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先生文集》的主要内容,《临川先生文集》导读
《临川先生文集》，又称《临川集》，北宋王安石的著作集。宋徽宗时薛昂等人编纂成集的本子已佚。传世的《临川先生文集》有临川本和杭州本。临川本源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桐庐刻本，是明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嘉靖三十九年抚州何中函重刻。这是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抚州刻本，《四部备要》据明刻本排印本。杭州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刻本(《临川王先生文集》)。两个版本基本相同。中华书局1959年以詹大和桐庐刻本校证重印，并以陆心源、朱孝臧、唐圭璋和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等人辑录的王安石佚文编为《临川集补遗》作附录，成为现有最完备的版本。
王安石 (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江西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 进士，曾任扬州签判、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等职，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七年罢相，八年复相，九年再罢相，后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王安石以改革家著称。他少怀壮志，要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执政期间，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发挥自己的观点，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荆公新学”。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积极进行改革，推行青苗、免役、均输、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新政。在文学上，王安石主张 “文贵致用”，诗文很有名，被列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著述甚多，主要有《淮南杂说》、《周官正义》、《易义》、《洪范传》、《老子注》、《字说》、《论语解》、《孟子解》、《钟山日录》等，但大多散佚。留存著作由后人编的文集，除上述《临川集》外，还有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王文公文集》是珍稀本，原仅留有两个残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配补全璧，于1962年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龙舒本为底本，并参校明应氏刻本等，于1974年出版校点本。
《临川集》100卷，约40万字。凡诗、赋、集句36卷，文62卷，目录2卷。编次以古诗、律诗、挽辞、集句、四言诗、赋、铭、赞、书跋、奏状、札子、内制、外制为序。中华书局1959年本还附有《临川集补遗》，全精装一册。本书保存了王安石的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王安石的一生经历、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学思想及其成就。
解决北宋王朝 “积贫积弱”危机，推行新政，以“富国强兵”，是王安石的政治理想和一生追求目标，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分析当时的内忧和外患，指出宋王朝已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指出出路就是变法改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天下之弊法”。(卷39) 主张巩固皇权，同时又要注意国计民生，把生财和理财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问题。在 《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中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无义”，“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卷70) 集中有许多著作论述了推行新法的必要性，对各种新政措施进行说明。特别是为取得朝野对新法的支持和拥护，消除各种阻力，对古代经典重新作出训释，从理论上说明新法都有古代经典根据，是符合经义的。有些著作以训释古代经义的形式，直接为新法提供理论根据。如《上王事札子》申述免役法的法意所本时说： “免役之法，出于 《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王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卷41)还有一些文章解答了对新学、新法的疑虑，反驳对新学、新法的攻击，为新学新法辩护。如《答司马谏议书》严肃地反驳了司马光说新法是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反过来讽刺司马光苟且偷生、不以国事为重的思想。指出： “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如曰今日一一切不事事、字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临川集》有不少篇幅论述哲学问题。其中62卷至70卷为议论和杂著，很有哲学意义。特别是 《洪范传》、《易象论》、《礼论》、《礼乐论》、《性情》、《原性》、《性说》、《太古》等篇，比较集中地表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洪范传》反对传统上以刘向、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应说，说明自然界虽有变异，但并不足畏的天人相分观点。提出万物都是由“五行”(水、火、木、金、土) 构成的，天地万物都由五行的变化而生成，而“行”也是发展变化。“五行，天地所以命万物者也”、“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也，是故谓之 ‘行’”。天地万物之所以运动变化，皆因为 “有耦”，“有对”，就是说有“矛盾”。把运动的基本形式概括为两种：相生和相克，说： “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语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语时也以相继，故序盛稳所在以相生。”认为运动遵循一定的规律“道”。“道”是自然存在的，是万物变化的普遍原则：“道者，万物莫不由之者也。”认为“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反对消极无为的思想。“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 ……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无为也。”(卷68)这就既阐明了规律是人力不能改变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作用。
《礼乐论》(卷66)、《致一论》、(卷66)等阐述了认识论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的物质属性，不是靠什么神秘的力量所支配。没有人的形体，认识就不会存在。“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论》)，王安石还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可端策而数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万物之形，人之常产，可指籍而定也。”(《礼乐论》)《太古》、《非礼之礼》诸篇反映了王安石较进步的历史观。《太古》说：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认为 “太古”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不值得去推崇，反对颂古非今的思想，反对“归之太古”的复古主义： “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太古》) 《非礼之礼》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礼法”也不能一成不变：“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因此，不能照搬古人的 “礼法”，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新的礼法。
《临川集》体现了王安石的 “所谓文者，务在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所收论著都可说是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有不少名篇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议论文，都是为当时的变法思想服务的，结构严谨，概括性强，语言朴素简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更是议论多而头绪整，全文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文集中有些小品，如《书刺客列传后》、《读孟尝传》等，笔力矫建，文风峭峻，感情洋溢，有“能尺幅中见万里波涛之势”。有些文章议叙结合，寓意深远。如《游褒禅山记》用笔曲折，寓意深刻，借叙述褒禅山的来历和景色，指出奇伟壮丽的景物，常在“险远”之地，蕴涵着必须有志气有毅力，不避艰险，才能达到追求的目标的哲理。诗、词在文集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富特色。有直接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危机、同情百姓苦难和有关变法改革的作品，如 《感事》、《收盐》、《兼并》、《省兵》、《河北民》等。咏史怀古的诗篇，如《商鞅》、《贾生》、《独山桃花》等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抱负，有不少新颖见解。有写景状物的诗篇，如《初夏即事》、《书湖阳先生璧》、《泊船瓜洲》、《江上》等，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在这些诗词中，有不少为时人称绝，为后世传诵。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再如《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清秋，天气初肃……”
《临川集》收入了王安石的著作，是研究王安石和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向为人们所重视。近代改革图强人士对文集中的一些著作十分推崇，并从中得到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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