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朱载垕

穆宗朱载垕 

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急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 30岁的父亲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神采飞扬，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爱，便给他取名载垕。“载”是他的排行辈分，“垕”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载垕周岁生日那天，世宗带着一大群后妃为之设宴庆贺。宴会上，父亲按照玩物试志的习俗，命人取来皇宫里的各种玩物让儿子挑选。这个周岁的胖小子竟然鬼使神差地一把先抓起了象征皇位的龙旗。世宗大喜过望，不禁抱起儿子左右端详。在后妃的一片恭贺声中，他心中暗想，这个孩子果真能履帝王之尊吗?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的一闪之念竟鬼使神差地变成现实： 载垕在世宗服丹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初临丹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香烟缭绕。30岁的朱载垕衮冕加身坐在宝座上，锦衣卫鸣鞭，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五拜三叩，登基大典确是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垕心中顿生波澜，伴随着“天命在我”的神圣感而来的，是即位之喜也压不住的无限感慨。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1549)死后，太子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长为嫡，幼为庶”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顺利。虽然朝臣不断奏请再立太子，可迷信道教的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不吉利的事，就把此事搁置起来。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 “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见不到父亲。太子地位没有确定，就不由裕王、景王不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十二年间波澜迭起，裕王的地位动荡不安，载垕饱尝了其中辛酸。载圳依靠母亲受宠的条件，走动内宫，不甘为臣，他的夺嫡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偏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拖了3年。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蕃问裕王侍读讲官高拱、陈以勤： “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 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总算消除了严嵩的担心，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好事多磨。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夺嫡的运筹。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徐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载圳病死于封地，载焴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今天，群臣“万岁”之声不绝于耳，17年的梦想变成现实，载垕怎能不为之欣喜!可这欣喜的得来使他伤透了心。他看穿了宫廷政治中的倾轧相残，要当中兴之主的理想早已破灭。坐在皇帝宝座上，载垕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着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 “遗诏” 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 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官员; 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 (1567) 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 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穆宗还特意命令释放因痛斥世宗之弊被下狱的海瑞。在圣旨传达之前，掌狱的官员知道世宗死后，海瑞一定会被重新起用，于是，设下酒宴予以款待。此时，海瑞还不知道狱外改元换代之事。看着满桌的美酒佳肴，他以为自己死期已至，将赴刑场，这是一顿 “催命酒”，索性放开肚皮吃喝，落个一醉方休。狱吏们见海瑞埋头吃喝的一付憨态，忍不住好笑，悄悄地附在他耳边说道： “老皇上乘龙宾天了，您有出头之日啦!”原来满心讨个欢喜，谁知这位死心眼的海瑞顿时为老皇上痛哭失声，将所有吃食呕吐殆尽，直至哭昏倒地。狱吏们傻了眼，又是揉又是拤，七手八脚将其救醒。当夜，海瑞又哭了整整一夜。一时间， 穆宗宽容体， 海瑞忠君尽诚， 传遍京城， 成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话题。

权臣相倾

穆宗登基之后，他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治，赋行政于大臣。他和历代皇帝一样，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 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 (国子监) 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做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没来得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一定受了徐阶指使，事态便扩大了。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一腔怨恨，对郭朴说： “徐公是借遗诏诽谤先帝呀!”他在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降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赅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分。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理应参加。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 “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再劾高拱“无宰辅器”，“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一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辞呈。穆宗不愿失去一个干练的辅佐，又再三下旨挽留。受了穆宗保护的鼓舞，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 高拱的要求有据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把齐康痛痛快快臭骂了一顿，接着将矛头一齐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 (1567) 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深感厌倦。他指示徐阶惩戒他们一次。可徐阶怎么会惩戒自己的门徒呢?他只是让言官们自身省改，以后注意罢了。穆宗被搪塞过去。一次风潮平息了。

这次风潮虽然得以平息，却给隆庆朝政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此后的5年中，由于穆宗对大臣们关系调处无方，又过分容忍言官们攻击弹劾大臣，缺乏果断的处置，导致朝廷中权臣倾轧的浪潮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成为当时政治的顽疾。隆庆二年(1568)七月，年过七旬的徐阶退休还乡。不久，高拱东山再起，重返内阁，成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高拱是一个见解深刻，行政能力卓着的政治家，但肚量不大。他主持朝政期间，处事果断有力，颇有政绩。他执政的基本方针就是处处与徐阶作对，反其道而行之。徐阶、张居正起草的世宗“遗诏”被作为诽谤先帝的罪证，竭力予以否定;徐阶起用的官员尽量贬斥; 徐阶要严办的道士们从轻发落; 徐阶的三个做恶乡间的儿子充军发配。这一番发落，整得徐阶灰溜溜的，也引起其他内阁大臣对徐阶的同情。高拱主政往往容不得不同意见，内阁中几位个性强的大学士如赵贞吉、殷士儋、张居正等先后与高拱发生争斗。赵贞吉、殷士儋甚至与高拱闹到指着鼻子对骂，挽起袖子打架的地步。张居正当时忍气吞声，没大发做，但在穆宗死后立即参与了推翻高拱的策划。几位平时甘当和事佬的内阁大学士如李春芳、陈以勤地位难处，只好退出漩涡，回家养老。在大臣们无休止的互相攻击和辩论中，穆宗无可奈何地容忍着，安抚罢这个，再安抚那个，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协调方法。

隆庆和议

隆庆元年 (1567)九月，内阁的风潮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又发作起来。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扫荡了大同、石州、交城、文水一带，整个山西遍地烽火，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虏掠河北的昌黎、卢龙，直至滦河。左右夹攻，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严，朝廷群臣议论纷纷，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立即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略。事到临头，臣子们理应为国分忧了。一时献计献策者终日不绝。这些计策虽多是空言慷慨，但也有切中时弊之议。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三位抗倭名将，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抵抗蒙古来犯。长城防线守备薄弱，军纪废驰，缺乏智勇双全的将帅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主张得到徐阶、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很快得到穆宗的批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俞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不久又被委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是国家肌体上的一个巨大伤口。年复一年的大出血，已经伤了国家的元气。明朝中期以后奸臣当道，政治腐朽，任人唯亲，贪污受贿成风。边防的将领为了得到提拔，竞相向朝廷大臣行贿，大多数人如愿以偿。边防将领用以行贿的银两主要来自克扣士兵的粮饷。无休止的盘剥，导致上下离心，军纪废弛，士兵常年吃不饱、穿不暖，逃亡事件大量发生。谭纶就任总督后巡视边防，发现所属军卒不满10万而老弱者就占了一半。这些老弱军卒散布在2000余里防线上，蒙古骑兵铺天盖地涌来时，攻之必破，战无不胜，就成为理所当然了。边防牵涉国家的安危存亡，朝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筑长城，调遣内地军队驰援，设置一连串重兵关防，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国内百姓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嘉靖初年，军费开支只有59万两银子，嘉靖末年就达到240万两，增长了3倍多;隆庆初年又增至251万两。军费开支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支出，导致一次又一次财政危机。当时，大学士张居正给穆宗上疏指出： 太仓现存银135万余两，以每年开支553万余两计算，只能应付3个月的开支。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已经挤干了，而国家需要开支的项目又漫无边际。我们这些大臣只好日夜忧心忡忡，百般筹划，但实在没有办法。一旦发生饥荒和老百姓穷急造反，拿什么去应付呢?

解决北方边患，是解决隆庆年间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的重要环节。穆宗明白这个道理，他任用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为国防问题的主要智囊，采纳了他们在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积极寻求与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各部改善关系的战略，终于获得成功。

实力是安全的基础。自己不堪一击，是无法与对手讨价还价的。几位名将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戚继光为例，他走马上任立即布署加强防务。一是沿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1200座。这种5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了望，台壁坚固，台内分三层，驻扎100名战士，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既得先处战地要害之机，去长途奔袭之苦，又可长期坚守，互相呼应。二是组建布置战车营。这种战车每辆用4人推輓， 作战时排成方阵， 外层设拒马， 可抵御骑兵冲锋。 自己的步、 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一旦敌人溃退，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作了区分：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经过这一番精明调遣和严格训练，京师大门的防卫确实达到了军容严整，士气大增的要求。

与此同时，朝廷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将领，要抓住时机与蒙古贵族建立缓和。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执行了朝廷的谋略，创造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他一再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宣传，广泛联系，并一再发表文告，宣布凡是从境外来投奔的平民和军人，都将受到安置接待。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从蒙古地区来投奔的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1570)十月，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跑来了。这个青年的行动，成为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对此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遗孤。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成人。后来俺答夫妇为他娶了比吉为妻。婚后小夫妻的感情不太融洽，把汉那吉又爱上了姑姑的女儿三娘子，把她也娶了。正当把汉那吉陶醉于甜蜜缠绵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他羞恨欲绝的变故——俺答也爱上了自己美貌的外孙女三娘子，并把她夺了去。这在当时，原是可以被蒙古风俗接受的事。可把汉那吉实在忍受不下这种羞辱，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比吉、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十余人弃家南奔，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

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此事。王崇古与方逢时商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把汉那吉来投，实质上成为明朝要挟俺答的人质，起码可以用他换回多年来为虎作伥，引导俺答入侵的汉奸赵全等人。于是，王崇古指示方逢时派出500骑士的仪仗队，隆重地把这个失恋青年迎进大同巡抚衙门，奉为上宾安置下来。

把汉那吉来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朝廷内的激烈辩论。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主张不受降。他们引证宋代接受郭药师、张毂投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认为应将把汉那吉送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战争。还有人提出，收容生祸，不如全部杀掉，以绝后患。而主张接纳的一派也振振有词。这种针锋相对，争持不下的局面，扰得主管国防的兵部尚书郭乾昏头昏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主张接纳的张居正、高拱等人及时求见穆宗，把事情的原委、应采取的措施，向穆宗作了详细的报告。穆宗在权衡全局利弊之后，采纳了张居正等人的意见，决定给把汉那吉授指挥史官衔，阿力哥授正千户官衔，各赏大红纻丝一袭。接纳派占了上风，向汉蒙言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把汉那吉南奔之后，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依克哈屯昼夜啼哭，并派人报信给正与土番作战的俺答。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子的爱人，但他疼爱孙子的心并没有变，他也经不起依克哈屯的哭泣，便立刻率大军向长城袭来，要索回自己的孙子。他亲率一路骑兵进攻平虏城，同时令儿子辛爱统兵2万进攻弘赐堡，侄子永邵卜统兵进攻威远堡。整个北部边境立刻紧张起来。

兵临城下，朝野震动。不仅反对派认为 “接纳”引起了祸患，就是中间派也认为捅了乱子。如果穆宗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就会前功尽弃。幸而穆宗不是朝令夕改的优柔寡断之君，他继续给张居正等人以坚决地支持。在皇帝的庇护下，张居正、王崇古等人不改初衷，在坚守备战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俺答的攻心战。

俺答虽然来势汹汹，但他清楚地知道，隆庆以来长城边防正在逐日加强，明军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此次进攻并没有决胜的把握。俺答正在犹豫之时，明朝使者鲍崇德来到了。鲍崇德告诉俺答，明朝出以诚心，厚礼接待把汉那吉。并不是明朝引诱把汉那吉，而是他厌恶陋俗，仰慕中原文化，自愿来降的。按照明朝的法律，斩获敌人首领及其子孙头颅者可以赏万金，封爵位。我们并非不能斩首请功，而是因为他是您的亲骨肉呵! 如果您要接他回去，理应好言好语商量。您现在恩将仇报，举兵要挟，难道我们的将帅会害怕您吗! 一旦战争爆发，必然加速把汉那吉的死亡，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呢? 只要您交出赵全这一伙汉奸，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家。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鲍崇德一席话打动了俺答。他为讨还孙子而来，怎么会制造置他于死地的结局呢!他立即派使者打听孙子的消息。使者在大同看到了把汉那吉容光焕发，绯袍金带的神气样子。使者放了心，俺答闻讯也放了心。这时，明朝还把赵全等人与王崇古来往的信件送给俺答，离间他们的关系。各种条件都促进着缓和。俺答终于接受了明朝的条件。他对鲍崇德说： 我是不愿与朝廷为敌的，过去的战事都是赵全挑唆的结果。如果皇上能封我为蒙古王，统率蒙古各部，我哪里敢继续作乱呢。即使我死了，我的孙子受朝廷衣食优待之恩，更不会背叛朝廷，但愿朝廷能明白我的心意，允许我们进贡称臣，开放边境贸易，使蒙汉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呵! 决心一下，俺答吩咐手下人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奸捆起来，送到明军把守的云石堡。

穆宗得到俺答言和献俘的消息，大喜过望。赵全勾结俺答20多年来屡次进犯，京师数度危急，是朝廷的心头之患。今天俺答称臣，奸人就擒，是自己圣明决断的结果。他一定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来庆祝这一胜利。隆庆四年 (1570) 十二月，穆宗亲自在皇宫午门楼主持受俘仪式，接着又大张旗鼓地行祭天、告太庙之礼，向上帝和祖宗显示自己的赫赫功绩。最后，他命令将赵全等人肢解，将其头颅传遍数千里长城边防，以扬皇威，鼓士气。

在一派光宗耀祖的胜利气氛中，穆宗乘兴传旨： 用最优厚的礼节护送把汉那吉回蒙古。把汉那吉奉旨感激不尽，依依不舍地跟王崇古等人洒泪告别。他身穿明朝赏赐的纻丝红袍回到了俺答的帐幕。俺答和依克哈屯看到孙子神采飞扬的高兴样子，百感交集，一齐流下兴奋的眼泪。俺答立即向穆宗上表称谢。不久，穆宗满足了俺答求封、进贡和开边市的要求。从此，俺答和明朝结束了战争关系，改变了对峙状态，打开了和平友好相处的大门。

蒙汉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长城南北的广大地区不再是旌旗飞扬，战马吼叫，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地，也不再出现三军暴骨，百姓流离，城市衰败，田野荒芜的惨相。东起延永，西抵嘉峪，数千里长城线上“不用兵者二十年”。蒙古与中原友好共处的关系沿续到清朝，为蒙汉人民创造了从事生产和安居生活的条件，使两族人民交错杂居，欢欣相处。明朝政府也卸下了一个几乎支撑不起的大包袱，军费节省了十分之七，危机局面得以缓和。

隆庆和议，是明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最成功的一例，也是穆宗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心在后宫

穆宗一朝，虽以和议之举受到后人称赞，但他毕竟是个守成的君王。象他的多数祖先一样，穆宗既无创业的气魄，也无励精图治的追求。他生于皇宫，长于王府，钟鸣鼎食，享惯了富贵清闲，不学武宗为所欲为，残害天下，就已不错了，哪里还谈得上中兴之举呢?他打定主意，要当天下之主，而不是管家;要享主人的权威富贵，而不必付管家的运筹经营之力。不是灾祸临头，无路可走，他是不甘心把时光用在治国上的。他有的是卓越干练的大臣，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地去操那份心呢?

穆宗的心思被善于察颜观色的太监们摸得一清二楚。掌司礼监大权的几位大太监滕祥、孟冲、陈洪乘机诱导穆宗玩乐，博得其欢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初，穆宗未即位时处境微妙，自己也处处小心，玩好之心一直被压抑着，不敢有稍微的放肆。如今，一切顾忌都没有了，那能不加倍地补偿呢!滕祥等人要为他造宫殿，搭秋千，他欣喜得意;要陪他游玩射猎，他乐不可支。隆庆二年 (1568) 元宵节之夜，太监们在宫中张挂了成千上万的花灯。入夜，偌大皇宫彩灯齐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最令穆宗高兴的是滕祥亲自设计的鳌山灯，数百支彩灯堆垒如山，远望如瑶台光焰冲天，近观似玉树玲珑晶莹。穆宗围着鳌山灯左转右转，上下往还，赞不绝口，当下就恩赐滕祥子侄荫锦衣卫职衔。此后，年年都要太监们照样制作。平时，滕祥们精心安排了无数酒宴，变幻无穷的山珍海味，妖艳妩媚宫女陪酒歌舞，使正逢壮年的穆宗的一切欲望都在陶醉满足，即使通宵达旦也不觉困乏。宫女们得他宠幸的不少，仅晋封为嫔妃的就有10余人。宫里玩腻了，太监们就陪他出城游玩。隆庆二年夏天，太监们告诉穆宗南海子如何杨柳清风，荷花掩映，无穷景致，勾起他游兴大发。太监们马上传令赶造龙凤舰，安排出游的巨细事项。

游幸南海子的计划，遭到以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皇帝玩好之心日盛，为宦官所操纵，迟早累及国家，于是一次接一次地上疏劝谏。吏科给事中石星的奏章写道： 天下之治，不一天天振兴便一天天涣散; 人君之心，不一天天自强便一天天消沉。我看陛下入春以来大兴鳌山之灯，陷入通宵酒宴之中，纵情声色，朝廷大事不过问了，几个太监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天下如此便不可救药了。我请陛下注意6件事：一是养精蓄锐，保重身体; 二是学习经典，效法圣贤; 三是经常上朝，接见大臣; 四是尽快批复臣子奏章; 五是广开言路; 六是明察秋毫，不近奸佞。石星的意见很中肯，却不对穆宗的心思。太监一挑拨，穆宗大发肝火，命令给石星廷杖六十，罢官为民的处分。石星被架上来，监督行刑的，正是大太监滕祥。石星的奏章本来就是对着他来的，如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禁破口大骂起来。滕祥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命令狠打。60大板打完，石星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消息很快传出宫外，石星的妻子郑氏误以为丈夫被打死，悲恸至极，一头撞到柱子上气绝身亡。京师官员百姓闻讯没有不难过的。不久，多次劝阻穆宗游南海子的内阁首辅徐阶失宠。太监们乘机说了徐阶不少坏话，穆宗烦恼之中就批准了徐阶的辞呈，打发他回家养老去了。

穆宗的皇后陈氏也担心皇帝玩乐生祸，几次劝说，不但不被采纳，反而被送入冷宫。这事被一位新上任的御史詹仰庇听说了，不平起来，提笔就给穆宗上疏： 请皇上把抑郁成疾的陈皇后接回中宫，及时慰问，恢复夫妻感情。在礼法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家务事是容不得臣下们议论的。詹仰庇递上奏章，心里后悔起来，同僚们也担心他大祸临头。到底穆宗是个宽厚人，看过奏章，知道又是书呆子议论，也没太当回事。他在詹仰庇的奏章上批示： 皇后没有孩子，身体多病，移居别宫是为了清静养病。你哪里知道宫中的事，就乱议论。这道圣旨一传出，原来惊恐不安的官员们个个大喜过望。詹仰庇受宠若惊，发誓要为皇上竭忠尽诚，指摘时政的胆子更大了。命运好象在捉弄詹仰庇。过了不久，他被委任巡视国库。视察完毕，他感慨万端，忍不住又给穆宗写了一个报告，揭发太监们借供应皇上为名，恣意搜括，中饱私囊，要求把诱导皇上玩乐的那些人撵出宫去。太监们闻讯恨之入骨，挖空心思找出詹仰庇报告中误用了一个衙门之间行文用语“照”，向穆宗挑唆说这是有意藐视皇上。穆宗这回可真发了脾气，传旨道： 凭你詹仰庇一个芝麻官，竟敢对天子用 “照”字，而且屡次狂言放肆，打一百大板，革职为民。上任只有8个月的詹御史这回才尝着了老虎嘴上拔毛的滋味。

纵欲享乐耗尽了穆宗的精力。陈皇后和石星、詹仰庇们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五日，穆宗正在坐朝，突然他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不断地歪动，显然是中风了。司礼太监冯保和大学士张居正连忙赶上扶住。文武百官目瞪口呆，一派诚惶诚恐。穆宗被扶入乾清宫。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随即被宣入宫。只见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贵妃都在，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听冯保宣读诏书： 朕继承皇位只有6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的托付。太子还小，一切托付先生们。诸位要辅助嗣皇帝，遵守祖宗的制度，才是对国家的大功呵。这时，口不能言的穆宗只能用悲凉的眼神看着在场的人们，努力点点头，表示诏书是自己的意思。高拱等人顿时泪流满面，叩头谢恩出去。第二天，36岁的穆宗皇帝就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