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理学·宋文与理学

宋代文学与理学·宋文与理学

理学家对待文的态度大致与诗一样。程颐在给友人朱长文的信中将诗文一并斥为“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③。这就是著名的“作文害道”论。但这并不代表理学家的普遍态度。在他之前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秉承了儒家一贯重视文道关系的思想;在他之后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主张“道文一贯”，认为“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①。他虽然仍将“道”作为“文”之根本，但也并不认为作文是有害于道的，其“两得”、“两失”之语甚至将“文”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而从文学自身来看，作为宋文主流的古文的发展实与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宋文大体分为两种：古文与时文。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人以雕章琢句、词采斐然为特点的西昆时文笼罩文坛，为一时天下之所尚。此前虽有柳开、王禹偁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推尊和学习韩愈古文以反对五代以来的浮艳骈文，但随着柳、王的去世，技巧圆熟、辞藻华美的西昆骈文又迅速流行开来。当时反对西昆体的主要有穆修、石介等人。前者极力鼓吹明道致用，尊韩重散; 后者则从理论上给予西昆体严厉抨击。他写下著名的《怪说》三篇，将思想界的佛、老与文坛上的“西昆体”并列为三大“怪”，认为佛老“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坏乱”了儒家道统，而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体”，则是以“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文章，“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其危害同样在于毁坏儒家道统。可见，石介将批佛老、兴儒学与批西昆、兴古文完全同一了起来。虽然穆修与石介都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号召，但二者的具体目标并不相同。前者作为古文家，其着眼点在于文学;后者对于西昆体的批判，却并不是从文学出发，而是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①。事实上，在北宋前期古文复兴运动的初始阶段，文坛上起主导作用的作家群有两条线索，一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等文人为代表，另一以号称“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等学者为代表^②。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可见三先生是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尊奉的理学先驱，故而这里亦将其对于文学的影响列入讨论范围之内。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重要特点在于道统与文统的合而为一，古文家的思想实质和文学观念包含着理学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古文家与理学家一样，只是对浮艳的文风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而并没有什么创作实绩。这固然与作家个人的才力有关，但也与他们重道轻文、忽视文学的特殊性不无关系。后来当石介任职国子监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险怪奇涩的新文风——太学体，这不能不说是由理学所间接导致的文学逆流。

彻底矫正西昆、太学之弊的是欧阳修领导的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它使古文走上了以平易自然、明白晓畅为风格特点的发展道路。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和他的继任者苏轼等人都相当重视文学的艺术性特征，但同时他们也都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从而使古文的发展始终具有与理学精神相符的一些特点。例如欧阳修，所持的是重道以充文、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与前期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而苏轼在元祐道统、文统分离的洛蜀之争的背景下，虽然站在文学家的立场，极力维护“文”之重要，但他也并未像理学家那样扬此抑彼，而是提倡“技道两进”，并将韩愈、欧阳修和自己都纳入孔孟以后的儒学统系之中：“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①韩、欧二人都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同时亦为文学大家，苏轼倡导这样一种与洛学不同的儒学统系，固然是为了提高“文”的地位，但也正说明苏轼与理学家一样，是抱着以孔孟之道为本的思想。

苏轼以后的北宋中后期文坛仍然以欧、苏文道并重的观念为主。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在编选《古文关键》时，北宋中后期仅选入了张耒一家。这除了因为此时古文运动已近尾声，在创作实绩上没有大的发展外，也因为张耒的“文以明理”的观点是此期较具代表性的体现理学特征的文学思想。张耒“诲人作文，以理为主”^②，他在著名的《答李推官书》中说：“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③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前人“文以明道”观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的见解，更是对欧阳修“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观的具体发挥^④。但张耒所说的“理”，和前人之“道”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与越来越深广地影响着文坛的理学的精神有了更多相通之处。这一点在张耒的“至诚说”中体现得更加清楚。其《至诚篇》曰：“昔者子思为中庸之说，以导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谓性，而其本一言以尽之，曰诚而已。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而卒至于参天地，赞化育。’……一心以格物，则物为之动;物为之动，则天地之远、化育之微、鬼神之无形、阴阳之不测，吾从役之矣。”^①我们知道，“诚”是理学家经常讨论的重要命题，并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融为一体而成为理学的根本特点之一;而作为蜀学领袖苏轼高弟的张耒，其篇章中对于至诚、尽性、化育、格物等的讨论，即使不是受到了理学的影响，也足可见作为儒学不同分支的洛、蜀之学的相通之处。但张耒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欧、苏一派的文学家，其“至诚说”也最终要体现于文学观念之中。他在《上曾子固龙图书》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并对屈原、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加以评价，认为都是出于“诚”与“德”的“君子之文章”^②。

可见，古文家虽然认为“言益工而理益明”，截然不同于理学家的“作文害道”观念，但他们在重视文学的艺术性的同时，也始终没有脱离“文以载道”的儒学传统。而从理学家这一脉来看，虽然他们的思想观念对文学有过负面的影响，但就其创作而言，普遍的平淡典要的风格正与古文家所提倡的平易之风相合，辅以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出现一些即使在文学史上亦堪称精品的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最著名的如周敦颐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作品意象生动、文辞优美，称得上北宋小品文中的经典之作。但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文学史上。文章与理学诗一样，同样体现出理学家的观物态度。作者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作为个人品格的外化，在对自然的观照中映证着自己的胸襟修养，开了理学家在诗文中表现独特的自然情怀之先路^①，所以这篇小文其实是体现理学家之思而又深具文学意味的成功之作。又如张载的《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西铭》本是《正蒙·乾称》篇的首段，并非独立之文，由于它是张载的苦心孤诣之作，极为其所爱重，将之抄贴于西窗上以教育学生，又由于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而终于成为一篇独立的名作。文章由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发展为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并提炼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从而不仅以统一天性与人性的彻底性受到理学家的极力推崇^②，亦以平等博爱、“为天下生民立命”的高尚襟怀为众人所景仰。作者以生动凝练的笔法表达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又于其中贯穿着一种深具感染力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区别于一般的理学之文而具有了独立的文学价值。至于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古文作手自当属朱熹^①。同为理学家的黄震在其《黄氏日抄》中评价说：“朱子为文，其天才卓绝，学力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②其中所谓“剖析性理”、“穷诘邪说”，固然体现出理学古文的特点，但黄氏主要还是从文学技巧角度对朱熹之文做出高度赞誉。清人李慈铭也说：“朱子之文明净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③可见与理学家的诗一样，理学家在文章中一方面以其理学思想和精神影响了文坛，另一方面那些非理学色彩的文章也不乏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好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理学家在唐宋古文统系的确立中所起的作用^④。“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是由明代古文家茅坤所定，但这一古文统系的雏形实初现于南宋理学家之手。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中，眉山苏氏独占三家，而洛、蜀之争曾经势同水火，故而谈及唐宋古文统系与南宋理学家的关系，不能不先对南宋理学与苏学的关系加以说明。南渡以后，随着最高统治者“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苏学与苏文研究迅速发展，虽然出于理学发展的危机意识，南宋理学领袖朱熹一直对苏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但从学术界的普遍倾向来看，要求贯通不同学派的观点已经日益突出。如员兴宗说：“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 ”^①刘光祖是朱熹的理学同道，但对苏学的态度也与朱熹大相径庭，他说：“苏、程二氏之学，其源则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于经术者也。”^②他这种平视二学的态度得到了真德秀的赞誉，可见后者亦是主张融合会通的。朱熹的私淑弟子魏了翁，因其为周、程诸子请谥成功，标志着理学成为官方正学而在理学界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他对苏轼其人其学也都有很高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普遍的态度之下，端平二年(1235)，朝廷同意李埴的奏请而以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对于理学界来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苏轼了。

其实即使如朱熹，虽然在学术上攻击苏氏，但也并未因此而否定三苏之文。他说：“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文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③“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④从义理与文辞两方面拈出了可为范本的韩、柳、欧、苏、曾等人之文，已占了八大家中的绝大多数。又，据说朱熹曾选《昌黎文粹》《欧曾文粹》(见王柏所作二书跋)，以编选文粹的方式进一步弘扬了唐宋古文统系。而与朱熹同时的理学家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不但对苏学多所承认，且他们“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⑤，所以如吕祖谦编《古文关键》，将苏氏三家全部选入，也自是情理中事了。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选韩愈文13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文11篇，下卷选苏洵文6篇，苏轼文14篇，苏辙文2篇，曾巩文4篇，张耒文2篇。与明人所定“八大家”仅一人之差，这自然与南宋人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态度有关，而张耒得以入选，大约也与其文学观念中颇具代表性的理学色彩有关。事实上，吕氏的这一选本主要还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门径，并在“卷首冠以总论看作文之法”(《四库提要》)，与理学家严格贯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文章正宗·纲目》)的理学标准的文章选本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等有所不同。吴子良在《〈筼窗集续集〉序》中曾经指出：“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①编选《古文关键》正是吕氏这一思想的体现。到了明代，对于确立唐宋古文统系的古文家来说，文道兼重的吕氏选本，影响自然要大于纯理学标准的选本。此时，随着对王安石偏见的逐渐淡化，在吕氏所列八大家中进王安石而退张耒，散文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就此确定下来。如今，当我们重新清理这一古文统系时，不能不考虑到理学家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而文学家的儒学背景、文道并重的思想观念和南宋时洛蜀会同的学术态势等，则是这一古文统系在理学家手中粗具雏形的综合因素。

注释

③ 《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① 《朱文公文集》卷三○《与汪尚书》,四部丛刊本。① 参见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② 参见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三章《理学与宋代古文》,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① 《苏轼文集》卷一○《六一居士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② 《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③ 《张耒集》卷五五,中华书局1990年版。④ 参见湛芬《文以明理与北宋理学——张耒文学思想再探》,《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① 《张耒集》卷四三《至诚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② 《张耒集》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参见张鸣《即物即理,即境即心》,《文学史》第三辑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参见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第三章《北宋儒学的繁荣和文学的繁荣》,第25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三章《理学与宋代古文》,第10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参见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朱熹的文学创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② 《黄氏日抄》卷三六,知不足斋丛书本。③ 《越缦堂读书记》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版。④ 参见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三章《理学与宋代古文》第10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① 《九华集》卷九《苏氏程氏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宋史》卷三九七《刘光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③ 《朱子全书》卷六五,清嘉庆刻本。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⑤ 刘咸炘《推十书·文学述林》卷二《宋元文派略述》,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① 陈耆卿《筼窗集续集》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