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留名不容易
南先生说：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但留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名利之求，人皆有之。只是追求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所谓“名利尊卑贪争无二”，在一个看透世情的人眼里，重视道义节操的人，能把千乘之国拱手让人；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一文钱也要争夺。就人品来说有高下之分，但就人性而言，都是有贪婪的人，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就像当皇帝，他的任务是治理国家，而当乞丐，任务是讨吃要饭，地位享受不同，但都有人生的痛苦。如果说区别，就是品质的高下，层次的高低。庸人和小人，贪图现世的利益，没有精神追求；而君子、贤人们，与物质相比，更多了份精神之求，把这份追求转化为身后的留名。哪一种活法更有品质？一目了然。但是，更多人不选择做君子贤人，因为太累，太苦，要一生辛苦，这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人能做到安贫乐道，是不容易的。也正因此，成就了君子圣贤的伟大。
庄子在《外物》篇中说：“沉静可调养病体，按摩可延缓衰老，宁静息心可平复内心的浮躁。虽如此，像这样的人，仍属于操劳碌碌的人，这些以闲适为目的人是从不过问的。所以，圣人用来教化天下的道理，神人不去过问；君子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贤人不去过问；小人用来苟合于时的伎俩，君子也从不过问。”
可见，人与人之不同，人各有追求，各有使命，所以活法也不同。但是，人品有高下之分，生活有质量之别。志向不同，境界不同。君子贤人之品质高，当然生活品质也高，留名于世的追求，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也只有他们，才可能留名。有人说：文人虚伪，表面清高，实则有名利之求。当然，没有追求，就不叫人了。这有什么错吗？没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份身后留名的情结。古人说：“一心洁白，流芳千古。”元代诗人兼画家王冕，在他的一幅《墨梅》画里题诗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俗谚“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立功、立言、立名”之三不朽，其三者之间往往又密切相连的，人生的最终旨趣，就在于名留史册，光耀后世。所以，历来的儒生，十分重视名节，视之如自己的羽毛的。
东汉时，王密任昌邑令。一天夜里，他怀里藏着巨金，去贿赂杨震。
他说：“你不必害怕，夜深无人，没有人会知道此事的。”
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一句话把王密呛在了那里，哑口无言。
贿赂不成。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回家了。
杨震断然拒绝贿金，维护了自己的清白人格，因此有了“震畏四知”一语。
为官清廉，保住自己的名节，这是身为官员最重要的品质。杨震作为知识分子，没失去良知；作为官员，没失去清廉。生活中注意检点自己，严以律己，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同时修身养性，与人为善，以身作则，终于为自己留下清名。
如果不能立不世之功业，那么就选择“立言”，写道德文章，以期流传后人，遗芳百世。古人认为文章是“千古事”，学问道德文章，因为承载着精神，往往能万古不死；而功名、事业和富贵，都会随个人和时代的消亡而消失殆尽。古人追求的就是精神的不朽之名。所以，古来那些有才德的知识分子，总是怀着一份名节之追求，可以放弃功名利禄，但不可心失去名节，更对于道德文章倾注巨大的热情。因为在他看来，文章千古事，是可能为他留下千古名声的。
但是，史上留名，当然是很难的，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做到，也不是你有功业就一定可留个好名声。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考验，让时间和后人去评说。当世的评论并不能说明什么。所以，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古人追求的名声，可不像现在这么急功近利，追求现世的名声，以带来现世的实惠。他们追求的是身后留名，希望自己的功业，或学问道德，能遗惠后人，流芳百世。
当下社会的名声之求，与古代相比，程度上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追求的是现世名，目的为现世的利益。至于身后名，那是没谱的事，而且太不现实，太不实惠了，谁去追求那个呢？不如现实点更实惠。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求名，可不在乎古人那些万世之名的。也不像古人那样苦修，坚持节操，修养一生，立不世功业，着道德文章，而是急功近利，坐不住书斋，静不下心来，没兴趣于研究学问，更感兴趣于到处游学、演讲、走穴赚钱，上电视报纸，与某人在网上开口水战……反正，目的也是为了出名；而出名呢？是为了赚钱，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才不肯像古人那么傻，去“安贫乐道”呢！都新时代了，让“君子固穷”之类的观念见鬼去吧！知识分子难道就应该受穷吗？就应该寂寞吗？那我可不要！在经济社会，不如忙着把自己脑子里这点学识，兑换成钱币来得更实惠。
不是说文人就应该穷，也不是说文人不可以知识文化换成金钱，只是这个职业本身需要沉静状态下，不受外界和名利之累，需要静心做事，否则做不好，最终也成就不了什么功名的。更不要说留名了。所以，此类行为是一种短视，也是对自己学问的不自信，所以，跳跳达达，上蹿下跳地，不能安分踏实。在当下，一个知识分子能耐得住寂寞，不随波逐流，显得更为可贵和必要。因为，这样一个时代，更需要真正潜心于学问和创作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有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和作品。
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所谓道德文章，实在很难说有流传的价值。南先生在谈到现代人的功名追求时，说：“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着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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