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才子书》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又名 《女才子传》、《闺秀佳话》、《美人书》、《情史续传》。题“烟水散人著”。烟水散人即徐秋涛,学术界看法较一致。而徐秋涛是否即秀水徐震,尚存争议。全书十二卷,每卷一篇,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清顺治刻本; 乾隆十五年大德堂刊本; 道光二十七年味根斋刊本; 其他有申报馆聚珍本等数种版本,篇目不同,目次有别。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据大德堂本,书约成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
《女才子书》是专写妇女的小说集。书中人物都是作者“近世所闻”,对“古今名媛,已经载之史传者,虽美弗录”。有年代可考的人物八个,其中六个是明万历以后的,两个是天顺、成化年间的。在地域上,作品中除一人以外,其余全都是生活于东南地区的人。作者也是“生于吴、长于吴,足迹不越于吴”的人。作品有着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明嘉靖后东南沿海一带商业、手工业繁荣,在妇女问题上,也得风气之先。这本小说集便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探索性的社会问题。
《女才子书》首先在“才”字上阐明作者的新观念。作者定出的女才子的“才”的标准是“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又以 “贤也,智也,韵也,斯为上也”,强调聪明才智和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的统一。
关于“才”的传统观念,当然首先是读书、识字、能诗善文。因此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具有这一基本条件,都能诗善词,精于音律,多才多艺,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教养。作者写她们从小都喜读书,根基甚厚,杨碧秋五岁授书,崔淑四岁读诗,张畹香七岁工诗词。冯小青的诗词更不同凡响,在须眉之上……
“才”还表现在有丰富的知识上。郝湘娥不过是一婢女,但堪称博学,年十六除“能诗能奕,又善绘花草人物”外,更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文物有很高的鉴别能力,能识汉武帝时浮忻国进贡之异香; 唐末高季昌之瓦垆; 又能辨识滇南金、于阗玉。并精通音律,能指出当代名家演奏时之些微舛错,并为之陈述源流,分辨派别,作示范纠正。她有着多方面的精深的专门知识,堪称女学者。
“才”更表现在“智”与“识”上。表现在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智慧与胆识。张畹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大至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有独到的见地,她认清南明小王朝的腐朽本质,预见它必然覆灭的结局,阻止丈夫出任,主张“无道则隐”,告诫丈夫不可“被锦绣而为享祀之牺牲”;小至对富而无德的乡绅赵宦一家的判断,和对“吝且刻”的邻居的预言,都在实际中证明了她的准确无误。由于她的智慧和有识见,她自己的婚姻解决得美满,避免了灾祸牵连。她的才智不是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出于对事物细心的观察和有根据的分析,及正确的推理判断能力。从对个人婚姻、家事、国事以至对卖金饼者、卖花簪者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的处理,均表现了她的智慧和卓识。《女才子书》写了不少在婚姻问题上有卓越识见的女子,她们的识见超过父母,自己择偶的都比父亲代择的高明得多,观念进步得多。而且,一旦认准之后,意志之坚定,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机敏,又在男子之上。几乎所有的私奔都是女子先作出决断的。作者在《宋琬》中赞扬道:“文士之胆,不如女子更险(指私奔的胆量);文士之心,不如女子更巧。”“才” 的概念已并非只是弄文舞墨,还包括处理实际问题中的胆识与智慧。
以上是《女才子书》显现出来的有关的 “才”的观念,显然比传统的才的观念有了扩大和更新。
作者还经常对“美人”的概念阐明他的新认识。如认为“色庄语寡”者,未足为“艳”;精于女红而不读书,不会吟诵者,不能称“雅”;行坐不离绣床,不会“倚栏待月”怨春伤时者,不为有韵。而这些不艳、不雅、不韵者,正是恪守封建妇德的女子的标准形象。作者认为不论她们长得多么美,由于她们“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大失风流之致”,都算不得 “美人”,都进不了这 “女才子”,“美人书”的行列。作品用众多的典型和一系列的议论,从形象到理论,全面否定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并反其道而行之,把“才”放在首位,这是《女才子书》的一个根本特点。《王琰》中有“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之评,此书早于《红楼梦》,而崇美女子的言论常与贾宝玉酷似,反映两书作者在妇女观念上的接近。
《女才子书》的另一特点是对婚姻爱情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探索,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首先是私奔问题。作品对古今私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综合研究,为私奔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在《张小莲》中,作者写道: “周礼……奔者不禁,先王制礼,缘于人情。”故“有心人另具一识赏,第难与道学者言耳。”提出了古礼不禁私奔,私奔有古法可循。在《卢云卿》中作者又提出“但在风流之士,则羡其事而幸其奔; 其为学究之见,则鄙而不欲置之唇吻,夫以行权私匹,固难与道学者言。”既有古法可循,于今“行权私匹”,就理所当然。不但不该指责私奔,反而要“羡其事”,“幸其奔”。作者批判“学究之见”,以为不堪与“道学者言”,实具大胆的反封建礼教的“异端”思想。同时又以文君奔相如、红拂奔李卫公二事证实,唯私奔,方结下美满良缘,成为千古美谈。摆出了“奔”之利,不“奔”之弊,为私奔立论,肯定了妇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私奔行为的合理性。
作品还进一步对私奔之成败,提出了指导性的看法。在《卢云卿》 中,分析卓文君、红拂之私奔,“非情也,识也”,是“以丈夫之眼,识豪杰于风尘”。在《宋琬》一文中,写宋琬与表兄谢生相爱,冲破家庭阻力私奔后,历经曲折,几是九死一生,但终于团圆,婚姻美满,因为宋琬也是识人,看得准,故历经曲折,终不负初衷。这些都是古今成功的典型,成功的关键则是识人。作品又提出私奔失败的典型,《张小莲》中的张丽贞就是。她对一个男子并不了解,就轻陷于情,跟这个男子私奔了,结果上当受骗,明白真相后悔恨无及。当张丽贞自责私奔为丑行时,作者作了分析,以为不是私奔不对,而是无识人之明:“惜其识见不及卓氏,以致误奔匪人”。把“私奔”与“误奔”在概念上分清楚。首先肯定女子为争取婚姻爱情的自由突破封建意识、家庭束缚而采取的私奔行动的正确性; 然后指出必须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不可缺乏识见,因年轻幼稚而“误奔”。这样写,作者是很有一番苦心的。
寡妇再嫁问题,是作品探索的又一重点。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在《张小莲》中,作者批驳了这一神圣的信条: “若为忠臣不事二君,而管仲何以见收于夫子?”揭穿了道学者“不事二君”之言的虚伪;再批驳“烈女不嫁二夫”的观点,举出卓文君、蔡文姬都是嫁过二夫的,道学者们当以为是“遗臭”了,而千百年来人们都视她们为女中俊杰,传为美谈,进一步揭穿了道学者“不嫁二夫”说的虚伪与荒唐。《卢云卿》一文则是正面表现寡妇再嫁的专章描写。卢卿本人是寡妇再嫁而又兼私奔的典型。对这样一个人物,作品赞她为“足以垂艳千古”。同时还写了一位开明的公公,这位公公发现居孀的媳妇私奔了,不但不生气,反而自责没有早一点为年轻的寡妇择偶再嫁,以致她只好私奔了。担心的是媳妇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误奔匪人”。后来知道她已配了良缘,就很高兴,又认了亲,并合为一家。卢云卿的父亲也在亲家公的影响下与女儿及新的女婿和好。作品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对寡妇再嫁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美。这种全新的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显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人文主义的新观念,比之卓文君等古老的故事更有了新的成分。在“烈女不嫁二夫”甚至还要以死殉夫的封建社会中,作品指出了有胆有识的卢云卿的道路,实在是悲苦的孀妇们的福音。
作品也赞扬了身为寡妇不嫁的杨碧秋。那是她对恶霸、刁徒蒋云甫妄图霸占她而进行的抗婚。蒋云甫耍阴谋,要她抵债,以后又将她转卖给别人。她在这种情况下,矢志不嫁,是说明与其向恶势力低头,嫁于匪人,宁可终身不嫁,表明了她的人格的尊严。作者虽用贞节观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里的贞节观已有了新的内涵。而卢云卿、杨碧秋两个典型,又告诫人们,什么样人该嫁,什么样人不该嫁,寡妇再嫁与私奔一样,也有一个“识见”问题,女子在婚姻问题上要自主,就要有自己的 “识见”。
封建社会“神圣”的“父母之命”婚姻,与“异端”的自主婚姻孰是孰非,作品通过形象对比,作了鲜明的回答。全书主要的十二个典型中,除了未交代婚前情况的王琰及由婢变妾的郝湘娥之外,其他十人中,出于父母之命的四人,结局全部不美满; 出于女子自主婚姻的八人,全部美满,这就是作品总的倾向和结论。《郝湘娥》中黄生与珍姑的婚姻,几是以一闹剧的形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进行了嘲弄与讽刺。黄生家是当地巨族,珍姑之父窦翁欲与黄家结为姻亲。在相亲时,窦翁让美貌的侍儿郝湘娥代替肥伟黑丑的珍姑出场,经过媒婆的一番巧言之后,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到了新婚之夜新娘卸装时,黄生才发现相亲人所说的 “倾国倾城”的“天仙”,竟变成了 “无盐丑妇”。在作者近似轻松的游戏笔墨中,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作了无情的揭露与嘲讽。对自主婚姻则极力赞美,如让私自匹配的张小莲与朱生在牡丹花下双双成仙,对这种婚姻予以美化、净化,寄予最美好的祝愿。
妓女从良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历来小说中常见的题材。《郑玉姬》是写妓女从良的专章。作者有意与冯梦龙“三言” 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照映。杜十娘是妓女从良的大悲剧,而《郑玉姬》则写成圆满的结局。《郑玉姬》中的隽生对郑玉姬真心相爱,得友人帮助,为郑玉姬赎身。隽生虽出仕亦始终忠于爱情,最后白头偕老,“同卒于官署”。这是一个理想型的喜剧。它力图说明妓女从良,男子不可负心,应对赎身等一系列问题竭尽义务负责到底;社会不应歧视,应予支持;“卑贱”的烟花女子与普通女子一样,应有良好的归宿。
作品还涉及了封建婚姻中最腐朽的一夫多妻制。作者看到了它深刻的矛盾,揭露其罪恶,塑造了全书最成功的典型之一冯小青; 但作者又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制的立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树立一个不足为训的样板——王琰。
冯小青的母亲是扬州的女塾师,这样的家庭使冯小青从小就有着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又跟随母亲出入名门。小家碧玉难以有她的广泛涉猎文化知识的机会; 大家闺秀又没有那样广泛的社会接触面。少女时代的冯小青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活环境,因之使她有才学、有识见、有思想,是一个“谈笑纷然”、“风情逸艳”的比较自由的有个性的少女。然而她的家庭贫困,社会地位不高,她虽能周旋于名门却自己与名门咫尺千里,她终于被迫嫁给了杭州富户冯生为妾,这是她生活的转折点。作品写她“一见冯生之状,嘈唼戚施,憨跳不韵,不觉泪如雨下,惨然叹息曰: ‘我命休矣’,”“怨自此始”。接着是为冯生的大妇忌恨凌辱,最后幽禁于杭州孤山,“怨自此益深”。冯小青对冯生只有厌恶,根本就没有爱情;她也根本不会想去与大妻“争宠”,去争夺这个伧俗不堪的冯生。然而她的悲剧就在她被推进了这个一夫多妻制的囚笼之中,不管她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她已卷入妻妾争宠的旋涡中无法解脱。大妻先发制人,她既无力,又无心反击,最后在囚禁中郁郁而死,个性、人性全被窒息。在囚禁生活中的冯小青又读《牡丹亭》,使她少女时代比较自由的生活经历得以复甦,朦胧的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想拨动了她生命的弦,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和强烈的共鸣,她终于在追求与现实无法统一的矛盾中,愤懑压抑地死去。冯小青是被一夫多妻制的桎梏窒息而死的,在那个时代,作者将她写成悲剧的结局,是对一夫多妻制的批判和否定。
《冯小青》一文在揭露批判一夫多妻制上,是成功的,而《王琰》一文,在设法解决一夫多妻制的矛盾时,是失败了。作品写王琰在丈夫纳妾后怎样努力于妻妾和睦,并列举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包括丈夫死了,妻妾可以为伴;妻无子妾有子,皆有后代有依靠,在家族中都站得住等等。作者苦口婆心奉劝大妻们向王琰学习,以建立和睦的一夫多妻家庭云云,显得腐朽和荒唐。这种观念还反映在其他作品中,如 《陈霞如》 中对玩弄两个小姨的崔生予以赞美,宣扬女子不贞为淫,男子淫乱为“趣”的谬论,均是作者在维护一夫多妻制观念上的陈腐表现。
《女才子书》围绕女子的才华和婚姻、爱情等问题进行探索,也涉及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在《张小莲》中,写双双成仙的一对夫妻,于“鼎革之变”以前,常出现于月夜牡丹花前,笑语盈盈,吟诗游玩;“鼎革之变”以后,牡丹花枯死,他俩再也不返人间,流露了对明亡的哀痛,反映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在《郝湘娥》中,作者又借郝湘娥之死,发表了“生蒙恩宠,死等路人,负心忘义辈,虽在衣冠中,比比皆是”的议论,对降清的明代旧臣,作了鞭笞。其他涉及社会的如盗贼横行,官吏贪酷,贩卖人口,高利贷盘剥以及士的孤愤,文字狱的森严等等,都有所反映。《女才子书》写的虽是妇女问题,触及的社会面也有一定的广度。
《女才子书》是文言短篇小说集,但写法上又明显受明拟话本影响。这既表现在题材的现实性当代性上; 也表现在作品的结构形式上,有些篇目承话本影响,有“入话”部分。在人物塑造上,它重视性格的刻画,冯小青人物刻画细腻,几是呼之欲出。小说的语言工丽,不少诗情画意的意境创造都有较好的美学价值。但诗词过多,显得冗赘。作者好发议论,有时评论过多,甚至人物语言亦渗入作者的八股味的议论,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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