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时代、地域和作者·《商颂》的时代
《国语·鲁语》载鲁国大夫闵马父语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闵马父以为“商之名颂”是殷商“先圣王”之作。这是关于《商颂》创作年代最早的记载。
汉时出现两说:
1. 古文毛诗承《国语》闵马父之说,以为《商颂》是商代的祭祀诗。《毛诗序》说:“《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 (父) 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后姚际恒、马瑞辰、陈奂、梁启超及当代学者杨公骥先生皆从此说。
2. 今文三家则以为《商颂》为春秋时代鲁国大夫正考父所作。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说:“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司马迁用的是鲁诗的说法。“齐说曰:‘《商》,宋诗也。’ 韩说曰: ‘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 《商颂》十二篇。’”(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后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以及当代众多学者皆从此说。
两派都提出了许多论据以证成其说,认为《商颂》为春秋宋诗说的主要论据是:
1. 宋为商后,周人称宋为商,《商颂》即 《宋颂》。
2. 《商颂》中所言 “自古在昔”、“顾予蒸尝,汤孙之将”,不似子祭父之语,而当为“易世之后,人往风微,庶冀先祖之眷顾而佑我子孙乎。”
3. 《商颂·殷武》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mí)入其阻,裒(póu)荆之旅。”楚初称荆,至鲁僖公二年(前658)始称楚,商代不可能有伐楚之事。《殷武》所载伐楚战争,当指鲁僖公四年 (前656) 的“召陵之战”。(以上三条见魏源《诗古微》)
4. 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短不入韵,《商颂》反而铺张繁富。《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当为同时之作。
5. 万舞之名始于周,若《商颂》 作于商时,不得有万舞。
6. 孔颖达《干旄疏》引王肃说云:“夏后氏驾两,谓之丽;殷益以一騑,谓之骖; 周人又益一騑,谓之驷。”而《商颂》则有“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之语,纯属周制。(以上三条见皮锡瑞《诗经通论》)。
7. 《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中“景山”为山名,“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
8.《商颂》之语与周诗相类,如“《烈祖》之 ‘时靡有争’,与《江汉》同。‘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由是观之,则《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周太师。”(以上二条见王国维《乐诗考略》)
9. 王国维《说商颂》将“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之校读为 “效”,而训为 “献”。
认为《商颂》是商代祭诗的主要论据是:
1. 文体古拙,“虞廷赓歌,每句入韵,《商颂》多为此体,正见去古未远处。”(姚际恒《诗经通论》)。
2.正考父为宋戴公、武公、宣公时人,中隔庄公、湣公、恒公,才至襄公。正考父不可能作《商颂》赞美远在他后的宋襄公。(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3. 襄公之前已引用 《商颂》。“隐公三年《左传》美宋宣公,引《商颂》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晋语》公孙固对宋襄公,引 《商颂》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则《商颂》不作于宋襄,内外传有明证矣。”(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十,陈奂补)
4. 在先秦有时偶然称宋为商,那是因为从其旧称,正如孔子自称是 ‘殷人’ 一样,但作为庙堂祭歌则不能将《宋颂》称为《商颂》。先秦文献中凡是引到《商颂》时皆名为《商颂》,从无称《宋颂》的例子。
5. 楚之称楚,并非始于春秋时,早在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中,便有了楚和楚荆的名号。据郭沫若《中国史稿》言,楚最初是居住在今湖北省荆山一带的部族,很早就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楚在南方扩张势力过程中难免和商发生冲突。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卜辞中就有“戊戌卜,佑 (又) 伐芈”的记载 (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 卜辞第358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芈是楚人的姓,伐芈就是伐楚。这些说明商伐楚是可能存在的。《殷武》当是商王伐楚取得胜利的记实。至于宋襄公父恒公,虽曾于公元前656年随盟主齐桓公伐楚,但也只进到许国南境楚国北境的召陵一带,并未如《殷武》所称“罙入其阻”;同时,齐、楚未交兵便结盟而退,并未如《殷武》所称“裒荆之旅”。
6.据古史所载,称作景山的名山共有五个。在殷商都城 (安阳殷墟)西北九十里就有一个景山。且《商颂》中的“景山”应是泛指大山。
7. 诗歌的制作往往是对旧诗的加工或改写,许多诗歌在主题、手法、语句上大多套袭前代的诗歌。因此《商颂》与周诗在某些语句上的相同,并不能由此证明是同期的诗歌。
8. “古”、“今”是相对的,商代任何时候都有这时之“古”,都有当时人之“先人”。早于“今”的皆可称“古”,不能因其中有“自古”字样,便断定是“易世之后”之作。自汤孙太甲以后至商亡共历十五世二十八王,其中任何一王皆可自称汤孙。
9. 殷商时代已有一车四马之制。在殷墟武官村殷大墓中有车四辆,马骨骼十六付。在其它墓葬中也有些是一车四马。王肃关于三代车制的说法不足为证。
10. 从《商颂》 内容看,在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 中所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以上七条见杨公骥《中国文学·商颂考》)
《商颂》非正考父所作,似可成定论。但究竟为宋诗还是商诗,还缺乏更充分有力的证据。现学术界虽多数学者将《商颂》看作是春秋时代宋国的诗,但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商诗说。我们从《商颂》所表现的内容看,当是商代的产物;从《商颂》的艺术表现形式看,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故《商颂》很有可能是草创于殷商后期,后不断被人增删润色,最后写定于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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