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楹联·中国古代的书法

书法楹联·中国古代的书法

汉字从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至今，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形体，因时代之需求，由古籀而篆隶、而草楷行书，递相推演。书法之艺术，便随汉字之发展，不断推移，由致用而竞美，遂发展成为一种艺术。

实用总是先于审美。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工具，必然要把繁复的“图画”变成简单的“图画”。这种变，首先是把填实的肥笔画改为线条，再则是把象形字中繁复、重叠和次要部分删去，突出其主要部分，使字形规整、定型，笔画也向匀整变化。前者即早期古文字的“约形”;后者是古文大篆向小篆的转变。

大篆变为小篆，标志着古文字发展的终结。“隶书”的出现使汉字发生了质的变化，是汉字由“古”变“今”的转折。由篆变“隶”，“图画性”消失了，象形变为符号。在汉字由古变今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形态——古隶。这是古文字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简体字”。

隶书的成熟、发展是在东汉。“章草”是“隶之捷”，它是汉隶的“隶草”，全然是隶的笔法。“真书”又是从隶草演化而来，“行书”和“今草”也无不导源于汉隶。

今草的出现，使汉字在书写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所追求的是凭藉书写人自己的感情、意绪，率意挥洒，创造形体连绵、郁勃淋漓的“写意画”。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又一个极盛时期。这时的草、真、行书都已趋于成熟，书法理论也极一时之盛。汉末魏初正是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出现了钟繇、卫凯、韦诞等一批书家。钟繇对“真书”的变革，既使“真书”取代了“汉隶”，成为新型的字体，使汉字得以定型，而且也确立了“真书”的书法地位。入晋以后，因结束了禅代相继和政治动荡的局面，西晋士族生活又极优裕，加之正始以来兴起的玄学的影响，书法竟成为它的“一代之尚”，因而产生了像卫瓘、卫恒、卫宣这样的书法世家。东晋的王、谢、郗、庾四家，有不少人也都善书。王氏一家的书法源于钟、卫，但王羲之为摆脱魏晋以来真书的“古质”。在结字、点画、书意等方面都加以变革，使真书变得蕴蓄多姿。他创造的“行草”，可以说是一种从哲理到艺术的醇化。当时书法艺术追求一种“自由任情”，“理隐而意深”的意趣。“真书”居静，易於拘谨;“草书”尚险，易于激励，最好的体势是把“草”融入于“真”，创造“行草”，求得“从意适便”，使“理”隐于“情”中。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实不止于他个人在书法上所达到的极高造诣，更在于他“变古制今”，开创一条真草结合的“行草”书的发展道路。这种“行草”成为后世书法艺术发展的主流。

北朝的书法，以魏为最盛，造像、碑刻、墓志，蔚为大观。北魏以后，北齐、北周的书法，都没有什么发展。入隋后，隋代的书家汇合了南北书风，创造出一种风神疏朗、格体峻整、注重法度的真书体势，这种真书为唐代真书开了端绪。

唐代书法很像唐代的诗，也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初因为太宗笃好“二王”，所以从唐初至贞观、永徽，王书最为风靡。欧、虞、褚都是学“二王”的，但虞世南的真书有自己的风致，不像“二王”那样偏长，却长而方，并时露侧意，强调捺笔横画的笔势，所以比王书“萧散洒落”。唐代书法突出的特点是注重法度，唐初的许多“书论”中都强调用笔、笔法;书法从少数人耽玩已转向社会，“妍美与功用”成为唐初品鉴书法的标准。

唐代书法的成就，除真书外，还表现在草书上。其草书向“狂草”发展。唐人提倡书法也应和诗一样，抒发胸臆。孙过庭的“取会风骚之意”的理论，成为盛唐变革书法的思想先导，评书的标准也变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张怀瓘要创立具有磅礴气势，可以“达其情性”的书法。而草书，特别是狂草，最具有这种功能，也最能摆脱晋人的风貌和南朝绮靡书风。唐代完成草书变革的是贺之章、张旭和怀素。

唐代自开元以来，因为李隆基喜欢“丰腴”的书体，一时从风。颜真卿不仅以“遒峻”的真书体势一矫当时书法的肥俗之病，而且开创了魏晋“二王”以外的新书风。晚唐书法仍是承颜真卿变革晋人和矫中唐“肥俗”之病的余绪发展。这在元和以后的沈传师、柳公权的书法中，有明显的表现。

五代十国时间尽管不长，但它的书法却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这一时期足以转移风气的书家是杨凝式。

宋代书法虽缺乏唐代那样开阔恢宏的气象，但也不无自己独特的成就。宋初的书法，主要是师“王”。但同时也反对单一的学“王”，尤重颜书。这盖是缘于仰慕颜真卿的“临大节不可夺”的精神罢。宋人在书法上除强调“晓书”、“通意”(苏轼)，以求得对成法的参变脱化之外，就是人们常说的“尚意”。代表人物主要是苏轼、黄庭坚及米芾等人。

书法在元代，尽管走的还是宋人走过的追随晋唐的道路，但是，却没有宋人那种“意造无法”的变革精神。元初书法主要是宗唐，多学颜书，大德以后又学“二王”。开启学王风气的是赵子昂。元代前期几成赵书的天下。其书的最大特点是要求有严格的正传。不过，元代还是不乏有个性有创造的书家。如吾丘衍、释溥光、杨维桢、倪瓒、吴镇、张雨等，他们都各有各的特色，体现了对书法艺术的不同追求。

明初，小楷得以相当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要求书体整饬一律的“台阁体”。这种书体的盛行，阻碍了书法的创造和发展。嘉靖、隆庆间的陈道复和徐渭，在冲击旧的书法观念和拟古的积习方面，实不亚于他们的绘画。徐的行书原出于米芾，但多已夸张变态。草书全出于自诣，可以说和他的泼墨画一样，使人感受到的是一种“不耐礼法”、“不为儒缚”的叛逆精神。陈道复的字虽出于米、蔡、杨凝式和颜真卿，但不仅行草变态，就连真书也时而加以夸张。

清代书法在其前期，完全是沿袭明代摹古的“帖学”道路。明末即已风靡的董其昌的书法，又受到康熙皇帝的“睿赏”;弘历则酷爱赵书，于是赵子昂的字又“大为世贵”。清代“阁帖”，已降为赵、董的“帖学”。另外在世尚帖的时候，有些书家居然究心篆隶和魏碑，这不能不说是清代书法的一大丕变。这是唐代以来所没有的现象。这些书家多深于小学、考证金石、精于鉴赏或长于篆刻。他们中较有成就的是邓石如和伊秉绶。“碑学”虽是清代复古主义思潮在书法上的表现，但由于道咸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终于走上了“入乎古，又出乎古”的变革的道路，并影响着近代和现代书法。

中国书法艺术就是这样历史地沿传，世代相继，形成了它的传统。其传统性不仅来源于生活环境的稳定，还来源于其传统土壤的深厚性。同时，这种巨大的惯性和传统性，便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动力，也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得以繁盛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