德八剌，改立硕德八刺的弟弟安王兀都思不花为可汗，被人告发。英宗猜度到幕后指使人就是兴圣皇太后答己。他召拜住进宫决策，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宫中卫士把阿散、脱忒哈、黑驴、失烈门、亦列失八一齐捕杀。亦列失八的儿子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买驴也被逮捕、抄家。参与废立阴谋的徽政院使米薛迷被流放到金刚山，前太子詹事床兀儿被处斩。安王兀都思不花被降封为顺阳王，到十一月也被杀死。铁木迭儿因有太后庇护，便称病躲在家里，不再过问中书省事。

延祐七年(1320)八月，铁木迭儿摄太尉，奉玉册行事。他以赵世延曾劾奏其奸，便诬以不敬罪，请求杀掉他，并追究省台诸臣。英宗深知赵世延为忠良，断然拒绝了铁木迭儿的要求。十一月，铁木迭儿又借故奏免右丞相高昉等官员，再度遭到拒绝。此时，英宗与拜住关系更加密切，而铁木迭儿渐被疏远。拜住奉旨去范阳立忠宪王碑 (即木华黎碑)。长期装病的铁木迭儿听说拜住外出，想出莅省事，入朝朝见英宗，至内门，英宗差人告诉他： “你年事已高，应保重身体，待新年时入朝也不迟。”铁木迭儿怏怏而还。铁木迭儿跃跃欲试，英宗冷淡处之且柔中带刚，内心则充满了对拜住的恩遇和信任。

英宗时期的宫廷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延祐七年一月仁宗死，到至治二年九月，铁木迭儿和答吉相继病逝，计2年又9个月。后期从至治二年十月，任拜住为右丞相起，到至治三年八月 “南坡之变”，计10个月。

英宗前期，由于答己与铁木迭儿一派势力很强，双方势力虽然出现对峙，但矛盾还没有公开化，拜住只能通过私下场合的建议和献策，对铁木迭儿派的势力扩张，起一些抵制作用，拜住还不能大量引用那些政治倾向上和他一致的儒臣。英宗前期的政治大体保持了成宗、武宗以来的旧传统，同时也有许多创进。

经济方面，为摆脱困境，节约开支，英宗大胆省减吏员，降低官秩。即位以后，英宗即下令汰掉上都留守司留守5员。降太常礼仪院、通政院、都护府、崇福司，并从二品; 蒙古国子监、都水监、尚乘寺、光禄寺，并从三品; 给事中、阑遗监、尚舍寺、司天监，并正四品; 其官位皆递降一等。另外，还罢掉了少府监、回回国子监，行通政院等机构。削免了行中书省的丞相一职。对各地的流民，英宗赏赐大量粮马予以安抚。对饥荒地区实施酒禁、减免赋税。为减轻农民负担，英宗还多次减免徭役征发。至治二年(1322)二月，罢上都歇山殿及帝师寺役。三月，罢京师诸营缮役卒4万余人。七月，将在京师服役的千余名有病军匠遣还，并赐予钱钞。八月，给庐州的归业流民发放粮食。并诏命画师在鹿顶殿壁上画蚕梦图，时时观之，以便知习民事。外出巡视，则明令诸营扈从不得践踏民田。一次，英宗车驾驻扎在兴和，天气寒冷，左右要求归还京师，英宗说：“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我在此逗留，是想让马得放牧，民得收获，一举两得，还计乎什么寒冷呢?”可见，英宗是个重农爱民的皇帝。

英宗还实行了一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明令禁止宗教人士不得交通诸王，掌阴阳五科者不得泄露占候。中书省掾曹不得漏泄机密。禁止百姓妄言时政。不准汉人执兵器出猎，不准练习武艺。沂州人张昱、济南道士李天祥分别以妖言罪和教人兵艺罪被杖笞。”

英宗非常重视学习汉民族文化。延祐七年 (1320) 十二月，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将他翻译的宋儒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进献英宗。英宗称赞道：“修身治国，无踰此书”。赐钱5万贯。随后以 《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群臣。他还下令存恤孔氏子孙贫乏者，以示尊崇。至治元年 (1321) 五月，命世家子弟入国学读书。至治二年3月，英宗接受中书省臣的建议，令中书平章政事廉恂、参议中书事张养浩、都事孛术鲁翀负责兴办国学。外郡学校则由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商议筹办。英宗还特别规定翰林，集贤官年满70者不必致仕(退休)。他两度诏命翰林国史院纂修《仁宗实录》、后妃功臣传。至治三年 (1323) 二月，《仁宗实录》修成。

英宗善于纳谏，他曾任命宦官孛罗台为太常署令，太常官认为刑人不得参与祭祀，英宗便罢免了孛罗台。中书省臣提议节制赏赐，英宗也予采纳。英宗时期，虽力图改革赏赍制度，但由于蒙古贵族施加压力成效不大。他登极初，本不想普赐宗亲，后屈于压力，仍赏赐诸王百官总计金5000两、银78万两、钞121. 1万贯、币57364匹、帛49322匹、木棉92672匹、布23398匹、衣859袭，另有鞍勒、弓矢等。赏赐数目相当惊人。直至至治三年 (1323) 三月，以国用匮竭，英宗才宣布停止诸王赏赍以及皇后答里麻失里等人的岁赐。同年太史院请求禁止下一年的兴作土功，英宗也接受了。英宗曾想在元旦张灯宫中，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上书谏止，他马上下令罢止。并赐张养浩帛2匹以示褒赏。他对臣僚们说： “自今以后，我若有过，人人皆可直言。”他对政务非常关心，敕令百官日勤政务，不得懈怠。有人通过近臣进献7根宝带，英宗说： “我登帝位，不见你们荐举贤才，却为人进带，这是利诱我，快还掉它”。河南发生灾荒，群臣皆不能解释原因，英宗说：“这全是因为我治道未洽，你们不尽心职守。我们应当各务勤恪，免得百姓再蒙灾难”。他对官吏的选任很重视，曾遣派使者赴各省铨选官吏。敕令“台宪用人，勿拘资格”。但对四宿卫、兴圣宫及诸王部则又明令不得任作南人 (南方的汉人)。

至治二年 (1322) 十月以后，英宗皇帝的国策政令发生了泾渭分明的改变。

英宗决心“一新政治” 的根本原因是即位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阶级矛盾和元朝经济方面的困境。据《元史·英宗纪二》载，仅至治二年1月至9月，各地水、旱、霜、雹、蝗灾和饥馑就近50次，面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十余省的广大地区。自然灾害的困扰使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加速发展。从至治二年5月到三年3月的10个月内，就发生了临邑王驴儿、道州符翼轸，泉州留应总等多次民变; 两江岑世兴、湖广龙仁贵2次兵变，和静江獠族、西番参卜朗族少数民族起义。这种“地道失宁，风雨不时”的社会状况，迫使英宗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改革制度，调整政治。铁木迭儿和答己的相继病卒，使英宗基本摆脱了保守势力的钳制，为实施改革提供了契机。

至治二年 (1322) 十月，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为表示信任之专，不再另立左丞相。在《特命右丞相诏》 中英宗决心励精求治，革新政务。在此后数月内，英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政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用次才，唯恐少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①。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这一期间，“士大夫遭摒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②。规模之大，在元代也属罕见。至治三年正月，英家又发布《振举台纲制》，“举善荐贤，为治之要”，“怀才抱德，隐晦不仕者，亦明荐扬。”①四处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可见他们起用儒臣的迫切心情。

二、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从元世祖时期起，元朝已创设一套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从至元三十年以来，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越来越臃肿不堪，各级官僚巧立名目，安插亲近，耗费大量库财，成为元朝财政的巨大累赘。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始锐意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②但后因被刺而未能完成机构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很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就是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交一小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经济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载：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可见此法对广大农民是有利的。

四、减轻徭役。凡差役先征商贾和富家大户，以保护农业劳动力。又 “全免江淮科包银”以及 “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免回回人户屯役戍河西者银税”，罢上都等十处 “诸金银冶”，“听民采炼”。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乃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大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既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制定《大元通制》，颁行天下。该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它把“行汉法” 的行政措施以法令条文的形式确立下来。

英宗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汉法”。所谓 “汉法”，就是建立在中原、南方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封建上层建筑，包括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统儒家思想等等。任何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要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统治，都必须顺应中原与南方原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固定要求，因此，“以汉法治汉地”是历史的要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长期经营漠南汉地，对此有所认识，曾起用大批儒臣，并采用一系列行汉法的政治措施。但是，一部份保守的蒙古贵族却竭力主张以蒙古旧俗统治汉地，从而形成顽固维护与汉地经济不相适应的游牧封建上层建筑的消极势力。自忽必烈以来，蒙古贵族内部要求行汉法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对峙，双方力量互有消长。至元代中期，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新的分化。长期定居中原和南方已封建地主化了的蒙古贵族官僚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更热衷于以地租剥削的方式来维持其阶级利益。这使得英宗的改革较忽必烈时期有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基础。改革的措施以实施汉法为主了。

但是，英宗所进行的改革，触犯了大多数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英宗减罢冗官对身居肥缺美差的贵族特权阶级也有很大触动。为改变积重难返的弊习，英宗警告群臣：“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若为不法，则刑必无赦”。但保守贵族的不满和抵制，阻碍了新政的实行。拜住曾告诉英宗： “我有一些除恶尽善的办法，但许多人阻挠，不好实行”，英宗对他说，“你有好办法尽管实行，别人的议论，我可以不听。”英宗独任丞相，君臣同心，亲信无间，史称“千载一时”。英宗对丞相言听计从，拜住则显得有点脆弱，在守旧派的的反扑面前优柔寡断。从他们君臣形影相吊的孤独处境，不难看出新政的实施遭受到沉重压力。这沉重压力来自以铁失为代表的贵族势力。

铁失的父亲是昌王阿失，母亲是盖里海涯公主，妹妹是英宗的皇后速哥八剌。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时，官居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英宗即位后兼太医院使，中都威卫都指挥使(至治元年改称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至治元年三月，观音保被杀死，御史台空虚，铁木迭儿趁机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此后他的地位愈加尊贵，掌管了禁卫军左右阿速卫。铁失贪财好货，品格卑鄙，他拜铁木迭儿为义父，自居养子。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籍其家，以惩其后，并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铁失及其党羽感到不祥的阴影在渐渐迫近，于是阴谋策划宫廷流血政变。

至治三年(1323)，铁失为发动宫廷政变，寻找物色新的靠山。他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深相要结”。八月二日，铁失遣使至也孙帖木儿处，告以准备发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5日，英宗的大驾从上都向南出发，夜晚驻营于距上都30里的南坡店。趁深夜英宗熟睡之际，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铁木迭儿的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以及按梯不花等5个蒙古诸王，共16人，闯入皇帝行幄，以卫兵为内应，先杀拜住，然后铁失手弑英宗于卧床之上。九月四日，早已觊觎皇位的晋王也孙铁木儿于龙居河 (即怯绿连河) 即皇位，是为泰定帝。十月，皇权在握的也孙铁木儿为维护其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将弑君的铁失等人处死。英宗皇帝从葬诸帝陵。泰定元年 (1324) 二月，尊谥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英宗死后，儒臣们深切悼念他的英灵。苏天爵在《题忠献王传》中感叹： “呜呼! 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可观者。自古忠义之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数年以后，张养浩在英宗画像前赋诗寄托哀思道：“封章曾拜殿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英宗在位仅三年多的时间，21岁就惨遭谋弑，是元朝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他虽然运祚不长，但他新政中的某些成果，如 “助役法”等被泰定帝保留下来。英宗倡行的新政对推进元代地主封建化有积极作用。

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② 《金华集》卷二四。① 《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中华书局影印本。② 《元史·张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