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传统的自觉与构建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传统的自觉与构建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里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er tradition)的概念^②。几十年来，这一对概念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城市文化、乡土文化两对概念纠结在一起，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已被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就中国文学史的情况而言，如果将概念稍做置换，那么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相对应的既不是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也不是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而应该是经典文学和地方文学。前者意味着整个民族文学传统，固然是精英的，但未必是城市的;后者意味局部的地方文学传统，虽是乡土的，但决非通俗的。中国古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漫长历史，培养了士大夫阶层的乡村生活方式和乡土传统意识。到文化的地域特征愈益鲜明、文学的地域色彩日益突出、文学的地域传统也愈益为人们所自觉的明清时代，人们在学习、模仿和创作之际，所面对的不是精英=城市=经典与通俗=乡村=流行的选择，而是在整个传统和局部传统之间进行选择。比之整个古代诗歌大传统，乡邦文学的小传统更密切地包围着他们，给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照《论传统》的作者E.希尔斯的看法，传统“是人们在过去创造、践行或信仰的某种事物，或者说，人们相信它曾经存在，曾经被实行或被人们所信仰”。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传统作为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其世代相传的性质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引出规范性和强制性的命题，而那些感受到传统的人也并不都因为它真的存在过才接受它。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因为在传统中可以找到过去。“人们会把传统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人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①。这种情形似乎只见于大传统，小传统不是这样的，它更明显是有意识地构建起来，并为人们自觉接受的。所以它更接近希尔斯的这样一段话：

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②

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的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建构和描写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因为“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行考证和加以完善”^③。考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与地域之关系，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的人物志，由此演化来的地方先贤传和耆旧传，如周斐《汝南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谢承《会稽先贤传》等，可以视为地方传统建构的早期形态^①。宋元以后，方志的编纂日益兴盛，到明清两代则上自省府，下迄乡镇，乃至名山大川、古迹胜地，都有志书，为人们了解、认识地域文化传统提供了方便。而伴随修志而来的地方文献搜集和整理更直接为地方文学文献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大多数地域诗话的编撰或多或少都与修志有关。一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一经志书采用，即为已陈之刍狗，用过即弃之;而文学作品、文学史料虽经采用，仍为人们珍视和保存。因为比之历史文化传统的构建而言，在文学传统的构建中，历史文献的编纂更是直接呈现传统本身的重要手段。正如希尔斯所说，“文学传统是带有某种内容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连续体”，前代作品的编集使一定地域范围的文学创作及其起传统浮现出来。

以地域标准编录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唐代殷璠的 《丹阳集》，这是选录同时人作品的选集。宋代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郑虎臣《吴都文粹》、程遇孙等《成都文类》、董弅《严陵集》开始博采历朝作品，迄止明代类似的书还不很多见，但到清代，地域性诗文集的数量猛然剧增，就难以统计了。《中国丛书综录》汇编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5种，内含大量当地作家的诗文集，而集部总集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7种，更是地方文学作品的荟萃。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就藏有地域诗文总集约四百种，清人总共编纂了多少这类总集，目前还难以估计。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中即含有郡邑诗集68种，可见比例之高。甚至某些断代总集，也贯穿着地域观念。如清初姚佺编 《诗源初集》也比附《诗经》十五国风，将全国划分为15个区域，选吴204家、越92家、豫章23家、楚42家、闽24家、蜀18家、粤东12家、滇16家、黔6家、豫31家、齐鲁22家、晋8家、秦17家、燕27家。后陶煊辑《国朝诗的》也是分省编辑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古老的经典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地域诗集命名中的“风”字，如宋荦辑《吴风》、商盘编《越风》、郑王臣辑《蒲风清籁集》、马长淑编《渠风集略》、李调元编《粤风集》、赵瑾编《晋风选》、傅汝怀编《黔风演》等，暗示着它们与《诗经》十五国风一脉相承的关系，作为地方传统的代表，与代表着历史、王朝或文化中心的“雅”形成对照^①。

除诗文集的编纂之外，地方诗话的写作也是地域诗歌传统建构的重要形式。现知最早的地方诗话是明代郭子章 《豫章诗话》，它从地域传统出发，将宋代文学史上的江西诗派概念扩大为“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的泛江西诗派观^②，开以地域观念建构诗歌传统的先声。清代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裘君弘《西江诗话》继之而起，清代地域诗歌批评由此兴起，陆续产生的郡邑诗话至少有三十多部^③。这些著作罗列一郡一邑有代表性的诗人，传述其事迹，评论其作品，往往比诗集更清楚地勾勒出一地诗歌传统的源流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诗集还是诗话，常都把流寓本地或歌咏本地风物的外地诗人的作品收罗进来。如戚学标《风雅遗闻》前二卷多论台郡人诗，“后二卷则假韵语杂记乡邦事地人物，所引诗不必皆台人，亦不尽系乎论诗。总之，为风雅之事，有益于梓里文献，统名曰风雅遗闻，附之诗录之后。后人继事志乘，当有取于此”^④。郑方坤《全闽诗话》例言称所载固多闽产，亦有非闽人而关涉闽事者，梁章钜《南浦诗话》自述纂辑宗旨，称“非浦人诗，无可类附而实与浦地浦事相关者，列为宦游一门，以意纂录而论辨之”。不难理解，地域传统的界限是双重性的，“从某个方面来看，一种传统的界限就是由其信仰共同体界定的拥护者集体的界限;从另个方面来看，传统的界限又是象征建构的界限”^①。因此，地域传统的建构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空间内的时间链，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这空间存在的诗歌内容的积累和认同。外地作者所写的歌咏本地风物的作品，往往在当地影响很大，尤其当那些作者是著名诗人时，他们的歌咏会成为当地人引为骄傲的资本，广为传诵，妇孺皆知。王渔洋一句“绿杨城郭是扬州”，所激发的审美认同，应不在任何扬州诗人的作品之下，而它对扬州文学传统的参与更是不言而喻的。地域诗集和诗话收入外地人的题咏，道理就在这里。当然，更多地承担这部分任务的是地方志，各级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都收有题咏、记述本地风物名胜的诗文，这可以视为郡邑诗文集和诗话的一个补充。

当地域传统在这些文献中浮现出来，并被人们所接受时，它就对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当地士人的师法、写作和评论有了一个更切近的参照系，最终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不能再局限于自诗骚到唐宋的经典传统，而必须与地域的小传统结合起来。

注释

② Robert Readfield,Peasant Society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①②③ 分别见E.希尔斯《论传统》第15—17页、第19页、第73页,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① 《隋书·经籍志》著录此类传记近三十种。① 毛奇龄《西河合集》序二十八《静念堂稿序》:“予思国风与二雅不同,皆以时地所居处而于焉分之,王朝为雅,列国为风。此非好为是区殊也,诚以风雅有体,诗虽言志,而崇卑之体即现乎其际。”② 详见张寅彭《略论明清乡邦诗学中的“泛江西诗派”观》,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③ 详见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载《古典文献研究》1993年、1994年合刊,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④ 戚学标《风雅遗闻》自序,乾隆五十八年刊本。① E.希尔斯《论传统》第352页,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