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国民俗·相术

传统文化·中国民俗·相术

相术是脱胎于占卜的一种术数。它通过对人的面貌、声音、气色等的观察分析，来预言人的吉凶休咎。殷周时期的占 卜大都用于征战、农事等集体性的大事上，用于个人的占卜很少。到春秋时，占卜发展成通过人的相貌推断人的才华与贤愚，这时，相术便从占卜中独立出来了。看相，从先秦起就有专门的称呼，叫相人。《荀子·非相》中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这说明相人产生在战国以后，远比占 卜要晚。《左传 · 文公元年》有内史叔服相人的记载：“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见其二子后说：谷可以祭祀供养您，难可以安葬您，谷的下巴颏丰满，后嗣必然在鲁国昌大。下巴丰满则富贵昌达也许自此成为相术的千年古训了。《孔子三朝记·少闲篇》中载有“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虽然不能确定远古时代就有了相人术，但至少可以证明，孔子时代已有了相术的概念，而且，相术是以相人开始的。只是，这时的相人一般用于对人的才能与贤愚的推测，尚无详备的相术理论。战国末，产生了四大相术家，即荀子提到的“许负、唐举、邓通、条侯。”据《史记·周勃世家》介绍，许负是个善相术的老妇，河内温地人，活至汉初，被汉高祖刘邦封为鸣雌亭侯。她的相术没有流传下来，但在敦煌古籍中却出现了托名许负撰写的《相书》。敦煌写本伯三五八九、伯二五七二、伯二七九七诸原本题汉许负撰《相书》。《汉书·艺文志》记有《相书》24卷，《隋书·经籍志》载《相书》46卷。这些古籍都散佚不存，只有敦煌唐代人撰写的《相书》保存下来。

汉代相术基本上具备了理论雏形。从《史记·赵世家》描写白起的一段话，可以窥见一二：“白起小头而锐上，断敢行也;童(即瞳)子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这种将人的外貌特征与人的命运相联的模式已经出现。汉代已经有了专为贵族看相的“相工”。这些相工与其对象的交流与沟通，促使相人术的理论模式得以不断发展。《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云：“韦贤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贤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贵，亦当为丞相。’贤曰：‘我若为丞相，有长子在，是安得为之。’贤后竟为丞相，既死而长子有罪，乃立玄成，史学家司马迁不自觉地沿用了先秦的相人术，后世一些史学家遂起而效之。《东观汉记》记载了相工莱通相孝顺梁皇后之事：梁皇后永建三年选入宫掖，相士莱通见后，十分吃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对相人术神奇效果的宣扬，形成一种穿凿附会的风气，自司马迁《史记》以后，有关相术的传说故事书籍远远超过相术理论的数量，并且越传越神秘，使相术的理性因素完全湮没在云山雾罩的传奇中。唯一能体现相术理性特征的是医家的望诊相法。《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内经》12篇。显示了中医相术的理性优势。一般的相术，无不先按一定人为的假设规律，去推演人身命运规律之结果，未必有什么必然联系。如果有说中的，也只是偶然的巧合，没有规律性可言。而中医相术，它的学理、立论皆基于人体自身。立足于人体自身之脏腑气血，肌肤百骸，行止好恶，诸般习性。诸如血气虚者，毛发不华，性急善怒，好惹灾祸，诚必然之因引必然之果。《灵枢·五阅五使篇》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官，管也。”陆锦川在《中医望诊相法》中分析：“岐黄相法，重在五内，脏腑气血，情志好恶，皆欲内外应合。故曰：‘有诸内必有诸外’，而有诸外，又必有诸内者也，内外相应，外以察形态，内以窥脏腑，则吉凶寿夭，祸福休咎，自无逃遁。相士徒重外骸，妄加附会穿凿，是以失诸相道之本矣。”中医相术的相面，认为人的外部形状与人的内脏有必然联系，比如“肝开窍于目”，“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面部的各个部位都与人体的内脏有关，而人的寿夭则是由人的形、气、骨、肉、皮的协调关系所决定的。“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中医相术极少涉及祸福、善恶等一般相术感兴趣的问题，更多地涉及的是望诊相病。沿着《黄帝内经》这条线，中医相术在后世越来越重视医理，远离了对人的荣华富贵的预测。东汉看相已重相骨。王充《论衡·骨相》载：“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颇为强调相形。魏国王朗《相论》曰：“然仲尼之门，童冠之举，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难据故也。”曹植《相论》云：“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认为上述四位圣人都有异于常人之处，所以为富贵相。六朝时期还出现了《相经》，虽已散失，但从南朝梁陶弘景、刘孝标为《相经》作的序言，却可以透露当时相术理论的面貌。陶序云：“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貌，亦犹事先谋而后动，心先动而后应，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贵寿夭，各值其数。”陶氏认为人的命运、吉凶都可以通过人的形骨气貌这些外在的东西表现出来。刘序则对此作了具体阐述：“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声动乎几，响穷乎应。虽寿夭参差，贤愚不一，其间大较可得闻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丽目，斯实天姿之特达，圣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廛，天关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辚交映，井宅既兼，食匮已实，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长颈，颓颜蹙齃，蛇行鸷立，咮喙鸟咮，筋不束体，血不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后凶，或少长乎穷乏，不其悲欤。”这与王充《论衡·命义》篇中论述的三命的道理相同。即天资好的，不假操行，福吉自至;天资中等的，靠个人努力也可得福;天资差的，所有的个人努力都会适得其反，命中注定没福。

隋唐之际，出了一个大相术家袁天纲。他是益州(四川成都)人，朝廷官吏。在隋代至唐初，他的相面已很重视“龙睛凤颈”，《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引《感定录》云：“唐则天之在 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彟令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唐代重要的相术书当属敦煌本《相书》。它全面地展示了无名相术家对人体的纹路、黑痣、器官等的奇妙的想象力。敦煌《相书》9卷35篇，概括了人体从头到脚的全部。《相书》借用了中医之名，如六府，中医指胃、大肠、小肠、三焦(食道)、膀胱、胆，而《相书》之六府指“额为一府，左颊为二府，右颊为三府，头为四府，颧为五府，骨为六府。”采用了中医六府之名，内容却与中医无关。其“相色”部分，有的地方与中医相吻合。如“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在中医看来，耳门发黄色，即为人健康之标志。《医学心语》认为“耳者，肾之窍。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敦煌《相书》相男女生殖器，相妇人背上的痣，相人体各处的毫毛，可以说相术发展到唐朝已经极尽精细了。它的内容也从服务于少数人的升官发财，又添了求子求女、求贤夫贤妇、求田地等，说明相术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敦煌《相书》的发现，标志相术已经达到了成熟。

宋代是相术的鼎盛期，其标志就是相术著作《麻衣相法》的出现和相术在朝野的广为流行。麻衣道士是传说中的一个威望极高的神秘人物。据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推测，该书作者为宋代陈抟。这部相书讲的全是相人术。它以人的形体、面貌、声音、骨骼等外在特征为观察评析的对象，将它们同人的吉凶、寿夭、穷达等联系起来，确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意义。自此，相术有史以来，就某种外形特征与某种命运关系的诸多说法，得到了明确、系统与规范化。全书共分4卷，卷一概述了人体各部位对应的东西;卷二是相面法，将人的面部分作头、额、眉、目、鼻、口、唇、人中、舌、齿、耳若干部分，分述每一部分与人生命运的联系;卷三是对人体各部位在相术中作用的分析，以及如何通过手足看人生命运的吉凶贵贱;卷四论气色与人生命运的关系。这部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相术著作，被后世奉若经典，视若神明。与此书相近时期产生的另一部相书著作是《太清神鉴》，共6卷。纪昀认为《太清神鉴》是托王朴之名之作。明代又出现了袁珙作的《柳庄相法》。袁珙字廷玉，一生游历，在普陀珞珈山与一位异僧学相术。袁珙天资聪慧，领悟极快。后来他就用所学之术为人推断吉凶、祸福，他只听声、观其貌便可推断吉凶，名声远扬。因他自号柳庄居士，后人称其相法为《柳庄相法》。相术在宋代达到鼎盛并在以后各代深入民间，与《麻衣相法》、《太清神鉴》、《柳庄相法》这三部书的流传有很大关系。

古代相术最初只是粗略的相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相声、相形、相骨等用以预测人事吉凶种类繁多的相术。南北朝前就产生了相骨，如东汉相士为班超相骨时，说他：“燕颔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中国古代相骨的相士多是一些盲人。骨法可以用手揣摸，故盲人也可以当相士。当然，相骨并不是盲人的专利。唐代张冏藏善相骨，但却不是盲人。相声也是相士们常用的相人之法。《太平广记》卷一五三载胡芦生为李藩相声之事即其例。胡芦生闻其声便知贵人来。用声音推测人的命运，玄而又玄。相色，至少唐代以前就有。敦煌民间《相书》有对黄、黑、白、青、赤五种颜色的相色记载，详述了鼻、眼、眉、耳门、额头等处出现上述五种颜色时人的命运吉凶。相气，传说相术大师袁天纲就能用相气预测人的贵贱寿夭。相术的种类还有相手纹、足纹，认为有字者贵，男有黑痣者贵，女有黑痣者凶。

相术与堪舆、算命、风水等数术活动一样，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由于文人的参与，相术结集成书，得以更加广泛流传，从而成为构成中国文化神秘色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