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史札记》的主要内容,《二十二史札记》导读

《二十二史札记》的主要内容,《二十二史札记》导读

《二十二史札记》是中国古代读史笔记。清赵翼撰。本书编撰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赵氏由贵西兵备道卸任，回家奉母，闲居无事，乃翻阅历代史书，作为日课，遇有所得，即以札记形式记录在纸上，年积月累，久而成帙。大约在乾隆六十年完成初稿，计前后经过24年之久，方付梓行世，书前有作者小引。嘉庆五年(1800)此书由湛贻堂再版，书前有李保泰、钱大昕序，此即 《瓯北全集》所收之本。与初版相较，内容有明显增补。如明史部分，自明太祖本纪以下22目为初刻本所无，当于此数年内所增作。今本目录与正文颇有出入，即因目录仍沿用旧版未及照改之故。嘉庆之后，翻刻此书者甚多，但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州广雅书局及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二种为佳。目前通行本为1984年中华书局所出 《二十二史札记校证》，是为此书迄今为止的最佳本。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清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年二十四中举，不久入京参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主持的修史工作。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预修《通鉴辑览》。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中年即以亲老乞养归家，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终生写作不辍。赵氏工诗善文，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尤长于历史考据，与钱大昕、王鸣盛鼎足。所考史不限于对旧史发疑正读，补缺订伪，而且还对分散的史料作出比类综合，加以评论，故其对历代治乱兴衰之故，古今风俗之变也极为留心。《二十二史札记》是其治史的代表作，所著尚有《陔馀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抄》、《平定两川述略》、《平定台湾述略》、《粤滇杂记》等，多数收入 《瓯北全集》 内。

《二十二史札记》36卷，所记篇目有544条，所收各正史从 《史记》 到 《明史》 共24种，其所以称为《二十二史札记》，这是因为当时《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作为“正史”还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正式承认的缘故。其篇目卷数如下： 《史记》、《汉书》 3卷59条，《后汉书》 2卷25条，《三国志》、《晋书》 3卷35条，《宋、齐、梁、陈书》并《南史》4卷48条，《魏、齐、周、隋书》并《北史》3卷51条，《新、旧唐书》5卷64条，《新、旧五代史》2卷27条，《宋、辽、金史》6卷108条，《元史》2卷54条，《明史》6卷73条。

《二十二史札记》自行世后，颇为读史者重视，如清学者周中孚评论说：“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致堂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其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亦属物识，自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二家。然云崧堪与之鼎立尔。”清末学者李慈铭《题记》说：“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梁稷也”。

本书实为《二十四史》的读书札记。《二十四史》是中国一套完整的正史，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过去虽有学者对其考证评论，但仅限于零星片断，远不如赵氏对其作全部、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他把《二十四史》编著者、编著时间、材料来源、编著情况以及篇卷的数目，补充的份量，方法的优劣，材料的真伪，史料价值的高下等等均列举史实，进行分析与评论。这实际上把《二十四史》作了综合的介绍，其中虽有些不合于历史唯物主义，但毕竟能启迪后人作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它是一部研究《二十四史》的基本参考书。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对历代统治者的残酷、荒淫、贪污、屠杀等种种劣迹，尽量搜辑。如武帝时刑罚之滥，汉诸王荒乱，宋子孙屠戮之惨，宋齐多荒主，后魏刑杀太过，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吏之病民，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五代藩帅劫财之习，五代滥刑，魏博牙兵凡两次诛戮，海陵荒淫，元世祖嗜利黩武，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明初文字之祸，明乡官虐民之害，万历中矿税之害，魏阉生祠，擅挞品官，明末辽饷、剿饷、练饷等专题，多方面地揭示出历史上许多黑暗统治的劣迹。赵氏身处清帝国盛极而衰的乾隆时代，目睹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又迫于清朝的文字狱，未敢涉及时政，只好通过历史揭露历代黑暗统治，以说明“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期待有王者起，采用其言。这是作者撰写《二十二史札记》的基本思想特点。

《二十二史札记》除对史书作详尽介绍外，也对历代重大的事件列举史实，加以综合比较。因历史现象不是偶然孤立的，总具有一定规律可以探究，如把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综合排列起来，亦能发现问题，看出不同的历史事件，有其相同的内在联系，这就易于说明问题的本质所在。如他所提出的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世族无功臣，后魏百官无禄，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唐诸帝多饵丹药，名父之子多败德，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宋冗官冗费，辽后族皆姓萧氏，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元汉人多作蒙古名，明初文人多不仕，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诸专题，其史事固然都散记在各史书里，而他能把这些史料集合在一起，这就省却后人再去逐一翻检，并很快地了解各种历史问题。因此，综合各朝代的同一类型的史实，加以评论，这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本书问世后，便一直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它不但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共享“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誉，而且也使学者能多方面对之作深入研究。近代以来，史家论及清代史学，无不介绍、评论此书。如梁启超比较赵、钱、王二部考史名作的学术价值时，认为“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 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并进而认为，若以现代治史角度考察，“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事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或谓此书非赵翼所撰。梁氏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不能仅以此书与《陔余丛考》有异而否认为赵作，因“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此外，后人对此书进行校勘者亦不少，但用力最勤者当数今人王树民。他以嘉庆湛贻堂本、光绪广州广雅书局本，光绪新化西畲山馆本三书互校，择善而从，凡原刻本不误而经后 二本误改者，皆加以纠正;凡原刻本误面后 二本已改正者，则从之。又对全书作了进一步 的校勘，并施加标点。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二十二史札记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