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女性·二十世纪以降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从文类出发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女性·二十世纪以降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从文类出发

在对个别作者的研究之外，以特定文类为范围的研究也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的。20世纪初期，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指出，在18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里，多数的女性作家以小说为主要的创作文类，女诗人则较少出现。她并且详细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女性受限于琐屑的家庭义务，难得安静、完整的思考空间与创作时间，因此无法发展需要全心投入的诗才，而转向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写作，“随写随放，随放随写”的小说^①。伍尔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作者选择创作的文类，是否受到性别的影响与牵制。而不同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下的女性，在创作时是否有不同的思考与选择?伍尔芙对英国文坛的分析是否得当，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把视野放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话，我们又会有何发现呢?显然，女诗人在清代绝非少数，光是有著录的就超过千人;相反，女性的小说家却如凤毛麟角。女性参与其他主要文类的情况，如散文、戏剧，历来也较少引起注意。不过，只要对清代女性文学略作进一步观察，就会明白以上的认知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距。谭正璧对梁乙真最重要的批评，就是梁氏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只讨论妇女诗词，完全忽略了其他文类，而谭氏本人的研究则对小说、戏曲、弹词特别留意。目前，清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已横跨各种文类，并皆有相当完整的成果。

近年清代女性诗词的研究已累积许多，美国的孙康宜、莫林·罗伯逊等学者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驱人物。孙康宜在处理过女性才德观、女性选集等议题后，特别关注女性作家与文学经典之关系。罗伯逊是当代最早开始研究女性作家的汉学家之一，她特别重视明清才女作品文本的分析。她以“主体性”的观念进行分析，可说是妇女研究的经典问题。罗伯逊指出，中国传统女性并未放弃从事创作，只是她们的创作过程必须先进入早已为男性建立的传统中，并且与之形成一个永久的“包容”、“抵抗”的拉锯战，罗伯逊借用西方术语，称之为 “商谈”、“交涉”(negotia-tion)。也就是说，当女性开始创作时，她们必须透过特殊策略，才能建立自己独特的声音。她归纳出女诗人在(男性)诗的传统中生存的策略，包括暗中质疑文人式呈现女性的文字语码、开创新的诗材(如母子情、女性之间的亲情与友谊、妇女与外在世界)、重写(男性)文人传统中的诗材(如以女性观点写“悼亡诗”)等等^①。在另一篇重要的论文中，罗伯逊则进一步修正对“主体”的定义，指出作品不一定泄漏单一的“生物性别”，而是同时有各种主体在其中起作用。她首先重读明清女性诗词选集中的序跋，发现某些较激进的女诗人以文本呈现的主体(textual subject)作自我呈现，并为女性介入文学活动辩护;也有些女诗人选择较传统的方式，在序言中力求合妇德与文才为一，但反而因此产生了分裂、自我矛盾的自我呈现，罗伯逊称之为“双面论述”(double discourse)^②。

以专书而论，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一书可能仍是目前最完整的断代研究。本书分析了清代文学环境与女诗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女诗人的活动与交游，并诠释女诗人的创作理论，相当具有参考价值^③。女词人方面，张宏生关于清代女词人兴盛现象的专文具有高度参考价值^④，而邓红梅的《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虽然是通史，但其关于清代词人的部分共有十章，分量也很重^①。《女性词史》专以女性词为关注对象，当然受到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不过跟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一样，邓红梅对所谓传统研究方法仍相当尊敬，而更加重视文本的美学价值分析。她点出词较诗更具阴性特质，因此受到闺秀作家的欢迎，但也因为女词人太善于以词的形式表达闺中情绪，往往也限制了自己的美学境界。能够突破这层无形限制的作者，也就比较容易成为具有经典价值的词人^②。此书还分析了重要的个别作者如顾贞立、徐灿、熊琏、吴藻、顾春、秋瑾等等的词作，展现了扎实的精深功夫。

由于前人编辑了不少妇女诗词的选集，因此有关清代女性诗词的研究，起步相对顺利。不过发展至今，学者已体会到选集之不足，开始致力于仔细耙梳各家闺秀的个人作品集子，以求得更精微的分析与诠释。相较于诗词，其他文类的女性创作，如戏曲、小说、散文等，并无方便的选集可用，作者的数目也远远不及诗人、词人，因此在研究的进程上较诗词为后，显然更须进一步探索。以小说而论，如果宣称中国在现代以前曾出现过女性创作的小说，恐怕多数以传统文学史为依归的人还是会为之瞠目。事实上，女性创作小说确然有征。清代才女汪端曾作《元明遗事》一书，虽然被作者本人烧毁而不传，但各种资料都显示这必然是说部之类的作品，不是白话小说就是弹词，而以前者的可能更大。作品流传下来，并且可以确定作者为女性的白话章回小说，目前只有晚清顾太清的《红楼梦影》。顾太清晚年为《红楼梦》写续书，并由其女性友人沈善宝作序，这个事件本身无论对小说史或妇女文学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众多的红楼续书中，顾续也在形式与内容上展现了满族贵族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镜花缘》作者虽然是男性李汝珍，但题词者却不乏当时的闺秀，包括孙云凤等人，足见女性与小说的关系还有继续探索的空间。晚近对明清出版文化与市场的研究中，女性消费的问题也已形成一个重要的讨论主题。

无论如何，清代女性在白话小说创作上的表现并不算突出。不过，如果我们悬置文学史对小说的认知，而回到现代以前的“说部”概念的话，则女性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就会更加清晰。由晚清诸多有关启蒙与小说的论述可知，当时对妇女影响最大的叙事文学形式其实是弹词。谭正璧在撰写《中国女性文学史话》时，也提出类似的观察，且其后此书修订出版时，增补的资料许多都与弹词有关。而郑振铎、阿英、李家瑞、赵景深、胡士莹、陈汝衡诸家也都有相关的讨论。弹词小说基本上以七言体行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韵文体的小说，在清代的南方极为盛行，尤其受到妇女的欢迎。据谭正璧的《弹词叙录》与《评弹通考》考证，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超过30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等书。这些作品篇幅多半极为庞大，说部的传统更让闺秀得以发挥想象，展现自我，并借以流露内心的欲望。谭正璧以后，有关女性弹词小说的探索虽然不时出现，不过回响并不太大，即使陈寅恪与郭沫若品鉴《再生缘》，也只是造成短期的热潮。近年，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研究再次出现，并且产生相当的影响力，逐渐改变了我们对清代女性与小说之关系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十七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女性小说》(麦田出版社2003)与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前者总结了作者从90年代中期以后相关研究，藉由弹词小说探讨清代女性的阅读与书写活动，以及她们面临当时政治、社会或思想的巨大变迁，如何在文字世界中表达焦虑与困惑之情，或构筑自己的诠释系统与对应方式。胡晓真指出弹词小说作者透过文字因缘而跨越时空界线，用庞大的文本编织出无形的网络，形成了女性的小说传统。她们在作品中，驰骋光怪陆离的想象，玩弄阴阳性别的符码，透视日常生活的现象，重新诠释男性掌握的历史，并且苦思纠缠人生的终极追求。全书主要剖析的文本包括《玉钏缘》《再生缘》《再造天》《榴花梦》《精忠传》《梦影缘》《凤双飞》等重要的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作品。后者则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考察了对弹词小说的源流与发展，对主要的女性弹词小说作者与作品一一进行考辨与分析，并针对女杰形象、男女乔装、女性情欲、仙佛意识等议题展开诠释。除此两种专书外，相关的单篇论文也在迅速累积中。未来，女性弹词小说应仍是清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戏曲是清代女性另一项重要的文学表现。根据已知的资料，清代女性剧作家有19人之多，其身份全部都是闺秀。她们的创作主题相当多元，除了婚恋之外，自我与社会也都是女作家藉戏曲创作所探索的问题。呈现这方面研究最集中的，当是华玮的《明清妇女的戏曲创作与批评》(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3) 一书中有关清代的部分。此书是第一部全面探讨明清妇女戏曲家与批评家的专著，除了戏曲创作以外，还探讨了程琼、吴震生夫妇合著之《才子牡丹亭》，结合对妇女之创作与批评的研究，并且从新的视角论证当时女性的情感、欲望与艺术观^①。另外，华玮也已编辑《明清妇女戏曲集》一书(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3)，选录了10种重要的妇女戏曲创作，其中除晚明叶小纨的《鸳鸯梦》以外，都是清代的作品，作者包括王筠、吴藻、何佩珠与刘清韵。这是第一部明清妇女剧作的选集，对古典戏剧与妇女文学的研究都将具有参考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所收的刘清韵作品，还包括了20世纪90年代才发现的《拈花误》与《望洋叹》两种，这两种剧本目前都只存手抄本，极具资料价值。

在戏曲小说之外，书信也是学者注目较多的形式。早在1989年，魏爱莲(Ellen Widmer)就探讨了明末清初闺秀尺牍的相关问题^②。该文通过阅读《尺牍新语初编》《尺牍新语二编》及《尺牍新语广编》，试图理清明清之交文学才女彼此间联系的网络，以及她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由女性书信的流通状况，可探知明清之交的动乱中，许多女性有机会和外界联系，或与淑女往还，或与名妓相交，或与名士对谈，而书信正是这群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女性们赖以跨越藩篱的最佳工具。最近，罗开云(Kathryn Lowry)也进行有关晚明妇女书信的研究，她发现当时妇女时常写作情书，并且大量引用通俗戏曲小说，而情书本身也具有情节性，使得读者可以把这些书信当作小说来读^①。据此，她指出明代尺牍集中女性书信的特质似乎与清代的不同。如果以魏爱莲的研究为起点，而以罗开云的研究为对照的话，清代女性的书信应有更大的探讨空间。

注释

① Virginia Woolf,“Women and Fiction,” Women and Writing (San Diego: HarcourtBrace & Company,1979),pp.43-52.① 参见Maureen Robertson,“Voicing the Feminine: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China,13:1 (1992).② 参见Maureen Robertson,“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1-220.③ 参见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年版。④ 参见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参见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② 相关讨论可参见Siao-chen Hu的书评,见Nan Nu:Man,Woman and Body in Earlyand Imperial China 51 (Brill,Leiden,2003),pp.124-127.① 华玮现正进行《才子牡丹亭》点校工作,近期可正式出版。②Ellen Widmer,“The Epistolary Wolr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0:2 (1989):1-43.① 参见罗开云《晚明情书:阅读、写作与性别》,《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第390—40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