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元宏

孝文帝元宏 

皇兴五年(471)八月，北魏太华前殿中满朝文武大臣肃立阶前，似乎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一会儿，一名内侍手捧御旨，高声宣读魏帝拓跋弘的册文，随即，年方5岁的太子，在众人山呼万岁中，登上御座，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他小小年纪，似乎还撑不起宽大的龙袍，那模样看起来有些滑稽，但一举一动却都合规合矩，雍容大度。似乎已有君临天下的气概。这位幼承帝位，少年登基的皇帝，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几十个君王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大器早成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天安二年 (467) 八月生于平城 (今山西大同)，皇兴二年 (469) 六月，被立为皇太子。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在他被立为太子时被赐死。拓跋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皇兴五年 (471) 八月，拓跋宏刚长到5岁，父亲献文帝拓跋弘便把皇位让给了他。五年以后，献文帝去世，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冯太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是北燕王国的国君。父亲冯朗投降北魏，做秦、雍二州的刺史，后来被杀。冯太后生于长安，父亲被杀后便投奔姑母。她的姑母是魏太武帝的妃子。冯太后投奔姑母，在宫中接受教育，知书达理。14岁时，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她被选为妃子，后来成为皇后，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她就成了皇太后。和平六年(465)，文成帝死后，丞相乙浑乘机专权，任意杀害异己，决断国事。这时献文帝还只有12岁，冯太后24岁。在这场斗争中，她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她杀死了丞相乙浑，掌握了国家大权，临朝称制。一年后拓跋宏出生，她将拓跋宏收入自己宫中，亲加抚养，把政权交给献文帝。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幼年继位，冯太后便再次临朝称制。

冯太后自己粗通文墨，十分注意对拓跋宏的培养教育，专门给他安排了汉族士人做师傅，学习儒家经典。拓跋宏聪明勤奋，喜好读书，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拓跋宏秉性孝谨，因3岁时母亲便被赐死，他始终不知生母是谁，因从小跟着冯太后，便将冯太后看做亲生母亲一样。冯太后开始并不喜欢拓跋宏，因为拓跋宏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曾在严寒时候，把他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面，只让他穿着单衣，并且三天没给他饭吃，打算将他废掉。幸而大臣上疏力争，方才把他放出。后来又有一个太监意向冯太后讲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大为生气，用杖把拓跋宏打了一顿，拓跋宏无故受杖，却毫无怨恨，也没有加以申辩。自父亲献文帝死后，拓跋宏越发孝顺冯太后，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报知太后。冯太后也逐渐开始指导年少的拓跋宏处理国家大事。

厉行改革

北魏建国后，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征服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北魏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贪污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远在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之后北魏各代帝王，也都分别下令严禁贪污，但因始终没有解决官吏的俸禄问题，所以贪污现象屡禁不止，并且越来越严重，引起了人民不断的反抗。太和八年 (484)，拓跋宏在冯太后的辅助下，决心实行 “班禄”，开始了改革的前奏。当时，北魏大臣对 “班禄”之事争论不休。以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佗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反对实行俸禄制。“班禄” 派的代表中书高闾说： “不给俸禄，贪财好利之徒，可以为非作歹; 清白自守的人，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 而实行俸禄，则廉洁的人可以自保，贪婪的人也会有所收敛。”辩论的结果，高闾得到了胜利。拓跋宏正式下令实行俸禄制。规定犯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者无论多少，一律处死。自太和八年 (484) 六月正式 “班禄”，到这一年的九月，刺史以下的官吏，因犯赃被发觉的四十多人，都处了死罪。其中有一人叫李洪的，是拓跋宏的舅公，任秦、益二州刺史，既是显宦，又是贵戚，也犯了贪污罪，地方官员不敢给他定罪。拓跋宏便令将他从任所押到平城，召集了众大臣，自己亲自审问，然后赐死，以显示自己 “班禄”及禁绝贪污行为的决心。一时间，受禄的官吏人人自警，北魏的吏治也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气象。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混乱，田园荒芜，人口锐减。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往往荫附于豪强之家，或逃亡流徙。使北魏政权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的财政来源，冯太后、拓跋宏不顾豪强大族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势力，同他们争夺耕地和农民。太和九年 (485)十月，大臣李安世向拓跋宏上书，提出均田建议。拓跋宏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规定凡15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露田男子每人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到了年老不能劳动或死后，再把土地还给政府。男子每人还可有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植桑、榆、枣树，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桑、麻田均可世代相传，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户限四牛。又规定了新的租调制度，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这个数量比原来要少。这样，有利于吸引原来的荫户和流浪者，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由于农民都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对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收入的增加也是有利的。

北魏的地方基层政权，原来一直掌握在宗主手里。宗主的前身，就是坞壁主。北魏进入中原后，一直依靠这些坞壁主的合作，让他们以 “宗主”的名义，“督护”地方，替朝廷征收租赋，和朝廷分享剥削人民的权利。“宗主督护”使汉族豪强和鲜卑贵族得到了政治上的相安，但朝廷的收入却因此受到影响，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拓跋宏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用汉族传统的地方基层组织，代替了 “宗主督护”。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设邻长，里设里长，党设党长，合称三长。三长的主要责任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征收赋税等。当时，由于许多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地主，所以他们纷纷反对这一改革。冯太后和拓跋宏力排众议，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认为实行三长制不仅可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而且还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实行三长制后，赋税平均，不仅相对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北魏政府的收入大增。

倾心汉化

拓跋宏从小熟读儒学经典，向慕汉族文明。在位期间，兴礼乐，正风俗。分遣牧守祭祀尧、舜、周公，又谥孔子世圣尼父，另在中书省悬设孔子画像，亲自拜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尊司徒尉元为三老，尚书游明根为五更，仿效汉族三代成制。太和十四年 (490)，冯太后病亡，拓跋宏完全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几天不进饮食，后来众大臣上谏苦劝，勉强吃一点，但也只吃很少一点白粥。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的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拓跋宏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视武略，不重文教，现在情况不同了。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而希望在 “文治” 上下功夫。

北魏虽自建国以来就定都平城，但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夏与柔然还时时威胁着北魏，迁都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北方统一后，也越来越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战四方的中心——平城，地处边塞，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自然难以担当 “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时形势的要求了。另外，我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大讲“五行”，认为王朝的更替变化是有一定顺序的。北魏自认为是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是水。为了和南朝争正统，也应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 的故都洛阳。

拓跋宏知道，迁都是一件大事，必然遇到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假称要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南齐。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拓跋宏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 “社稷(指国家)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们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 “社稷虽然是归你所有，我们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呀!”退朝之后，拓跋宏又把任城王召来，对他说：“刚才谈的事，实在难办得很。我们的国家虽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名义上是进攻南齐，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次领会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现在假若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拓跋宏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支持拓跋宏的改革计划，他说： “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干吧，他们又能怎样呢?”拓跋宏听了非常高兴地说： “任城，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太和十七年 (493)，拓跋宏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率领三十万大军南下，九日，便到了洛阳。在洛阳参观了西晋宫殿的遗址，吟咏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中的诗句) 的诗句。一出由拓跋宏扮演主角的迁都的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经过长途跋涉，士卒十分劳累。随行的文武百官，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南下了。然而，拓跋宏却照旧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继续向南进步。这时，大臣们都跪在拓跋宏的马前，苦苦哀求不要再南伐了。拓跋宏气恼地说： “讨伐南齐的大计早已确定，现在大军就要南进，你们还想干什么?”群臣仍然叩头不止。拓跋宏满面怒容，对这些人说： “我要统一天下，你们却屡次阻挠。谁再说，就要办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可是，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请求皇帝不要再南进了。拓跋宏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和缓的口气对群臣说： “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这一出戏演得很成功。尽管大臣们也不愿迁都，但迁都总比打仗好，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只好同意迁都。

接着，拓跋宏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又派贵族于烈担任留守平城的重任。拓跋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 “您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 (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拓跋宏认为他很忠直，说： “你不唱反调就行了。”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又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拓跋宏又亲自回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晓以利害，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不久，就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

他召集群臣说： “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国也象周朝那样闻名史册，被人们千古传颂呢?”文武百官当然都表示同意。接着他又问： “是改变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还是不必改变就可以达到呢?”拓跋宏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只有改变，才能达到。”拓跋宏又问：“你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子孙万代永远治理国家?”拓跋禧说： “愿意。”于是，拓跋宏便说： “好吧，那我们就迅速改变过去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准违抗。”接着，拓跋宏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实行汉化政策。

太和十八年 (494)，拓跋宏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原来鲜卑人过着游牧生活，穿短衣服适合马上生活，骑马射猎很方便。现在他们已经由塞北迁到汉族聚居的中原，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改变了，服装也应随之改变。而且穿上汉服，也有利于减少民族差异，消除隔阂。拓跋宏不仅发布了改革的政令，平时还注意检查执行的情况。有一次，他外出到洛阳，对大臣们说： “昨天我进城的时候，看到有个妇女还戴着帽子，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检查?”拓跋澄回答说： “现在洛阳城里还是穿鲜卑服的人少，穿汉服的人多。”拓跋宏听了很不高兴，反问道： “难道要都穿上鲜卑服才算督察不严吗? 你们这样说，简直是 ‘一言丧邦’!”，他让史官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又把所有留守洛阳的官吏责备了一通，要求人人皆知，不许再穿胡服。

太和十九年(495)，拓跋宏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话，过去，连做官的汉人也得讲鲜卑语，军队中的号令也用鲜卑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专门设置了“译令使”(翻译)。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隔阂，拓跋宏规定在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讲鲜卑语可以不予处罚;30岁以下的官吏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话，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进一步规定，不准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谁违反规定就要撤职。许多鲜卑贵族对此很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从规定上看，穿汉服，讲汉话，似乎只是对鲜卑贵族的要求，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随着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再加上政府的规定，许多鲜卑人也都在讲汉话。据史书载，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不久也就忘记了鲜卑语。

太和二十年 (496)，拓跋宏又把鲜卑族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他在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将拓跋氏改为元氏。随后，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五穆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其他的鲜卑复姓也都一一做了改变，把鲜卑族一百一十八个姓全部改为汉姓。同时，拓跋宏还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洛阳人，死了也不准运往塞北。所谓生为洛阳人，死葬北邙山。

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改变过去鲜卑贵族的风俗习惯，拓跋宏主张与汉族地主联姻。他自己就把汉族大地主卢敏、崔宗伯、郑羲、王谅四大姓的女儿纳入后宫，以当朝重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然后，又给他五个弟弟分别找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他自己的女儿也嫁给汉族地主。其他鲜卑人也都按照门第的高低，实行对等的联姻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北魏的统治。

此外，拓跋宏还命令从南朝来的王肃仿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两样。对拓跋族原来的制度则一概废除。

拓跋宏实行汉化，自然不可能只学好的，不学坏的。因此，连当时已经腐朽的门阀制度，他也照搬了过来。他把鲜卑贵族汉族士族按门第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等。鲜卑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高，定为国姓，与汉族的崔、卢、李、郑四姓相当。其余贵族亦各有门第等级，并按照门第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当然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制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鲜卑贵族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大。拓跋宏在改革中启用了不少汉族士人。因而引起了一部分鲜卑贵族的抱怨。说拓跋宏亲近汉人，疏远本族。拓跋宏的太子拓跋恂一向傲慢，不好学习，长得又肥又大，洛阳的气候比塞北炎热，拓跋恂叫苦不迭，总想回平城去。拓跋宏赐给他的汉服他也不穿，经常私穿胡服。有个叫高道悦的人，多少次劝说拓跋恂不要这样做，拓跋恂不但不接受，反而对他怀恨在心。太和二十年(496)八月，拓跋宏到嵩山巡视，太子恂趁机和他的亲信密谋，准备带着人马回平城，并杀掉了高道悦。拓跋宏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洛阳，把太子恂召入宫中，历数了太子恂的罪恶，亲自把他痛打一顿，然后囚禁起来。这年冬天，拓跋宏便废掉了太子恂，后又派人用药酒将他毒死。

这一年的冬天，拓跋贵族穆泰等人又秘密联络许多将领，想立阳平王拓跋颐为皇帝，并在平城起兵。拓跋宏派任城王拓跋澄前去讨伐，平定了这次内乱。这次叛乱的主谋穆泰，不仅是北魏的元老，而且还是拓跋宏的恩人。当时冯太后当政时，曾想废掉拓跋宏，正是由于穆泰等人一再劝阻，才保住了拓跋宏的皇位。现在为了推行改革，拓跋宏对穆泰也没有宽容，下令处死了以他为首的叛乱分子，打击了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为以后继续深入改革奠定了基础。

用人纳谏

拓跋宏为了推行汉化政策，进行改革，就需要有一批支持他的有才干的人。鲜卑贵族拓跋澄就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曾替拓跋宏安抚留在平城的鲜卑人，宣传迁都洛阳的好处，又曾抱病率军镇压保守势力的叛乱。他还经常为拓跋宏出谋划策，深得拓跋宏的赏识，引为知己。对于其他坚持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人，拓跋宏也非常重视。如齐州 (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刺史拓跋鉴，按照齐鲁地区汉族的习惯进行革新，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拓跋宏赞赏地说： “各地的官吏，如果都象拓跋鉴那样干，移风易俗，进行改革还有什么难的!”

拓跋宏很注意人才的选用。有一次，他曾让大臣讨论人才和门第自身的问题，李冲说： “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能只重视出身的高低贵贱，应该有选拔人才的规定。”韩显宗也说：“国家兴亡在于人才，不能只重视出身。哪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呢?”为此，韩显宗还曾专门上书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说：“出身高贵的人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出身只能说明他们祖先的功绩。只要确有才华，就是杀猪的、打渔的、甚至奴仆、俘虏，都可以重用。应该让有大才的人做大官，有小才的人做小官，只有这样办，对国家才有好处。”

拓跋宏同意这些建议。他认为只要出类拔萃的人，也可以不受门第等级的限制。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制订了许多规定。

为了发现人才，拓跋宏多次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注意推荐人才，让大臣们对他自己任命的官员进行评论。如果谁不称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如果有才能的人他没有用，也让官员推举。谁能推选出真正有才干的人，谁就会受到奖赏，或者放假休息三天; 不发表意见的人，被看作是有罪的行为。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

为了尽快选拔有用的人才，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过去规定官吏三年一考，九年进行三考，然后才决定官员的升降。现在规定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亲自和大臣们一起进行考核。有一次，并州 (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刺史王袭听说拓跋宏要经过并州，就让人事先刻好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石碑，立在道路旁。”拓跋宏见了，表示怀疑，立即派人进行调查了解，结果发现，王袭确实是弄虚作假，有意欺骗他。于是就对王袭进行了处理。又有一次，拓跋宏对几位重要大臣说：“你们都身居要职，这么长时间了，既没有对我批评过一句，又没有提出过一个好的建议，更没有给我推荐过一个有才能的人，或是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吏，这是很大的罪过。”接着，他又指出了他弟弟广陵王拓跋羽以及各个大臣的过错。结果，有的被扣发薪水，有的被降职，有的被罢官。

拓跋宏特别重视汉族地主中有才干的人。冯太后重用的一些汉族地主，他都很尊重。汉族地主刘芳、崔光、高闾、高允，贫士李彪等人，在拓跋宏亲政时，积极出谋划策。对提出均田制、三长制建议的李安世、李冲等人，拓跋宏更是由衷佩服，委以重任。这些汉族地主的人才，便成为他推行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

拓跋宏为了广泛搜集人才，对南朝投降的官吏也很重视。南朝刘宋政权的后代刘昶投降以后，拓跋宏非常注意与刘昶搞好关系，使刘昶为北魏政权服务。派刘昶远出时，拓跋宏还亲自送行，并让文武大臣作诗相赠，使刘昶深为感动。由于拓跋宏对所有人才都能以礼相待，因此当时有不少南朝汉族地主去投奔北魏。王肃是江南着名的才子，也很有政治头脑。当他父亲和兄弟在南齐被杀以后，就逃到了北魏。拓跋宏听说他很有才能，便立即接见他，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马上委他以重任。王肃非常熟悉南朝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北魏改订官制礼仪和推行汉化政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王清石原来是江南大地主，世世代代在江南做官。到了北方以后，担心拓跋宏不信任他，心里总感到不安。拓跋宏对他说： “你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王清石深感拓跋宏的知遇之恩，也就更加为他出力了。

拓跋宏很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当时北魏的刑法繁多，法律条令就有八百三十二章。刑罚也特别严酷，仅判死刑的规定也有十六种。所以北魏的罪犯很多。当时许多被迁移到边境的罪犯经常逃跑，拓跋宏曾下令，凡是逃跑的人，就让他全家服役。刺史崔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罚太重了，拓跋宏便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取消了原来的规定。

发展文化

拓跋宏生于社会动荡的年代，也是民族融合的年代。他从小就接触汉族文化，羡慕汉族文化。他为人聪明，又能刻苦学习，因而他的汉文化素养是很高的。他对古诗很有研究，文章也写得很好。据说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写诗作文，写成后可以一字不用改。他一生写了上百篇文章。自亲政以后，他还经常和大臣们和歌作诗，并且亲自给别人改诗。有一次，他见到路旁有十几棵树，就诗兴大发，立即写诗一首。然后，又让弟弟彭城王拓跋勰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边向他走，一边作诗，拓跋勰果真作出了一首诗，他非常高兴。拓跋宏不仅自己喜爱汉族文化，还经常让鲜卑贵族读书写字，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为此，他还下令专门设置了皇子学，让王公贵族的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在迁都洛阳后，他曾讲过，迁都就是为了移风易俗，让鲜卑人增长见识。如果一直住在平城，就什么也学不到，我们的子孙就象对墙站着一样，什么也不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不怀民族偏见，不夜郎自大，并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拓跋宏确是突出的一个。在他的倡导下，鲜卑人在文化上进步很快。有一次，拓跋宏对鲜卑大臣陆叡讲：“过去我们总说鲜卑人性格粗鲁，何必学习呢?这句话看来是不对的。现在很多鲜卑人都能读书识字了，关键在于学不学。”由于拓跋宏积极兴办学校，征集天下书籍，进行研究和整理，使北方的文化开始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在拓跋宏统治时期，佛教有很大的发展。仅洛阳就有一百多所寺院，和尚尼姑二千多人。整个北魏，寺院达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有七万七千二百余人。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建造了许多石窟，其中最着名的是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敦煌、云冈石窟建立较早，龙门石窟是在太和十八年 (494)开始建造的，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相继营造长达四百多年。龙门石窟的窟顶及四壁都雕饰得十分精丽，佛象也塑造得非常优美，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聪明才智。其中，宾阳中洞 (也称宾阳洞) 是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建造的石窟之一。洞前壁左右原有两幅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粗旷刚劲，局面宏大，是北魏风格的代表作。

在拓跋宏的重视和倡导下，北魏的书法达到极高水平，刻在墓碑上的字体，刚劲有力，气势雄厚，别具风格，后人称为 “魏碑”体。直到现在还深受书法爱好者的重视和喜爱。

英主早逝

拓跋宏在一次南伐时曾写了这样的诗句“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意思是中国的广大地区都归我管辖了，只有江南一小块还没能由我统治。拓跋宏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自亲政以后，几乎年年兴师南伐。

太和十八年 (494)，拓跋宏迁都洛阳，刚刚安定下来。闻说南齐宣武王萧鸾肆行毒虐，杀害诸王，自立为帝。拓跋宏便想借机出兵。正巧边将奏报，说南齐雍州刺史曹虎，有意投降北魏。拓跋宏大喜，随即派兵四路并进，准备进攻南齐。大臣高闾上书劝谏，认为现在洛阳草创，尚未完全稳定，而曹虎又并未派来人质，一定不是诚心降魏，不可轻举妄动。镇南将军李冲，及任城王澄也同声劝阻。但拓跋宏仍是执意南伐，命令他三弟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留掌国事，李冲为副手，一同守卫洛阳。他自己亲率大军，挥师南下。

行至悬瓠(今河南汝南)，接连催促曹虎会师，曹师果然一直未降，但拓跋宏仍不肯罢师。率军渡淮东行，直抵寿阳，但南齐守将早有防备。便率军转而围攻钟离 (今安徽省凤阳东北)，相持旬日，城仍未攻下，南齐援军又至，内守外攻，魏军战死了许多士卒。拓跋宏才不得不下令北撤，返回洛阳。

到了太和二十一年(497)，南齐又有内乱，拓跋宏认为有隙可乘，大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丁壮，得二十万人，由他亲自督领，自洛阳出发，号称百万，又都撮唇为哨，作鹰隼之声，响彻远近，声势逼人。连下新野、南阳、彭城。齐主萧鸾忧惧成疾，于太和二十二年 (498)七月病殁。这时魏军气势正盛，本该乘机南攻。但偏偏北魏自己也出了问题。原来拓跋宏南下之时，留拓跋澄及李彪、李冲居守洛阳。李彪本来家世孤傲，全赖李冲赏识其才能，将他推荐提升，位至太尉，但这次一起留守洛阳，他却偏偏事事都与李冲作对，任意专恣，飞扬跋扈。这年三月，李冲气愤填胸，便将李彪关在尚书省，上表历数李彪的罪过，请求拓跋宏将其处死。拓跋宏认为两人都太过分，便只将李彪撤职，并未深究，李冲一怒之下，竟病重不起，不久身亡。这样一来，洛阳的留守，三人中少了两人，拓跋宏不免担忧。另一件事是北方的高车因不愿应征出兵，便推袁纥树为首领，起来叛乱。拓跋宏本来派遣将军宇文福前去讨伐，不料大败而回。又派江阳王元继再次北征，而元继主张招抚，一时间不能平乱。拓跋宏不免心焦，准备自己亲去平乱。所以拓跋宏在这年九月听到萧鸾病殂的消息后，便以 “礼不伐丧” 为理由，下令撤兵。

拓跋宏因操劳过度，在撤军途中便得病躺倒。到了十月，才从悬瓠出发，北伐高车。走到邺城，正是十一月。这时江阳王元继已解决了高车的叛乱，拓跋宏便在邺城过冬休息。第二年 (499) 正月，才回到洛阳。这时，南齐太尉陈显达，平北将军崔慧景，率兵四万攻魏，企图收复被北魏占据的雍州诸郡，魏将元英迎战，屡为所败。三月，拓跋宏再次亲自率兵南征，驻于马圈 (今河南省邓县东北)，并命令广阳王拓跋嘉，从小路绕至敌后，前后夹击，齐军两面受敌，大败而逃。拓跋宏虽然取得胜利，但跋涉奔波，不免又有一番劳顿，于是再次病倒。病情迅速加重，赶紧北归，走到谷塘原，拓跋宏自知已难望痊愈，便对鼓城王拓跋勰说： “我的病更加恶化，肯定是不行了。天下尚未统一，太子幼弱，一切都依靠你了，希望你能全力辅佐太子!”随即又命拓跋勰起草诏书，以侍中、北海王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奖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让他们同太尉咸阳王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共同辅政。四月，拓跋宏便死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号孝文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