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化·西夏的文学创作

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化·西夏的文学创作

从总体说，西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文学创作也相对寥落，呈现出民谚民谣发达而作家文学滞后的特征。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学创作面貌有过精辟的概括：“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过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反映出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在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搜集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的民俗伦理、道德观念。谚语还为了解西夏文字的对偶、引申、韵律等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西夏佛经中有很多发愿文和序言，这些出自西夏人手笔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阐明佛学奥理，叙述译经、印经的经过，祝愿美好的未来，多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是研究西夏文学特点的重要资料。”^①

谚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经验和智慧积淀的结晶。由于它分散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所以，只能靠口口相传而世代延续。可是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西夏人不仅热衷于创作谚语，而且还有人对之进行专门搜集整理工作，致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弥足珍贵的谚语选集。西夏乾祐七年(1176)，有学者梁德养完成了谚语《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他去世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费十年之功，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刻版印行。这本谚语集所收作品三百六十余件，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书的题名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既然是“新集锦”，就说明先前有过“旧集锦”，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谚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弭人谚语说不完”，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书题又称谚语为“合辞”，旨在表明西夏谚语的形式是偶句相对的。张迎胜先生曾对西夏谚语的内容做过精确归纳：“在西夏谚语中，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精品。或为反映诸种社会现实的政治谚语，或为反映特色民族生活的风俗谚语，或为反映理想情操追求的道德谚语，或为反映生产活动经验的劳动谚语。”^①具体内容有：政治谚语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等，是针对官府残民害物劣迹的揭露与批判。风俗谚语如“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表明西夏民风的剽悍刚猛。道德谚语如 “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等，提倡人际之间的关心友爱。告诫谚语如“不会拉弓，就不要放箭，不会说话，就不要开口”，“蚂蚁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像狮子王一样，苍蝇无论怎样装饰，也不能与金翅鸟相比”等，都是告诫人们尊重实际，切勿不懂装懂，异想天开。总结生产与生活经验的谚语如“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观测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谚语如“火石打火可烧山，群鸽穿云大雨下”，“鸟坐下，胸对着风，鱼入睡，头迎着水”等。反映战斗精神的谚语如“有志族女不厌嫉，参战独子不惜命”，“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等。这些谚语句法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全面反映了西夏民族心理及社会的真实内容。

关于西夏诗歌，陈炳应先生曾在《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一文中，依据苏联早期西夏学家聂历山的俄文遗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转译了六首诗。从体式看，非五言即七言，句法整齐;从语言看，质朴无华，透发着浓厚的原始生活气息。其中有颂扬西夏祖先的：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

“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

首三句追颂党项羌人肤色及祖先的发祥地。石城，据《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三年，段颎追击侵扰张掖的烧当等羌，经四十余日，出塞二千余里，“遂至河首积石山”，“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此“河首”与下句“白河上”吻合，所谓漠水畔之石城，可能就是《后汉书》所载之石城，正在党项羌分布范围之内。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认为：“夏人原居白河上流，故称‘白上’，或称‘白河上’是可信的。……白龙江，也称白水江，原于西倾山东麓，自叠山、岷山峡谷中奔腾而下，过古叠州、西固，而趋武都。白龙江南岸，为岷江上游，适于稻作园艺，附近兼饶森林，这一地区，正是西夏党项族最早的居住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留恋和崇拜，用诗歌和国名来传颂，是有道理的。”^①“母亲”三句，则表述对夏人“族源”始祖母神话般的歌颂与崇拜，以及对“取姓嵬名”的历史追溯。始祖母为“银白肚子金乳房”的“西羌姑娘”，生了七个儿子，繁殖了整个西夏王族。“繁裔”四句，可能是歌颂西夏开国之君李继迁的。《宋史·夏国传上》记其 “生而有齿”。当太平兴国七年(982)继捧纳土归宋时，他“与其党数十人奔地斤泽”，联络豪右，怀述祖功，举起反宋大旗。自此，“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②。又取联辽抗宋之策，经二十多年征战，不仅迫使宋朝归还银、夏、绥、宥、静五州故地，而且还夺取宋之边防重镇灵州，并以之为都城，又出兵攻拔宋之西凉府，为西夏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诚如《宋史·夏国上》载元昊上宋廷表文所言：“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因此，继迁作为开创基业之君，他的煌煌战功，足以使夏人引为自豪，热烈称颂自是理所当然。这和《诗经·生民》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等语的写作用意如出一辙。说明民族诗歌，大都有对本民族繁衍发展以及始祖的崇拜与歌颂。

还有一首《颂师典》，虽颂扬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但对“中国”与“弥药”同出一源以及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将它当作夏汉交流的史诗来读：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①

对于这首诗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中华民族血脉相通的亲和力，党项羌族虽欲自立自强，但始终以自己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骄傲，“蕃汉弥人”是指吐蕃、汉、党项三个民族。二是对夏汉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三是对夏文字创始人野利氏的赞颂。关于夏文字的创始，史载不一。《辽史·西夏外记》载：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①。而《宋史·夏国上》则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而此诗乃夏人自赞野利之功，可见《辽史》所载不确，《宋史》较为可靠。四是选招弟子读书事，元昊始建“蕃学”与“汉学”时，二者并重，而且无在读人数记载。传至四世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但仅“设弟子员三百”，五世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此诗所谓“选招弟子三千七”当指仁孝在位(1139—1193)时事，说明此诗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后。五是颂扬西夏的强盛，党项羌人先属吐蕃，后属中原，而诗中对二者皆言降服，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称霸中国的英雄气概。六是称赞民族人才读尽天下书的好学精神，同时也表达对儒学的信仰尊崇和弥药人才辈出的自豪。

诗歌以外，西夏的表文、书简和碑铭，也有不少文采斐然的篇章。如宋宝元二年(1039)元昊称帝后上呈宋廷的表文：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西夏表文多数很可能出自汉人手笔。这篇表文以方正端庄、华采流溢之文笔，称数党项先祖之伟业，宣告自己称帝乃历史之必然，民心之所向，措辞委婉巧妙，语气坚定不移。至于最后请求宋廷“宽慈及物”、“鱼来雁往”等语，不过是外交辞令罢了。此表果然引起宋廷震怒，“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②。随后战火燃起，战祸频仍。“从艺术表达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用语典雅凝重，论说逐步深入，文气沉稳从容。这种表文的写作，深受唐代以来骈体公文的影响，十分讲究将骈俪排偶施之于现实应用，使公文也变成了篇体光华的‘美文’。这种表文，颇能代表西夏宫廷的文学风格，并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艺术上的刻意追求”^③。

西夏的书简也写得很漂亮。永乐之役大败宋军后，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移书宋将刘昌祚，义正辞严地提出告诫：肆意侵人疆土，只有自取灭亡;只有和好如初，方为明智之举。

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为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①

文笔犀利，咄咄逼人，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语气，其胜利者的傲慢情态溢于言表。与元昊称帝表文相比，同样具有节奏明快，简捷实用，沉稳从容中透发着斩截痛快、峻发凌厉的特点。和宋人动辄援古论今、长篇大论，却又充满着令人厌倦的书生气的奏疏相比，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西夏的碑碣铭留存较多，也能体现西夏人的文学才华。其代表作品有《大夏国葬舍利碣铭》^②，作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八月，是西佛事碑铭中最早的一篇，由元昊的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奉敕而作。碣铭以“依归者云屯，供养者雨集”等语颂扬大夏的繁荣昌盛;以“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等语盛赞皇帝元昊的杰出才华;以“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陈”描写佛塔精美宏伟的建筑造型;以“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百僚齐奉主之诚，万姓等安家之恳。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菽麦丰盈”表达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全文篇幅短小、结构紧凑、文气畅达、主旨突出。另有《黑河建桥敕碑》，也同样具有这种简捷明快的风格特点。此碑落款为“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1176)九月二十五日立”。乾祐是西夏仁孝皇帝的年号。黑河，又叫黑水河，在甘肃张掖城西约十里处。文曰：

敕： 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隐(阴)加拥祐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勿替朕命。^①

敕，皇帝诏令之谓也，因其为敕文，故以命令口气写成。此碑文文字简明，立意显豁，三层结构自然浑成，首尾照应，文气贯通。先以皇帝至高无上之尊，号令诸神“咸听朕命”;次则追忆“贤觉圣光菩萨”兴造此桥利国便民之功德，回顾昔曾亲祭诸神，表彰了诸神过去“冥歆朕意、隐(阴)加拥祐”之功;最后则勉励诸神今后继续“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使此河水患永息，使大夏邦家永固，并以告诫“诸神鉴之，勿替朕命”断然作结，回应开头。全文语气坚定果断，干脆利索，多用对偶排句，以使文章更趋精美，文采更显华光。另有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写成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也是美文，兹不赘。

从上举谚语、诗歌、表文、碑铭诸种，可以明显看到，宋、夏虽政权各异，但西夏文学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渗透着汉民族文学的因子，这是夏、汉民族在各个领域长期密切交往、文化相互认同的结果。然而，在宋人有关西夏的文学作品中，却不时流露着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的意向，正是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局限所使然。宋人的民族歧视，并不能影响或阻碍夏、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趋势。

注释

①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第三章《西夏文学》第8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6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卷三第4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此诗引自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第120页,此诗陈炳应亦有译文,与此译略有出入。①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① 《宋史·夏国上》卷四八五第13995—1399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② 《宋史·夏国上》卷四八五第1399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③ 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第10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宋史·夏国上》卷四八六第1401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②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第15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