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传播·书面单篇传播
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都是书面传播。单篇传播类似于当今报纸杂志一篇篇的刊载,书册传播则跟现在出版社出版一本本的书差不多。宋代文学的单篇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雕印、石刻和题壁。
1.雕印
宋人既雕印成册成卷的文集,也刻印单篇的作品。文集创作的周期长,字数较多,雕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雕印单篇作品则比较省时快捷。因此宋人常常雕印单篇的诗文作品,以快速及时地传播。
著名作家的诗文,常常是每写出一篇,就被人刻印流传。欧阳修“《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①。有时还没改定,初稿就被传播出去。叶梦得曾说,欧阳修“在滁州,通判杜彬善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②。这种“一传不可追改”的情形,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叹③。正因为欧阳修诗文的初稿常被传播出去,而他后来又有所改正时,各种版本的文字便有差异。《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九末附校记说:“此卷《峡州至喜亭记》《谷城夫子庙记》,再以庆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学记》,以校承平时闽本,往往异辞。疑是初稿先已传布。”同书卷四六校记也说:“右《言事书》,凡一作者,皆江钿《文海》本。疑是初稿,不若集本之善。”宋人诗词常有异文,有的并不是书商的臆改或误刻,而是作者的初稿与定稿原本不同。一旦初稿与定稿从不同的途径刻印传播,便会造成各本文字的互异。
苏轼的诗文,也是每出一篇,人争传刻。他在《答陈传道》信中说:“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顷作神道碑、墓志数篇,碑盖被旨而作,而志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辞,欲写呈,又未有暇。闻都下已开板,想即见之也。”④于此可见,苏轼所写的神道碑、墓志等文章,写成后,汴京就有人“开板”刻印传播。当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⑤。世人所搜罗蓄积的苏轼诗文,应是单篇刻印的作品。
由于雕版印刷,方便快捷,单篇作品的文字又不多,所以有的作品一写出,便及时而迅速地传播开去。如苏轼为朝廷起草吕惠卿谪词,“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①。当时黄庭坚也是“诗文一出,即日传播”②。
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扩大了作家诗人在文坛诗界的影响,提高了他的社会声誉。苏轼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巨大,与当时传播方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说: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欧阳修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③
在朝廷禁止苏诗传播的徽宗朝,记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不会记诵苏诗,就觉得底气不足,在社交场合没面子,会遭到别人的蔑视。可以想象,苏轼在当时诗坛和知识界的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入。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在当日诗坛上没有苏轼这样广泛的影响,与当时传播媒介的局限有关。李杜所处的时代,雕版印刷尚未普及,诗文作品主要靠手抄传写,其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都十分有限。
2.石刻
用石刻作为传播媒介,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开始。秦始皇曾刻石纪功,其《芝罘刻石》说:“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世。”④将功劳刻于石上,以永垂后世。这反映出一种自觉的传播意识。东汉熹平四年(175),蔡邕将“《六经》文字”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更具有明确的传播观念。当时将经书刻石以传播,影响非常大。蔡邕所书刻经石碑“始立,其观礼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①。
石刻作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起步稍晚。六朝时期已有诗歌刻石,只是传世的不多。到了中晚唐,诗歌刻石渐次流行。而到宋代,诗歌刻石更加盛行。
以石刻作为传播媒介的观念,宋人十分明确。在宋人看来,石刻既可以穿越时间的障碍使作品传播久远,又可以超越空间的阻隔传布四方。正因为石刻能使作品广泛而悠久地传播,故较之镂板雕印,宋人更重视石刻。北宋舒亶弹劾苏轼时说,苏轼“讥切时政之言”,社会上“争相传诵”,“小则镂板,大则刻石”②。刻石与镂板雕印的“大小”之别,反映出宋人更看重石刻的传播功能。宋代有无名诗人为使自己的诗文能发表于世,扩大影响,便自己刻石,以广其传。 宋祁曾说:“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谓之嗤符。”③有人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会湮没亡佚,便刻之于石,使永久流传:“政和陈武祐,虑岁久诗亡,大书,系以记文。镌之字右方。”④所谓“镌之”,就是刻诗于石。
宋代诗文刻石的篇数,一般是一篇篇的作品单刻,但有时是将数首诗合刻,如陆经刻欧阳修的《思颍诗》就是如此:“陆子履(经)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⑤30首诗合刻,拓印出来便成一卷或一帙,相当于一部小型选本。
至于刻石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各种形式、体裁的作品,都可入石。诗、词、赋、颂、记、赞、论、奏、序、跋、书简尺牍、墓志碑铭等,无一不可入石。这只要检阅一下历代石刻著作,如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即可明了,无须列举。
宋代石刻拓印成的文本,有专门的称谓,或称“碑本”、“帖本”,或名“石本”、“墨本”、或号“摹本”(模本)、“拓本”。
宋代诗文的刻石,从刻石者的身份来划分,有官刻和私刻之别;从刻石的性质、目的来划分,有营利性(商业性)刻石与非营利性刻石之别。非营利性刻石,旨在传播作品,扩大作者或作品中所涉及的人事的影响。营利性刻石,主要目的在于印卖赚钱,客观上也是传播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专营刻石的寺庙僧侣。两宋时期,僧侣刻石相当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寺庙是文士游人香客频繁过往会集之处,既可以大量印卖石刻拓本,也便于过客自己拓印或传抄。寺庙中经营石刻的,主要是住持、住山、院主等知事僧。他们经营石刻,大多带有营利目的。
文人有新作品,常请寺僧刻石。秦观的诗文,就经常寄杭州僧人刻石。为求美观,有时还要请著名书法家书写,黄庭坚曾为秦观书写《龙井记》和《雪斋记》,然后“寄钱塘僧摹勒入石”①。有的则是寺僧向文士索要作品来刻石,这相当于后世报刊的约稿。如北宋状元黄裳《瑶池月序》:“因作《云山》《烟波》二行,歌之以《瑶池月》。精严禅老请刻之石,乃书以遗之。”②石刻,是宋代作家“发表”作品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
石刻传播的途径之一,是朋友同好相互赠送。其次,是过往行人自行拓印、传写。如“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③。
另一重要途径是拓印传卖。宋代石刻,似乎不存在“版权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将文字刻在天然崖壁岩石上的摩崖石刻,任何人都可以“打印”售卖。张耒《读中兴颂碑》就说过“时有游人打碑卖”①。张耒所读的《中兴颂》,就是游人拓印售卖的碑本(“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南宋初,胡仔游浯溪,曾以“百钱买”黄庭坚所书《欸乃曲》的“碑本”②,也是游人拓印之本。
至于一般的石碑,按理说,其“版权”应归立石者所有,但石碑多立于户外、野地,游人过客可以随便自行拓印,也就不存在所有权或“专利权”了,最多只是“首印”权。且看范仲淹一则轶事:“范文正守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延礼之。书生自言平生未尝饱,天下之至寒饿,无在其右。时盛习欧阳率更字,《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③很显然,在鄱阳的石刻唐欧阳询《荐福寺碑》,并不是范仲淹或书生所立,只是此碑本一时畅销,因而范仲淹为书生备办纸墨让他拓印千本去汴京售卖,以补无米之炊。
石刻碑本的售价,一般视碑文作者和书法者声名地位的高低而浮动。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曾载,欧阳修早年以省元及第时,文名不高,一篇“新赋”的石刻碑本只卖“两文”钱。而后来成为文坛领袖后,一篇《石曼卿墓志铭》的碑本,被释秘演拿去让“穷民售之”,售价为五百文钱,欧阳修还嫌卖得太便宜,降低了他的身份及其文章的价值④。看来欧阳修比较熟悉碑本的行情市价。他的诗文常被人拿去印卖,有了比价,他才知道并责怪释秘演售价太低。
石刻传播,具有便捷性、可复性、广传性、久延性、传真性与鉴赏性等功能、特点。便捷性,是指石刻印传迅速便利,随要随拓,需要多少可拓多少,读者还可以自行拓印。可复性,是说间隔多年后如拓本失传或破损,仍可据原碑复拓,如原碑磨损或毁坏,则可重新立石续刻。广传性,是指碑本不受空间限制,可传播中外四方。久延性,则是说碑石可永久保存,不像刻板那样容易损坏,即使拓本损坏亡佚,千百年后仍可据原碑复拓,以传无穷。范仲淹《览秀亭》诗:“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休。”①即说明了石刻的久延性特点。
石刻的传真性与鉴赏性,是就入石诗文的书法而言的。入石诗文,有的是由书法名家书写,如欧阳修《醉翁亭记》由苏轼书写入石②,欧阳修的《集古录自序》由大书法家蔡襄书以入石③。这些书法本身都是珍贵的艺术品,因而碑本具有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而只有石刻才能基本保持书法原作的风神意态(即传真),这是其他传播媒介无法替代的。当时读者欣赏或临摹同代人和前代人的书法,主要是靠碑帖拓本。因而宋人多喜爱集藏碑帖石本,若干篇汇为一卷,既是文学作品的读本,又是鉴赏、临摹书法的字帖。
石刻,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也是书法艺术的载体。由于石刻大量而广泛的传播,宋代“鉴赏之士”、文人雅客收集、整理、研究石刻蔚然成风,并形成一门专门之学——金石学。石刻集文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于一身,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
3.题壁
题壁,是作者或“好事者”将自作的或他人的诗词题写在驿壁、馆壁、寺壁、桥梁等建筑物的壁上,供人观览、传抄。
相对雕印、石刻的动态传播而言,题壁是一种静态的传播方式。因为作为信息载体,壁自身不能像雕印本和石刻碑本那样流通传播,只有通过行人的阅读、传抄才能传播,因而题壁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及雕印与石刻。然而,题壁又是一种免费的、非商品化的、不费功时的传播方式。诗文作者可以在各种建筑物上随意自由地发表作品,而无须刻板工人和刻石工人的刻印,也无需字模、印板、碑石和凿刻工具,有一支笔或其他书写工具就可以了。诗文的接受者不用花钱就可以口诵、心记、笔录。这当然也限制了传播范围,不是亲见就难以读到。
题壁传播,在中唐时代已比较流行。白居易的诗当时已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①。到了宋代,题壁更是诗人自由发表作品的园地。只要诗兴一发,就可以题诗于壁,公之于众。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载,张士逊“性喜山水,宰邵武时,多游僧舍,至则吟哦忘归”。每有吟哦,则题写于壁②。黄升《中兴词话》亦载:“龙溪游子西,赴江西漕试,登酒楼,逢诸少年联座,不知其为文人。酒酣,诸少年题诗于楼壁,旁若无人。子西起借韵,诸子笑之。既而落笔,词意高妙,诸子恍然潜遁。”③诸少年粗通文墨,都敢题诗于壁“发表”,可见当时风尚。
题壁既成为一种固定而普及的传播方式,因此宋代文人每到一处,必留意观览墙上的题诗。周邦彦《浣溪沙》词就说:“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而晏殊、黄庭坚也确曾“下马”即寻题壁诗:
晏元献公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诵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终篇者无几(按,意谓好诗不多,很少有读完全篇的)。又使别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
山谷南还,至南华竹轩,令侍史诵诗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诵一绝云:“不用山僧供张迎……”称叹不已。徐视姓名,曰:“果吾学子葛敏修也。”①
所谓“诵诗板”,即诵读壁上题诗。宋人把墙壁上刷平或刷白供人题诗之处,叫“诗板”。据这二则资料记载,诗人在壁上题诗,一般还要署上自己的爵里姓名。
宋人既有每到一地注意寻诵、传录题壁诗的习惯,于是有些诗人便通过题壁发表作品,以获名家赏识,提高知名度。北宋王琪就是显例。上则资料说晏殊读到王琪的题壁诗后,即“召至同饭,又同步游池上”,大为赏识,“自此辟置,又荐馆职,(王琪)遂跻侍从矣”。秦观早年慕苏轼文名,极想拜见,但无缘认识。于是着意模仿苏轼的笔法风格题诗于苏轼必经的寺壁上,以期得到苏轼的认可赏识。苏轼见诗后,果然大喜,自此秦观与苏轼订交并成名②。
宋人对于壁题诗,很注意保存爱护,以便让更多的人诵读、传抄,尤其是名人的题壁,更备加爱惜,很少有涂擦的。如寇准“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当地人将其题壁诗“用碧纱笼护”之③。《耆旧续闻》卷十载陆游在沈园的题壁诗词“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交护之。”但有例外,“无逸尝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④。这又从反面说明,谢无逸这首词当时是何等引人注目、受人喜爱,也表明宋人喜欢传录题壁诗。
为保存一代文献,宋代诗话、词话和野史笔记的作者,都留心收集、载录题壁诗词,以扩大其传播的范围。宋代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是通过“题壁”发表后由诗话和野史笔记载录下来的。
注释
① 朱弁《曲洧旧闻》卷三第120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 《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四引《高斋诗话》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苏轼文集》卷五三第157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⑤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刘沔都曹书》第14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朱弁《曲洧旧闻》卷七第18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七第134页,上海书店2001年版。③ 第204—205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① 《后汉书》卷六○《蔡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中华书局点校本。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第2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⑤ 《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四《续思颍诗序》,《四部丛刊》本。① 秦观《与黄鲁直简》,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第10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全宋词》第38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③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一三第24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① 《张耒集》卷一三第233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②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黄庭坚书〈欸乃曲〉》第63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③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八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第5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② 《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五《醉翁亭记书后跋》第2549页。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①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氏长庆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② 第8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 《词话丛编》本第21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二则俱见《能改斋漫录》卷一一第306—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惠洪《冷斋诗话》卷一第2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③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第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第2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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