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
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在隋代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丞。政治上长期失意，写了一些抨时讥世、愤世嫉俗的诗篇。
这首诗，诗人以阮籍、陶潜自况，对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才表示愤慨。同时也反映了他想以酒解脱精神上的苦闷、消极避世的一面。
这首诗，开篇致慨，遥想先贤，直用其事。阮籍处于魏晋嬗代之际，他的《咏怀诗》寓时代悲剧于个人的哀怨之中，颇多感慨之词。天崩地坼的汉末动乱，造就了曹氏父子和阮籍父辈“建安七子”那样的一代雄杰，他们慷慨仗气，驰骋疆场。但正始时代风云突变，在司马氏集团打击下，曹魏势力急剧衰落。阮籍早年的“济世志”在“天下多故”的风潮冲激下，一朝破碎，内心充满痛苦。他进退维谷，既不甘随波逐流，又不能振翼高飞，只好服膺庄老，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心境沉重，悲怨情绪油然而生。由于他对当时的黑暗政治非常不满，被司马氏集团视为危险人物，为了免祸，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阮籍醒时少”就是这个意思。晋代大诗人陶潜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长期过着隐居躬耕生活，他也嗜酒如命。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由此看来，他任彭泽令，“足以为酒”便是原因之一。王绩开首连用两则典故，紧扣诗题中的“醉”。这两句是借阮籍和陶渊明的酒杯，浇自己官场失意和不得志的块垒。
俗话说，酒醉吐真言。“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这便是诗人“醉后”倾吐的真情。“百年”指人的一生。“何足度”即哪里度过。这两句的意思说：即使有百年长寿，也很快地就会过去，乘着兴奋之际暂且痛饮高歌吧!人穷则反本。诗人由自己的怀才不遇、官场生怨，终于发出了天道变化、人事兴亡和生命不永的悲叹感慨。确实，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也有可以通过饮酒避祸，也可能以口不臧否人物来逃脱，然而天步悠长、人道居短的人生悲剧却是无法躲避的。于是诗人只好乘短暂的有生之年，沉醉于浊酒之中，放歌酒醒之后，以此了结自己的一生，这实在是诗人在政治上处于穷途末路后的一种激愤之言、怨愤之辞。
诗人处于隋灭唐兴之时，历仕二朝。唐初， 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当时的诗坛上，大都依然“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而王绩却能自拔于颓靡绮丽风气，借典明志，直抒胸臆，给人一种立意清新、语言质朴、诗风自然的感觉，实是难能可贵。这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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