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社会生活·多元融合

辽金元文学与社会生活·多元融合

观照辽金元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有一个关键词不能不予以重视，那就是 “多元融合”。这主要是指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虽然在辽、金、元三朝中，其具体的融合程度、力度和深度又各有其自己的特点。

前面所说辽太子耶律倍弃辽投后唐改名李赞华的事情，是典型的文化融合个案。其实整个辽代社会的政治典制和文化，就是在逐渐向汉民族靠拢和学习，当然更多地体现在皇室贵族身上。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49年，是史家公认的圣明君主。他积极推进契丹社会的封建化改革，把汉族的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史载：他“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①在政治上向慕汉民族，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尤喜吟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出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②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辽朝特别受到推崇，这当然和白氏的诗比较通俗易晓有关。圣宗《题乐天诗》留下了一个佚句：“乐天诗集是吾师。”^③《古今诗话》又说：“辽人好乐天诗。”《尧山堂外纪》则曰：“辽东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泛海奔唐，载书数千卷。习举子，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这位东丹王就是那个弃辽奔后唐的辽太子耶律倍，“黄”对“白”，“居难”对“居易”，“乐地”对“乐天”，可见对白居易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圣宗名下的诗只保留下一首，也是很有白乐天风格的：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这是歌咏秦始皇制作的传国玉玺，历经沧桑，这时已经传到辽人手中了。这首诗的风格质朴精练，确实反映了辽人初受汉文化沐浴的情况。辽人的汉化程度当然还不可能写出李贺、李商隐那一类风格的诗来。

越往后，辽人的汉化程度越深，也就是“文化融合”的程度越深。辽兴宗就比圣宗对汉文化的濡染更进了一层，他不再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学习对象，而是儒、释皆参了。《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中说：“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兴宗留下的一首诗也是与佛教有关系的，《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

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

这位“司空大师”本是汉族人，名郎思孝，早年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后来出家为僧，住在辽西觉华岛海云寺，法号海山，到兴宗时被封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极受礼遇。皇帝作诗“挑之”，国师也只有奉和敬答：

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

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

辽道宗处于辽朝后期，更加佞佛。陆游《老学庵笔记》和侯延庆《退斋雅闻录》中记录下道宗的一首诗，名《题李俨黄菊赋》：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很显然，这首诗更有艺术的空灵之美，也就是对汉民族的诗艺文化学习更加深入了。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诗前面已经提到过，有很高的艺术性;长达120句的“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堪称宏篇巨制。这些都说明，契丹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民族的中原文化相融合，愈来愈升堂入室了。反过来说，也就是民族之间在生活形态上也进一步彼此靠拢了。这一特点在辽代汉族诗人的作品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如脍炙人口的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写的一首诗：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汉族人跑到辽地，用汉族的诗艺表现在辽地的生活，写得声情并茂，这正是生活融合带来文化融合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辽朝诗作所体现的文化融合还较多地表现了草原文化之本色的话，那么金朝的文学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更强有力的汉化倾向。这就是所谓金诗以“借才异代”开端的文学史意义。张晶说：“女真民族原来的文化，大致上是‘不毛之地’;而到太宗、熙宗、海陵时期，诗坛出现了一批成熟的诗人，留下了一批有特色的诗作，主要还是文化移植的产物。灭辽侵宋，是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捩点。以此为契机，女真统治者开始大量吸收汉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使女真很快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文化的各个侧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女真人集中地吸收汉文化元素的现象。”(《辽金诗史》第112页)《金史·礼志》：“金人之人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战争是残酷的，侵略是野蛮的，但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交会融合也在这种残酷和野蛮中实现了。原来逐水草而居、盘雕驰马的金人大幅度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创造了新的文化——那是一种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后的新文化。

由辽入金的文士韩昉、左企弓、虞仲文、张通古、王枢等主要在政治方面有突出表现，由宋入金的文士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吴激、张斛、施宜生等人则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辉煌。尤其是宇文虚中开金朝一代诗坛风气。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在这种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中诗人所经历的“磨合”的痛苦。这在由宋入金的诗人身上体现得格外鲜明，因为宋、金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都比较大。而文化融合过程中必不能免的感情摩擦和心灵冲撞在金代文学中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也对我们观照反思今天的中西文化之交流融合具有借鉴意义。金朝“借才异代”时期的诗人留下的诗作中经常流露一种“乡愁”情绪，一种对南宋故土的怀恋，对南宋文化的怀恋。如宇文虚中的《己丑重阳在剑门梁山铺》：

两年重九皆羁旅，万水千山厌远游。白酒黄花聊度日，青萍绿绮共忘忧。却怜风雨梁山路，不似莼鲈楚泽秋。何必东皋是三径，此身天地一虚舟。

又如吴激的《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

江南春水碧如酒，客子往来船是家。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鞍马老风沙。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诗的“本意”，而重视其“空筐结构”效应的话，那么，“不似莼鲈楚泽秋”、“而今鞍马老风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在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二者“磨合”时产生的心灵震颤呢? 目前在世界各地渐成气候的海外华人文学传达的情感心态与此颇有些类似。

从“借才异代”到“国朝文派”的发展，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观照，可以说金代诗歌从借鉴走向了自觉。如果从文化的“磨合”视角上，则可以说多元文化的融合从尚存间距逐渐达到了圆融无碍。我们看国朝文派诸家的诗作，从格律措词到格调意境，已经与唐宋诗人的水平相差无几了。明人胡应麟就说过：“七言歌行，时有佳什，蔡正甫《医巫闾》，任君谟《观潮》……皆具节奏，合者不甚出宋、元下。”(《诗薮·杂编》卷六)这当然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奖掖分不开。金世宗重用博学富才的儒士为重臣，朝廷中文学气氛浓郁，君臣间经常赋诗酬唱。宣孝太子和金章宗也都是偃武修文，使诗赋艺术的审美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金史》卷一二《章宗纪》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章宗本人倾心诗赋创作，影响之下，后妃群臣自然也趋之若鹜。《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纪》说：“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这正是金国社会大幅度接纳汉民族文化的写照。当然，即使如此，金族草原文化的底色气质还是会在诗赋作品中有所流露表现的。前面引过清人顾奎光为《金诗选》所写序中的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今再具体引录一诗一词，可以管窥蠡测矣：

郁郁风云入壮怀，天潢飞下碧崔嵬。两崖逼侧无十步，万顷逡巡纳一杯。溅沫纷纷跳乱雹，怒涛殷殷转晴雷。曾闻电火鱼烧尾，会趁桃花涨水来。

——萧贡《保德军天桥》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湮。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命，上将塞坛。区脱昼空，兜零西举，甘泉又报平安。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邓千江《望海潮》

从“国朝文派”到金源诗人的冠冕元好问，两种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顶峰。金国灭亡了，元好问却给金朝的文学竖立起了永恒的纪念碑。对于元好问，已有的研究评述文字可谓相当丰富了，不过从文化交融的角度观照，仍然有可以发挥的余地。作为见证了金朝衰亡的“诗史”作家，元好问其人其诗似乎提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在文化融合的成熟期，从外表的文学面貌上已经看不出相对落后文化的文本痕迹，但在其神情气韵的骨血里，则仍然深深地沉淀着那原始的基因。这在元好问的“丧乱诗”和著名的《论诗三十首》里体现得最为典型。如果说“丧乱诗”的风格还可以由 “国破家亡” 的遭遇激发来解释，那么论诗绝句则是一种天然气质的流露，从汉诗的形式角度而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草原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精神气质当中。这在他特别推崇诗风的豪壮刚健这一点上表现最明显。如：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赵翼说得不错：“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欧北诗话》卷八)这种因“生长云、朔”而获取的“天禀”在元好问的词中同样体现出来。词在传统上是艳科，但元好问的词却有宏博苍莽气象，即如其名篇《迈陂塘·雁丘》：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这也是写“情”，却又哪里有一点“艳”的影子? 这是以健笔写柔情，深婉中自具沉雄气象。说到底，还是 “云朔” 的 “天禀”流露。

元朝地跨欧亚大陆，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空前大帝国，其气象自然又非局限于北方一隅的辽、金所可比。应该说“多元融合”在元代文学中表现得最为酣畅淋漓了。最能代表元朝的文学艺术自然是杂剧和散曲。“曲”这种艺术形式的本身就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明代王世贞《曲藻序》有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杂剧的体制、气韵，精练简约，粗豪阔大，与从纯粹汉族文化圈发生的“南戏”——“传奇”迥然不同。从内容上说，无论关、王、马、白、郑诸杂剧大家，尽管各有其艺术个性，但在总体上都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元朝的社会生活有很浓郁的市井化商业化气息，又有草原民族文化的底色;有多元宗教的自由流行，又有复杂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这些社会特点都在元杂剧和元散曲中曲折地反映出来。我们可以把元朝的时代精神概括为“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精神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①，这种极富审美意度也就是“诗性”的时代精神无疑是元朝特殊的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为什么会有“浪子风流”呢? 因为有孕育产生这种精神意度的社会生活条件。而这种社会生活又是蒙元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后的产物。“就是说蒙古民族的豪放恣睢，若不打仗，便是单纯、简易、轻松、载歌载舞，而且有足够的痴迷。他们不怕我的心‘因快乐而变得无用’。曲畅由于人浪，元代多浪子——上层有上层的浪法，下层有下层的浪法。没有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渠道和情结，于是就能在哪里找到乐子就去哪里了”(《大俗小雅》第126页)。这种时代情绪在元杂剧和元散曲里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琴童云：“相公，你不思进取功名，只要上花台做子弟，有什么好处?”正末云：“琴童你那里知道，做子弟的声传四海，名上青楼，比为官还有好处。做子弟的有十个母儿：一家门，二生象，三吐谈，四串仗，五温和，六省傍，七博浪，八歌唱，九枕席，十伴当。做子弟的要九流三教皆通，八万四千傍门尽晓，才做得子弟，非同容易也呵。”

——武汉臣《玉壶春》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上花台做子弟”成了元朝男人的骄傲和理想。“上花台”也就是到妓院狎妓，子弟也就是狎客、浪子。不过元代的“上花台”颇有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就是了。妓女与演员常常一身而二任，“花台”也可能是戏班子。而要做子弟需要多才多艺，风流倜傥，具有全面的文学艺术才能，所谓九流三教事都通，八万四千旁门尽晓。《青楼集》里的“星”大多也是妓女和演员一身二任，追星族的“士夫”们，也就是“郎君领袖”关汉卿和“万花丛里马神仙”的马致远。到了杂剧里，就幻化为那些浪女辣妹(许多是所谓“上厅行首”)的女主角和风流浪子的男主角了，《望江亭》里的谭记儿和白士中、《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红娘和张君瑞、《墙头马上》里的李千金和裴少俊、《拜月亭》里的王瑞兰和蒋世隆、《曲江池》里的李亚仙和郑元和、《倩女离魂》里的张倩女和王文举、《谢天香》里的谢天香和柳永……虽然这些故事大多数都有汉民族文学作品传统的文本根据，但在人物的个性气质上却深深地浸染了草原文化的色调，也就是那股浪劲，那种豪情，那敢做敢为的气概。元朝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极富特色的“新感性”。

元朝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元朝的文人活得其实相当放松，嬉笑怒骂，信笔发挥，用历史题材影射现实的社会问题，不用担心文字狱的迫害。浪子可以退一步去作隐逸，也可以进一步去当斗士。写神仙道化剧的马致远和写《窦娥冤》的关汉卿、写《汉高祖还乡》的睢景臣各得其所。走传统路线的宋遗民也可以自由地去组织他们的“诗社”。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举了一些例子，如月泉吟社于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开始征诗，到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短短的两三个月，就征得诗稿2735卷，参加者至少在2000人以上，最后评选出280名优胜者。杨维桢《聚桂文集序》也记载了一次文社活动：“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元诗选》黄庚诗集前的序言说：“当是时，江南初定，遗民故老，无所寄兴，往往发之于吟咏间。时际宴安，禁网疏阔，骚坛树帜，奔走争先，蔚为一代文章之盛。其所由来者远矣! ”元朝的“禁网疏阔”才导致“一代文章之盛”。对文学艺术来说，开放永远比禁锢好，多元永远比一元好。不同文化的融合带来了元朝文学艺术的独树一帜，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元曲，传统形式的元诗和元文也蔚为大观。

注释

①② 《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③ 《古今诗话》,引自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上。① 1986年9月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653期;《箫剑集》第21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