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小说

小说·小说

叙事文学文体的一种。中国“小说”一词首先出现在《庄子》一书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谈。汉代，人们把记古人、记古事而又真伪莫辨的“丛残小语”称为“小说”。《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样就把不配列入经传正史的又非诗词曲赋的尺寸短书称为“小说”，归在了子部或史部。现今所谓的“小说”是从宋元以来俗称的“小说”概念发展而来，南宋时期，“小说”只是“说话”四大家中之一，专叙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发展到明代，就已成为与诗、散文、戏曲并列的文学体裁概念，题材内容包括南宋“说话”四家，可以和史传文学划清界限，主张作者想像虚构，在形式上可以用文言也可用白话，篇幅不受限制，长篇可达万言。

从远古到先秦两汉是我国小说的发祥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是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它们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为后来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准备。魏晋至唐是小说的发展成熟期。这一时期，小说渐渐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开始走向独立的文学形式，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产生，但其形式比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自觉地抛开史传传统而创作小说开始于唐代传奇，唐传奇是作家有意为小说、自觉地进行想象和虚构的小说作品，它叙事宛转，想象丰富，文辞华艳，篇幅较长，是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对后来的白话小说和近代文言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小说的转变期，白话小说出现并繁荣，和文言小说成为并列的两大流派。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说唱文学由唐代的“变文”、“俗讲”发展到“说话”。宋元话本的出现使中国古代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转变，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变。至此白话小说就逐渐成为小说发展的主流，同时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章回体小说，也逐渐成为古代小说中的惟一形式。明代是我国小说的繁荣时期，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反对理学，提倡人性的解放，重视小说、戏曲的创作，从明初始，长篇章回体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明代“四大传奇”小说和代表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二拍”出现，同时小说流派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一是逐渐从民间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转变;其二是主题从描写历史、颂扬英雄向刻画市井细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转变;其三是人物塑造从类型化向个性化发展，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其四是创作思想从歌颂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向写实和暴露倾向转变。

我国小说的高峰期是清初至清中叶，这一时期文言小说达到最高成就，《聊斋志异》成为文言小说的一座丰碑，也是清代小说繁荣的先声。清中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成为古代小说的最高典范。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是，作品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批判，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抨击，包括对道德文化、伦理文化进行总体剖析。同时作家因为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重大变化，作品中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清中叶以后，兴起的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发展的余波，并不代表古代小说的主流，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衰微和殖民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晚清时期，反映这一社会变化的谴责小说出现，既对封建制度特别是官场制度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洋人入侵中国的行径进行了揭露。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表现在思想上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补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把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中心题材，把塑造仁人志士形象作为小说的神圣使命，这样古典小说就染上一种教化至上的色彩。在题材方面，古代小说大体上可归为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人情世态小说、讽刺谴责小说和神魔灵怪小说六类。在体制上，由于古代小说深受史传文学和“说话”艺术的影响，所以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采用的都是传记体，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有头有尾，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这就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是由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可称为线性结构，直至《金瓶梅》出现以后，才由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以一个家庭为圆心，通过家庭内外关系的描写，将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在体例上有所创新。《红楼梦》问世之后，把网状结构发展到自然和谐、完整统一的艺术境界，使小说结构的发展更高级更成熟。在语言方面，古代小说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语言的精炼准确和白话语言的生动活泼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再加上文人创作和群众创作的结合，使小说语言呈现出独特的风格面貌，语言既群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同时也能广采博收，兼容诗词曲赋于一炉，形成一种典雅秀丽而又活泼生动的书面语言。总之，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