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夏季的纽约，校对员伊丽莎白彻夜未眠。夜半时分，窗外的汽车警报器漫天作响，那些原本紧闭的窗户顿时全被推开。每个人都把身子探向窗外，睡眼惺忪。伊丽莎白也在凭窗而望，她亲眼目睹了东格林威治村街上的种种景象： 半夜醉酒的街头少年、吸食毒品的瘾君子、酷爱收集垃圾的大楼管理员、本性善良却偏遭命运捉弄的妓女……这些景象充满着嘈杂与琐碎，让这个善良的小女人愤怒不已。她期盼有个心灵宁静之处，或是有个片刻休憩的所在，却无法得到。连警察都不管这些。她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产生杀人的念头，幻想用十字弓和钢制的箭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将他们逐一杀死……在这个难以入眠的长夜和其后一个匆匆而逝的短昼中，伊丽莎白不断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毫无保留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作品选录】
他们只是一径地在附近乱蹦乱跳、晃荡吼叫，还打翻了她家这一带的每个垃圾桶。或许，他们正要去那个公园。他们很有技巧的，把垃圾桶一个接着一个地翻了，跟着发出野兽般的怒吼，来来回回四处跑。此时四男一女之中有个家伙突然举起一个垃圾桶朝一楼窗户扔了过去，没中。他和其他几个旋即抓起垃圾桶瞄准一辆车——这回扔中了。随便哪个白痴都能用垃圾桶扔中车子。
汽车警报器漫天作响，这下没人睡得着了。紧闭的窗户顿时全被推开，每个人都把身子探向窗外看得目瞪口呆。窗外的情景真悲惨。
此时伊丽莎白也往窗外看。
每个人都睡眼惺忪，身上不是穿着皱巴巴的T恤就是破破烂烂的睡袍，还在腰际打了怪形怪状的结。此时是夜半时分或凌晨，天气很热，只有装了冷气的人家睡得安稳。夏季里，这一区的住户就是这么划分的： 有冷气、没冷气，真悲惨。
伊丽莎白很想杀了他们——该有人挺身而出杀掉他们的。她打算用十字弓和钢制的箭，因为买这比买枪容易多了： 合法，又不需要费时等待。但是十字弓才刚上新闻，她不禁怀疑大家是否会像买红色眼镜一样一窝蜂似的跑去买这玩意。或许她已经太疲累，想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但是只要能把箭直直射穿一个家伙的脑袋——穿透中心点，刺穿眉心或从左耳进右耳出都好——她都能得到强烈的满足感。这家伙看起来应该像是漫画里的角色，双手摆弄着小时候父母亲买给他的笨玩偶，搞得玩偶的脑袋简直要分成两半。
伊丽莎白的箭会是真实的，而且她打算杀死那个家伙；在他将死的瞬间，他会露出惊诧万分的神色。不过，既然他脸上没有一丝懊悔，她自然无须感到歉疚。该会有人打电话报警吧，她会被警察带走，那么万一她得坐牢呢？反正她会得到附近邻居的支持。她是初犯，没有犯罪纪录。他们会关她多久呢？最多八年吧。不知怎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个数字。或许是因为她曾听过一个连续强暴犯的故事： 才关了八年就给释放出来，其中一个被害人还被切掉四肢，任由她痛苦死去。这太过残忍了。或许她可以在狱中利用时间多看点书，她不知道那里安不安静，她不确定那些女犯人是否和这群混混一样吵闹，或者更吵闹；说不定她们一点也不吵闹。监狱电影鲜有描写女囚犯生活的，所以她也不清楚。
她可能会杀个白种男人。他可能还在念书，或者有份工作，周末应该安排了节目。如果在半夜抢劫闹事，不太相信他是被逼的。她要杀的人不会是个权利受剥夺的社会边缘人，只会是个浑球，一个好生事端的家伙。她不是柏哈德·果兹——自封为“地铁警卫”，还疯得恣意滥杀。她会杀个像她自己一样的人，杀的时候手法干净利落，而对方可能会有些不高兴，但死得干净利落。虽然她会说这是反射动作，而一般人会认为她的行为疯狂，或根本就是个疯子。认识她的人则会认为她的确疯了或是反应过度。伊丽莎白可以幻想到他们说个不停，看见他们的嘴动个不停。她感到一阵恶心想吐。
她确信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事关能够一夜好眠、事关能够钻进被窝里安稳入睡，不必每个小时爬出被窝跑到窗边窥探——因为不是有人鬼叫就是大笑，不然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总之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无聊的蠢事。即使是聪明有趣的事，她仍然憎恶他们。那么晚了，谁管你那么多啊！
她无法入眠，可能就这样彻夜倚在窗边，搞不清楚自己为何醒着。深夜里打911都没人理你，除非你大喊“杀人啊”！
另一个晚上，她被同住在这条街(为什么不是住在桥梁、隧道或其他什么鬼地方？)的一些白痴邻居给吵醒，他们群聚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嚣张地以球棍打玻璃瓶。每当瓶子被击碎时，他们便高声欢呼。当时是清晨五点。伊丽莎白把窗子开到极限，努力探出头和身子张望。她看着其中一名男子慢慢晃到啤酒瓶堆旁，然后极其审慎地选取瓶子——仿佛“瓶种”将影响他的打击。有三个女子，活像三个意志消沉的拉拉队长，也参与这场游戏。另有一个男子站在像是投手板的东西上当起投手来，对着打击者投出一“瓶”。没打中，玻璃瓶落地碎裂了，打击者回复打击位置，摆好架势，准备下一次的挥棒。
伊丽莎白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跳上太平梯，她尽量不吵醒洛伊地穿过漆黑的公寓，打电话给管区警局，值班警员说会派辆警车过来巡视。三十分钟过去了，楼下仍在叫喊，瓶子不断地碎裂在地上。伊丽莎白再次打电话给管区警局，这回是语音接听，直到语音讯息结束，同一个警员接起了电话：
“第五分局。”
“我是刚打电话来的人。”
“嗯。”
“根本没有警车过来。”
“是吗？你还没看到吗？我已经派警车过去了呀。”
“我连个鬼影都没看到，而且我站在这里足足有三十分钟了。”
“这样啊……呃，我已经派一辆过去了。”
“他们还在敲碎瓶子，我没办法睡觉啊。”
“这个嘛，我已经拜托一辆警车过去，可是，晚上这个时段，我们实在有点忙……真不幸。”
不幸。这个警察的口气有点无可奈何。是很无奈，不得不打电话给警察或是当个警察。但至少他没说谎，她讨厌别人对她说谎，除非她自己也说谎。之前伊丽莎白打电话检举一场通宵舞会时，有位女警说：“我们正要调派警车过去。”警车一直没来，音乐仍然隆隆作响，伊丽莎白只好吞一颗安眠药。这场舞会是为“警察慈善协会”而办，地点就在常有许多白痴坐在门前台阶上的教堂地下室。
此时伊丽莎白从窗口探身而去，垃圾撒得到处都是。她会杀了那家伙，她将怀着一种只可能维持一秒钟的无与伦比的快感杀了他。在这短暂且微不足道的一刻，疯狂的快感会在她体内穿流而过，但这或许值得呢。现在他正兴奋地活蹦乱跳，笑得前俯后仰： 哇，这部车的窗玻璃全碎了！满地都是破酒瓶了！撒出来的垃圾布满人行道了！这一切会迅速腐烂而且散发开来，届时街上势必一片臭烘烘。她也跟着逐渐腐烂，直到她快死了。
这一箭会刺穿他那没用的、不成熟的脑袋，鲜红的血液会从伤口汩汩涌出，就像山姆·毕京柏的西部暴力片——他的电影，你也就只记得这么多了——拍这种电影真是个错误，但伊丽莎白想做的就是这样。被采访的时候她会说她的反应非关仇恨，而是为了保住尊严和社会生活空间，一个市民……不，应该说是一个公民的生存空间，那个空间绝不会充斥着你不想要的纷争，那是一个生活无虞的地方。你不必因为需要安静，而不得不搬迁到乡下或小城镇，静静地无聊等死。她会渐渐脱离现实，畅谈你可以期待从他人身上得到的东西，以及你所得不到的。她说那就是“尊重”。人人都这么说。
你挂在嘴边说的多半是你得不到的：尊重、性爱、金钱、睡眠。假使你已拥有，你也无须提起。当你已经拥有，倘若别人聊起这些，你只会觉得没意思。当然，有钱人还是经常满脑子想着钱，希望可以拥有更多，而且害怕失去半点；他们多半有此认知：绝不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渴望更多的财富。
这群白痴把垃圾撒在教堂门前台阶上，这群无法无天、骄傲的“狂放白痴”。还有斯文的白痴，洛伊宣称他自己和他的朋友： 乔，就是斯文的白痴。想到这儿，伊丽莎白静静地笑着。
她办得到的，她有能力谋杀他们。她不在乎。在狱中她会像个疯子般狂笑、唱歌、写些牢中琐记，还会照顾小鸟；她会因为合理的敏锐洞察力而声名大噪；她会找到自己的使命，并且领悟受难的高尚与尊严；她会小心翼翼地摧毁自我。
那群白痴为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感到骄傲。破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伊丽莎白对她自己的抑制力感到满意。她没有爬出窗子冲下太平梯，一边拢紧她的睡袍以免曝光，一边飞奔到大街上连连挥拳揍扁他们、勒毙他们，或是拿刀猛刺，刺得他们一身坑坑洞洞。他们不会知道自己遭到什么东西袭击。
她可能发疯了，失去自我行为能力，时间只要长到在法律上足以被定为“无行为能力”、在“暂时性的精神错乱”中犯下此杀人案就行了。
法官大人啊，我发觉自己站在大街上而身上只披了件睡袍，我的双手紧紧扭住他的脖子，不，他们的脖子。我手上握着一把刀，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放到我手里的。我被一群死人包围，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血，好可怕。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吵吵闹闹的，然后我看见一片红，我猜想那是血。之后眼前每样东西都变成黑的……我就昏死过去了。
她大概不会说“昏死过去”吧。
幻想填满了她出神的几分钟，并且化作她人生的一部分。她的种种幻想属于没格调的家庭电影，而非经典长片。在这些电影里，她并非处在她自己的世界；她置身于另一个同样也属于她的世界，一个专门制造这些电影的时空。片长九十分钟、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她静默地构想着画面，借着放映机投射出去，而片长也可能只有几秒钟。短短几秒交代一生。
时间有点晚了，也可说是有点早。伊丽莎白注视着眼前黑色金属高脚架上的时钟。时钟就是告诉你时间用完了、过去了，像垃圾一样。丽莎蜥蜴——洛伊这么称呼她——凝视着它永远呆滞的脸，她看着那小小指针滴滴答答继续向前走，时钟的指针抽筋似的急扭到一块儿。谋杀一群白痴需要花多少时间？她双手紧握。这双手不够大，勒不死任何一个大块头。
有对情侣在街道的另一边散步。他们勾住彼此的手，手臂和身体活像八爪章鱼纠缠在一起，贪婪地吞噬彼此。接着他们看见到处是垃圾，便迅速移到空荡荡的街道中央，在那儿热吻起来。街上就只有垃圾和老鼠，完全不见车子穿梭。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丝毫不在意那些在地下活动或是躲在垃圾桶后头的老鼠。爱情会使你忘却老鼠。她猜想这对情侣哪一个会先因老鼠感到失望。她没法了解为何老鼠会使人失望。
她和洛伊刚开始同居时，偶尔她会等洛伊回家。她总是凝望着钟面，希望它会说话。时钟滴滴答答一直走。他在哪里？终于，他回来了，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快，醉了，胡闹一通，或是累了。她气得痛骂一顿，然后觉得舒坦许多。时间久了，她就不再有等待、喜悦、生气的感觉了。她不再担心他何时进家门，她信任洛伊，他没有理由伤害她，虽然伤害人未必需要理由。
洛伊在睡觉。
他令人费解。他们彼此相爱，虽然不知是何意思。有时彼此憎恶，生活中有恩爱也有相互憎恨的场面，他们对彼此总是很感兴趣。他希望伊丽莎白自己煮饭，但她不会。
对街三楼的人家开了灯。有个男人由窗口探出身子。他身穿T恤，看不出短裤，或是长裤。很难说。他只露出上半身。他注视着垃圾，然后目光游移到对街，再往上瞧，朝她这边看来，那就像是两台电视的荧屏彼此相对。伊丽莎白立刻移向窗边，这样她就不会被看见，即使被看见了，也只看到黑影。她不确定他是不是盯着她看，如果是，她也无从得知他是否和她同一阵营——是用一种盯紧倒垃圾的人看的眼神，或是充满敌意，或是色迷迷，或是邪恶的眼神？对她而言，她无从得知他是敌是友。距离让人分不清谁才是敌人。假使警察要她从一列行伍中指认，她绝对认不出他。距离实在太远了嘛，他的脸模模糊糊的，她无法清楚描述他的模样，但她会告诉警察是谁怂恿她去制裁那个家伙的。她不会说，对，就是他，没错！她只能说，我无法肯定地判断。警察一定会很恼火，然后在闲杂人等都听不见的地方告诉其他警察这件事，但还是被她听见： 那个女人无法指认出那个家伙是怕事或惊吓过度了吧。
站在三楼窗口的男子关上了灯。
伊丽莎白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是敌人，她确实有几个敌人，其中有对夫妇还曾经是她的朋友。即使当时你们非常亲近，究竟是敌是友，仍然无法断定。她最好的朋友就是她最糟的敌人，她母亲讨厌伊丽莎白因为她具有威胁性。她记得这位朋友那双大而温和、伪善的眼睛，她的笑容，以及她痛恨呕吐；现在每当伊丽莎白想到她，就会联想到呕吐。另一个朋友在暗地里算计她，伊丽莎白发现了，原来这个朋友巧妙地操控了每个人。伊丽莎白没有朋友。她不知道原来她没有朋友。
有几个偶然遇到的敌人是流浪汉。偶发事件有时也会像人一般伪装身份；她曾和几个偶然遇到的人上过床。偶发事件总有发生的良机： 或许她曾好玩地盯着某人瞧，或许是某一回在一场小小的吧台争执中偏袒了某人，结果就这样惹毛了另一个她甚至没注意到的人，这个人一直密谋放她冷箭。没错，她是有几个神秘未知的敌人。
她的敌人之中，有两个很聒噪、老爱胡说八道的家伙，他们既沮丧又胖得离谱。她和这两个男人在校对室每隔一周一起工作，一起校稿，这是一份没落了的工作。这两个大胖子告诉她不要同情不快乐的人；因为情感上受创的人，很可能恶毒至极、不安好心眼。她公司里不幸的人真多，她和很多不幸、悲哀的人一起做事，不幸的人需要同伴。校对的工作并未使她陷于悲凄之中。她很喜欢专注在版型排印、错误的拼字上头，而且愉悦地享受着她生命中的句号、逗号、引号以及油墨浅淡的字体。
十个工作日里有五天她得起床赶到校对室去，然后一直工作到三更半夜。十个小时也好，十二个小时也罢，她的宝贵时光全都成了加班的钟点！第一次看见这间校对室，是她到公司来作校对测验的时候，她准备得很充分，仔细背下所有符号，诸如表示删除、加字、大写、小写、错误铅体字等。随便一本完备的字典都列有这些符号。
伊丽莎白并不知道在她去作测验的途中，就经过这里并见到两个未来的同事，他们正窝在一个没有门的小房间里，坐在一条长桌前，大声朗读给对方听。她获得这份工作之后才知道，他们做的是“朗读”；如果你只是读给自己听，便是所谓的“默读”。现场的情形让人一头雾水，同时有六种声音在进行，有些人对彼此朗读商业文章，有些人正在吃他们从不同餐厅外带回来的食物，但这些餐厅使用的外带容器都是同样的塑胶或保丽龙盒，有些人在看报纸，有些人正在等着原稿从墙上的传递孔递进来。
校对员在公司里地位低下，这从他们办公室的所在位置就能明显看出。校对室与谷仓里的牛棚马厩很像，毫无隐私可言。没有门，也没有窗。公司的阶级是按照办公室的大小、窗户的数量、与老板办公室的距离，以及可将他人挡在外头的门，如此层级而下。从前，“阶级”决定使用电话的权利，但如今甚至连清洁工都能有无线电话！
校对室只有一台电话供十二人使用，即使校对员可能接连好几个小时无事可做，也只能等编辑们编排、等作者完稿，或是等候审核完毕，好像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内就不应该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应该要随时待命，像是喂猪，或是喂囚犯一样，随时等待稿件从传递孔传来，当数页稿子穿过传递孔，落进金属篮里，还发出“咻”的一声时，所有的校对员都会听见。最接近传递孔的人就是他们的督导，要不就是副督导。他们其中一个会去取出篮子里的稿件，记录收件时间，然后分派给大家。
校对员是受到蔑视的少数族群，只比在地下室的邮务员高一等。在邮务室工作的多半是黑人或美国西班牙裔。偶尔，当伊丽莎白想要避开公司的程序寄封私人的信件时——因为她不该擅自利用公司资源——她就会亲自交给邮务室处理。她通常搭电梯下楼。每当有人从上面下来，黑人和西班牙裔总是一脸的惊愕，此时他们会暂停分信的工作，慢慢感觉她或其他任何人的存在；虽然她在公司里无足轻重，但终究来自楼上，两层楼。真悲哀！
校对员是大学或学院毕业的白种人，一群愿意接受下等工作而且毫无野心、无法适应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前途可言，充其量只可能升到编辑室去工作。编辑室的人可以修改句子，校对员只能更正拼字错误或是找出错误，其他任何改动都必须向编辑室报备。校对员的地位在编辑之下，编辑对他们的态度甚至连蔑视都谈不上。校对员也及不上清洁工，因为清洁工的直属主管就是公司的老板哩；住的还是郊区的洋房、有两辆车子。
伊丽莎白超越了众多求职者，获得这份稳定的兼职工作。她的测验分数很高，而且最受校对室主管的喜爱。伊丽莎白来面试的时候，脚上穿着破黑袜与有跟的黑鞋，身上是黑外套搭配黑长裤。正因为这双袜子，校对室主管觉得她很古怪，当下便决定她很适合待在这个“小房间”。校对员们管他们这区域叫“小房间”。洛伊则说，这里是校正机构。
伊丽莎白不情愿地加入了校对室。她的年纪渐渐大了，不再适合从事自由职业，而且公司提供医保，万一不幸被车撞了、罹患艾滋病或是多发性硬化症，保险还有给付，再说公司还提供退休金。
小房间不让外头的光线透进来，以保持他们与外界隔离。当伊丽莎白进行朗读或是默读的同时，甚至当她专注于闪烁的白纸上小小黑色记号的同时，她会故意想着其他事，她考验自我分心的能力。她有能力一边想其他事一边还能抓住错误，她从未完全专注于手上的工作。
伊丽莎白蛮喜欢她的几位同事。即使是那两个颓丧胖子当中的一个，都有讨人喜欢的时候。每个人都如此。另一个胖子是她唯一无可饶恕的敌人，他不但没有吸引力，还自以为正直，他搜集邮票，容易心生憎恨，而且他讨厌伊丽莎白，他瞧不起她。从他的眼神，她看得出来，他是公司的狗腿，每当伊丽莎白使用公司的邮务系统，死胖子就好像受到侵害，气愤得不得了。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故意在他面前炫耀似的大胆而为。她喜欢把他当成是敌人。
“敌人比朋友维持更久，敌人与你划清界限，朋友则不然。”伊丽莎白对洛伊说。
“字典上，朋友和敌人都属于笨蛋。”
“字典上才没有那个字呢。”
撇开曾是她的朋友而今是敌人的不谈，撇开一些讨厌她的同事不谈，伊丽莎白跟朋友以及附近大部分的住户交情都很不错。
唯独葛萝莉除外。伊丽莎白曾向葛萝莉抱怨这栋大楼的管理工作没做好。这栋楼根本没有管理可言。葛萝莉嫁给了这栋楼的所有人，自然是优先考虑房东的利益。
当伊丽莎白向葛萝莉抱怨时，她刻意缓和了自己的声音。“大G”葛萝莉是只笑面虎，脸上经常堆满不怀好意的笑容，她的脸就像涂了厚厚的石膏那么白，口红又涂得太红。每当伊丽莎白闻到大楼里的瓦斯臭味，她总是会让他们知道哪里瓦斯漏了气，她还会告诉他们哪一天大楼里没有暖气或热水，葛萝莉总会向她道谢。实际上她脾气坏又没耐性，喜欢欺骗房客，对出租房子的事经常出尔反尔；不爽的时候，她会赶走房客或威胁房客搬家；她迟迟不修这栋岌岌可危的大楼，还经常欺骗房客说地下室用来烧热水的锅炉已经修好或是换新的了。
伊丽莎白不愿老在管理员办公室里跟葛萝莉絮叨同样的几件事，葛萝莉的语气中常透着明显的不满和失望。葛萝莉常受到无谓的压力和冤枉，她才是受害者。当听到房东有多难做、房东得要照顾多少件事、有多少热水器坏了、这栋楼有多少房客没有暖气和热水可用这些话，伊丽莎白愤慨地走出这间办公室。
(萧妃君 译)
注释：
Bernhard Goetz，电子工程师，于1984年12月22日搭乘纽约地铁时遭到四名黑人青年强行索要5美元。他开枪射击了这四个人，并造成其中一人终身瘫痪。
Sam Peckinpah，美国六七十年代新生代导演，其作品《派特与比利小子》等开创了电影暴力美学的先河。
Elizardbeth拆开，取其中Lizard为昵称，Lizard即英语“蜥蜴”。
这是英文的文字游戏，correctional facility是“监牢”委婉的说法，洛伊说伊丽莎白是在“牢里”工作。
【赏析】
小女人伊丽莎白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城市。纽约，这个游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所在，带给她的多是嘈杂、污秽和狂乱。那些深更半夜恣意强暴耳膜的噪音、形形色色的不良分子、消极怠工的城市警察，像毒瘤一样折磨着她脆弱不堪的神经，让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周边的环境是如此糟糕，就连空气都充斥着令人不安的臭味。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敞开而丑陋的坑洞，毫无顾忌地裸露着最为不堪的一面。这怪谁呢？怪城市么？还是怪女人的细腻与敏感？也许是伊丽莎白太细腻、太敏感了。
伊丽莎白“像一扇窗，有时是透明的，有时是不透明的，但一直为观赏人生的悲喜剧而敞开着”。——敞开意味着开放，也意味着接收，连同那些她并不情愿接收的东西。她可以将自己的窗户关闭吗？不，她做不到。那些家伙不会同意她这么做。她只好陪他们耗着，神情疲惫，身心憔悴。一个女子站在夜晚的窗前，总会让我们想起卞之琳的那首小诗： 伊丽莎白在窗内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窗外看她。这画面本该充满诗意。然而，丑陋与污秽让诗意与之绝缘了，只剩下一个女人孤独的愤怒和寂寞的仇恨。或许，还有顾影自怜的痛苦。在长夜与短昼交替更迭的24个小时当中，一个女人用她的愤怒、仇恨和痛苦将包裹着纽约社会众生相的“潘多拉魔盒”层层打开，令观者瞠目结舌。
纽约的窗外有什么？流浪汉、妓女、吸毒者、性变态、暴戾分子……他们是伊丽莎白的敌人，而且无边无际。她只有在意念中拿十字弓和钢制的箭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将他们杀死。这种意念因为警察的敷衍了事而越来越强烈，她几乎疯狂地臆造着杀人的细节，甚至，她幻想着自己也被杀死，然后，鲜血“汩汩地流”。伊丽莎白徘徊在暴力犯罪的边缘，心里流着血。
她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情感丰沛，对自己卑微的校对工作认真负责。
因为善良，所以内心充满着同情和怜悯：当隔壁的残疾男子因为没有轮椅便利通道而无法滑进出租店时，她考虑到要和店主“谈一谈”；看见有人喂养着一群病弱的鸡鸭时，她几乎脱口而出：“希望你没打算吃它们”；她会将自己的零钱施舍给周围的乞丐；她为吸毒者失去赖以谋生的吉他而向警察诉冤；她有时甚至会很体谅那个有收集垃圾癖的公寓管理员海克特；看见有人虐待小孩，她会吼道：“你不可以这样对一个小孩子，我可看着你呢！”
因为情感丰沛，她会“爱上某人一分钟”；她会为厄尼无畏的举动而感动；她从法兰基一家人的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延续，看见生命生生不息；她又会觉得“生活是个笑话”，当她无法纠正窗外的无序时，她选择了扔鸡蛋，以无序对抗无序。
就连那份被人蔑视的下等工作，纵使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也没有使她陷入悲哀之中。她总会“愉悦地享受着她生命中的句号、逗号、引号以及油墨浅淡的字体”。
她更渴望寂静和安宁。当周遭的环境让她忍无可忍时，她会“捍卫着她的人生”，发誓要谋杀那些暴戾者，并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而丰沛的情感让她在做出任何事之前，都以想象的方式提前进行。想象是粗粝的，处于想象状态中的伊丽莎白是一个暴徒和恐怖分子。而恰恰是这种想象容易诱惑读者，让人以为这是一部女性暴力小说，并充满期待。然而，想象仅仅是想象，也止于想象。自始至终，伊丽莎白都没有将她的幻想付诸实施，顶多在小说快要结尾的时候，异常冷静地向大街上扔了几个鸡蛋，既没伤到谁也没砸到谁。也许，读者会稍稍有些失望，但面对如此细腻的女性内心世界，谁会体味不到其中的艰辛与困顿呢？除非，有人彻底丧失了良知。
而在房东和房东太太看来，伊丽莎白却是最差劲的房客，因为她不能同其他房客一样“安分守己”。她不能忍受公寓环境的肮脏与杂乱，尽管她所希望的只是走廊和楼梯能够保持干净。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因为管理员酷爱收集垃圾而得不到满足——那个邋遢的管理员对垃圾的喜爱与迷恋已经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当房东太太一再用谎言敷衍她时，她会扬起下巴说，她可不是好惹的。然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伊丽莎白总是一再忍让，直到忍无可忍。她会选择向市政府投诉，尽管投诉的结果大都是徒劳无功，没有人愿意为大楼的肮脏与杂乱负起责任。更可笑的是，那些和伊丽莎白住在同一公寓的房客，他们在她为捍卫大家的合法权益而孤身奋战时，几乎都选择了置身事外，并对她所做的一切感到“很有趣、很无聊或很惊讶”。
她大可逃走，但她又不想走，因为“走到哪儿都不对”。纽约这座浮华的都市让她无可逃避，无可逃避的她因此异常苦恼。每一天，她都会“与自然谈判”，将自己深深陷入“这条荒凉的长巷”。直到最后，她终于发觉，自己必须学着接纳那些难以忍受的事。
在伊丽莎白看来，城市“是个冷冰冰的地方”，而乡间则没有无名的仇恨、情爱或色欲。但是，她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住所安放在城市里面，“就是不要在乡间”。这个存在于伊丽莎白思想深处的矛盾似乎是一个悖论，它不得不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住在城市里面？”
当一个善良的小女人生存在城市里面拼命捍卫自己却无能为力时，你怎能阻止她宣泄自己的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有些失控，她渴求的无非是“更美好的世界和公理的伸张”；她渴望改变，哪怕只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她和她的男友洛伊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洛伊只知道睡觉，当伊丽莎白走近窗口时，他会说“他们会杀死你的”；他活在另一个世界。这样的情节设置，更凸显了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女士的形象。
在她的身上牵扯着两条线索： 一条以意识流、闪回、独白等现代手法，表达着她几近狂乱的情绪，这条线索的时间跨度仅仅是24小时；另一条则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繁华表象下纽约的丑陋铺排开来，突破了文本的时间跨度，拓展了它的容量。这两条线索亲密无间地交织在一起，完整地呈现了伊丽莎白的无奈、压抑和愤恨。
这部时间跨度仅为24小时的女性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作《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同是表现女性的私密情感，同样充满着无奈和孤独，茨威格呈现的是优雅柔软，琳恩·提尔曼却给读者带来了坚硬、粗粝和血腥味。或许，这正是工业化社会的表达方式？
有意思的是，文本在随着伊丽莎白意识流动的进程中，穿插进了很多笑话。这些流行于纽约坊间的生猛“段子”，也许有些粗俗，但无伤大雅。在沉闷压抑的情感倾诉中，来点无伤大雅的插曲不仅缓和了凝重的气氛，也的的确确“道出了人在纽约的酸甜苦辣”。又或许如陈村先生所言：“生活如果没有遐想来映衬，也只有靠笑话来打点了。无论环境多么不堪，人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这部小说被视为提尔曼的代表作。作为别具特色的当代女性作家，提尔曼在其中以反常规的笔调和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和女性精神状态，语言汪洋恣肆，基调沉郁凝重，堪称佳作。
(汤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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