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龙性堂诗话初集》新诗鉴赏
诗论，二卷，清叶矫然撰。矫然(1614～1711)字思菴，晋安(今福建福州)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曾官直康乐亭知县。后归乡著述。
叶氏论诗声义并重，对明代自李东阳以来以声韵格调论诗颇不满意。他说：“有诗以来，郑渔仲(郑樵)主声，马贵与(端临)主义，持论各有所见。盖《三百》之义，尽于兴观群怨，其声则瞽史之徒皆能歌也。自后历代作者，精求其义，而节音不皆可歌，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唐兴，昉《尚书》和声之旨，始制为律体。一律之内，旨鬯音叶，格高句谐，平侧对待，自有一定。天然之妙，似于主声之说居胜。然兴会不高，神致索然，虽极宫商之美，弗善也。故二家之说，合则并美，离则两伤，尽善尽美，斯为善矣。”这段话论述了诗歌声韵和义理之间的关系。律诗的产生，仿佛主声韵说者占了上风。前、后“七子”写作律诗强调“涵咏”，以体会其神理格调，叶氏对这种做法是否定的。他主张声义结合，才能写出好诗。
他还注重学习继承，不主一家，不偏于一格，对四唐两宋元明都不笼统肯定和否定：“学诗入手，舍初盛而言中晚，则失之纤;舍三唐而究宋元则失之杂。得手以后，高语初盛而土苴中晚，则边幅而少新警;坚守唐调而抹杀宋、元，则拘墟而不广大。”
对于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本书都作了适度的肯定和批评。
叶氏认为诗歌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风格来表现，因而不能只学某种风格。他以绝句为例说：“论者谓绝句当法盛唐，不可落中晚。以开、宝兴象玲珑，语意浑婉，大历后渐多雕刻故也。此论信然，但不可执。盖诗非无故而作，忽一感触，偶拈四语，机到神流，有含蓄为工者，亦有透彻为快者;有寄托遥深者，亦有刻画目前者;总欲调高意远，初未问其字谪仙而句少陵也。”就是绝句这种以含蓄为贵的体裁的作品，也不能不看题材一律以含蓄为标准要求它。他还用欧阳修语(实际上是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和陈子龙语“语甚炼而若出自然，意必浑而每多可思”来说明诗必须有的特质。
他的美学理想是：“诗家熟后求生，密后求疏，巧后求拙。盖诗之熟者、密者、巧者，终带伧气，非绝诣也。”
关于诗之大忌，他说：“最忌命一题，便有一套烂熟应付话头，首尾匀称，两对软美，令人乍读声口稳便，细看了无神气，如泥木偶，如倚门妓，如厨传筵食，如何楼古董，最可厌，最不可医。”这些正是他所向往“生”“疏”“拙”的反面。
书中还论及唐宋元明许多作品，也颇有精辟之见。
书中还言及当时作诗之风兴盛大的原因：“国家功令，初不以诗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轻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诗者，其于诗，非真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于性情者。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禄之学，复以绪余分风流一席。不然，则有荐绅先生，昼锦之余，万全孙谋，然后以其既衰血气，应酬山水花月之间。则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学制艺不成，退而学诗，思挟以涉四方，游大人。不得已而从事，无惑乎于此道，概无闻也。”这段话证之以《儒林外史》中的那些诗人雅士，可见当时之风气。
此书有清乾隆四十年(1775)慕陶轩刊本。今人郭绍虞收入《清诗话续编》。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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