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刘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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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刘骜 

汉成帝刘骜,字太孙,甘露三年(前51)生于长安。出生时,祖父宣帝在位,父亲刘奭为皇太子,母亲王政君为太子妃。由于是太子长子,所谓“世适皇孙”,宣帝对他特别喜爱,不仅时常把玩于膝下,其名“骜”、字“太孙”亦亲自所起。

刘骜3岁时宣帝去世,父亲继位为元帝,他被立为太子。根据汉代通行的《春秋》“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他母亲王妃先被立为倢伃,三日后又立为皇后,而外祖父王禁被封为阳平侯。

和其父、祖一样,在“独尊儒术”的风尚下,刘骜自小开始读经。历史记载他曾向《诗》学大师伏理学习过《诗经》。到青少年时代,他对儒经更加推崇,特别是《诗》,已相当精通。所以其性格也“宽博谨慎”。史书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元帝要召他急见,如果争取时间,他可以横穿皇帝独行的“驰道”,很快来到皇宫,但他却谨慎地绕道而行,很晚才到。成帝这种“宽博谨慎”的性格,对他以后的统治曾产生很大影响。

刘骜的太子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元帝还曾特命附马都尉、侍中史丹专门照护太子。但是到元帝晚年却产生了危机。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成帝长大后生活过于安逸,史载他“幸酒,乐燕乐”。尽管这与他生活优越有很大关系,可在元帝看来,作为皇储却不该如此享乐。二是元帝对他的兄弟定陶王刘康有偏爱。成帝有两个异母兄弟①,一个是少弟中山王刘兴,冯昭仪所生,另一个就是刘康。刘康是当时元帝的宠妃傅昭仪的儿子,史载“多材艺”,所以元帝对他特别喜欢: 出则同辇,坐则侧席,多次想改立他为太子。到竟宁元年(前33),情况更为严重。元帝当时病重,傅昭仪、定陶王勤于侍问,太子很少进见,元帝竟“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即汉武帝)故事”。这表明,元帝已准备仿效景帝废长立幼,改立定陶王为太子。皇后、成帝及其大舅卫尉侍中王凤等人极为忧虑,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幸亏是史丹直接到元帝的病榻前为太子陈情,加之元帝考虑宣帝曾甚爱太孙,才保住了成帝的太子地位。以后再没有出现波折。不久,元帝去世,成帝继承皇位,时年19岁。

成帝继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始”,5年后又改元“河平”,以后每四年改元年号,先后是“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至绥和二年 (前7) 去世,共在位27年。

和所有皇帝一样,成帝的生活也是相当腐朽的。早在为太子时,成帝就 “湛于酒色”。继位后,更有很多荒唐之事。他在位的后期曾好为微行,经常带侍从十余人,便服出入市里。还曾置私田于民间,蓄私奴车马于北宫。以至许多大臣都为此感到痛心和失望。谷永就曾数次进谏说: “《易经》说 ‘得臣无家’,就是说天子既然以天下人民为臣,也就不再有私家。现在陛下放弃天子的至尊,喜欢普通百姓的贱事;不喜欢高美的尊称,却爱好匹夫的贱名;召聚一些放荡无义的小人,作为私客;在民间购置私田,养私奴、备车马于北宫; 又往往单身与一些小人日夜相伴,在吏民之家聚成一团喝酒,实在让群臣感到担忧和痛心。诸侯做梦获得了土地,还是国家的不祥之兆,更何况天子置私田财物,做普通百姓的事呢?”但成帝根本不听。其生活的腐朽由此可见一斑。

成帝共立了两个皇后: 一个是许皇后,一个是赵皇后。许皇后系元帝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成帝为太子时,即由元帝选配成婚。许妃曾生有一男,后来夭折。成帝即位不久,立为皇后,生一女,又夭折。这位许后其人聪慧,善史书,史载“自为妃至皇后,常宠于帝,后宫嫔妃希得进见”。这种无子而专宠的情况,为她以后被废埋下了祸根。为使成帝早日能有继嗣,王太后及王氏诸舅对她这种专宠越来越表示不满。于是就借当时所谓“灾异”,指使刘向、谷永等上书陈言其咎。成帝也颇有同感,就采取措施,裁减皇后费用,从而导致了一场皇帝与皇后关于 “椒房”用度的争论。结果皇后闭门自省。这样,许皇后就慢慢失宠了,成帝又有了更多的新爱。到鸿嘉三年 (前18),皇后的姐姐许谒为媚道,咀咒后宫怀孕的王美人及帝舅王凤,事发觉,许皇后受牵连被废处昭台宫,在位共15年。

许皇后被废后,赵皇后继位。赵皇后号“飞燕”,本长安宫人,后为阳阿公主家舞女,因身轻善舞,故号为 “飞燕”。成帝微行,至阳阿公主家,被她婀娜多姿的舞伎所吸引,便召入宫中。以后听说其妹貌美,又召其妹入宫,二人均封为倢伃,史载贵倾后宫。这时许皇后已失宠,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赵氏姊妹参与了对许皇后的陷害。许皇后被废,飞燕立为皇后,其妹被立为昭仪。赵皇后姐妹以后10年间始终受宠于成帝,但也始终没有生子。为维护其专宠,她们对后宫有子的嫔妃极力摧残,以至 “生子者辄杀,堕胎者无数”。当时就有“燕飞来,啄皇孙”的童谣。成帝死后,赵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尽管当时大臣都要求废黜赵氏,但由于赵皇后曾力主策立哀帝为太子,于哀帝有私恩,因而只是迫令其妹赵昭仪自杀,哀帝仍然尊她为皇太后。一直到哀帝去世,王莽执政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废赵皇后为庶人,赵氏才被迫自杀。

至于成帝的嫔妃,比较有名的则有班倢伃、卫倢伃。班倢伃系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姑,成帝即位之初选入后宫,曾受到成帝特别宠幸,生有一男,数月夭折。卫倢伃,原为侍者,姓李名平,因得幸,成帝比之孝武卫皇后,赐姓“卫”,故谓卫倢伃。无子。自赵飞燕等入宫,班、卫二倢伃即失宠。

班彪曾赞美成帝是“善修容仪”、“尊严若神”,“博览古今,宽纳直谏,公卿称职,奏议可述”。但实际却是政绩平平。成帝继位后,即尊封母后为皇太后,以大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握朝中实权。特别是成帝生性懦弱,加之王凤又是其大舅,他在朝政上对王凤就更加谦让。如史书记载,成帝有一次想任才子刘歆为中常侍,没有告诉王凤,王凤知道后不同意,他心里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不了了之。当时的朝政基本是操纵在外戚王氏的手里。他们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把整个国家搞得一片混乱。所谓“公卿见 (王) 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侧面。

对成帝来说,其足以称道的政绩是减轻赋钱、禁奢侈和强化皇权。前者是在建始二年(前31)实施。这一年成帝始定长安南北郊,为求吉庆,下诏减天下赋钱,人算四十。汉代算赋按制度是人算一百二十,现减算四十,数目虽有限,但对负担沉重的广大农民仍不啻是一福音。

成帝的禁奢侈是在永始四年(前13)。这时,统治者已日趋腐朽,他们不再考虑如何励精图治,而是争为奢侈,过着声色狗马的生活。例如对外戚王氏五侯,史书记载说:“而五侯群第,争为奢侈,赂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 大修屋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绵不断。”为了汉家王朝的长远利益,成帝在这一年下诏禁止奢侈。这在当时虽然没有多大的效用,但总有一定意义。

至于成帝的强化皇权,主要是设置尚书和三公。尚书的设置是在建始四年(前28)。这一年,成帝初置尚书5人,1人为长官,称“尚书仆射”; 4人分为四曹: 常侍曹,掌管公卿事务;二千石曹,掌管郡国二千石官员事务;民曹,掌管吏民上书事务;客曹,掌管少数民族及国外往来事务。尚书的职权范围很广,实际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它的设置表明皇帝加强了对朝廷事务的控制。三公制度的实施是在绥和元年 (前8)。这一年,成帝下诏罢将军官,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列侯,俸如丞相,标志着三公制的开始实行。因为大司马、大司空的职权和地位都和丞相一样,所以和丞相一起合称为 “三公”。三公制的设置是当时皇权加强、与相权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表面上看,成帝置三公不过是改一丞相为三丞相,但实际上,丞相取权一分为三,三公互不统辖,这必然会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

成帝一直无子,在位晚期身体多病,自己也意识到了不会再有儿子。在元延四年(前9),他下令朝中议以藩王为太子。当时的人选一个是他的少弟中山王刘兴,一个是姪子定陶王刘欣。御史大夫孔光根据《尚书》殷代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认为中山王系元帝之子,可为太子; 而外家王氏和赵皇后则认为汉家制度是父子相继,定陶王系成帝之姪,宜为太子。最后成帝裁决: 兄弟不相入庙,且中山王不才,而定陶王多才,立定陶王为太子。第二年,即绥和元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王,以奉定陶恭王祀。成帝在立太子的第二年去世,太子继位,即哀帝。

成帝在位27年,先后曾任用匡衡、王商、张禹、薛宣、翟方进等五名丞相。①除王商系宣帝外家、薛宣浅知经术外,其余三人皆当世着称的经学大师。这鲜明反映出西汉后期 “士之以儒进”的时代风尚。由于从西汉中期丞相权力就受到削弱,实权掌握在领尚书事的大司马大将军手里,因而他们大多是持禄保位,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现简介如下: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县 (今山东枣庄) 人。幼时家贫,靠佣作为资求学,从师后苍学《诗》。经苦读,在《诗》学上有很深造诣。太学诸儒曾赞扬说: “无说《诗》,匡鼎来,匡说 《诗》,解人颐。”元帝为太子时对匡衡的 《诗》学就很钦赏,即位后任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建昭三年 (前36),任为丞相,封乐安侯。成帝即位,匡衡继任丞相。其政绩主要是上疏戒妃配,劝学经学威仪之则,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等。建始三年(前30),他因 “专地盗土”,为有司弹劾,被免为庶人。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 (今河北博野) 人。父亲王武,以宣帝舅封为乐昌侯,死后王商嗣侯。元帝时,任右将军、光禄大夫。元帝晚年,曾护佑太子。成帝即位,任左将军。匡衡免相后,代衡为丞相。其 “为人质朴有威重,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为绝人”。任相时,与大将军王凤不和,数有龃龉。终因王凤指使左将军史丹等奏王商“有不忠执左道之罪”,而被免相。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县 (今河南轵城) 人。早年入长安求学,从师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受 《论语》。后成为着名的 《论语》大师,有所谓 “欲为《论》,念张文”的美称。成帝为太子时,任太子《论语》经师。成帝即位,以帝师赐爵关内侯,拜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 (前25)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张禹任相六年,在位碌碌。鸿嘉元年 (公元前19年),以老病上书请求致仕,成帝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相就第。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县 (今山东郯城) 人。初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后以大司农斗食察孝廉。成帝即位不久,以 “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后出为临淮太守、陈留太守,入迁为少府,御史大夫。张禹免相后,即任为丞相。其“为人好威仪”,“为吏赏罚明”,但亦有“烦碎无大体”之讥; 又以经术浅,颇为成帝所轻。任相不到三年,至鸿嘉三年 (前18),因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而被免相。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家世微贱,少年辞母到京师求学,母怜其幼,随至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书。从太学博士受《春秋》,以射策甲科为郎。历任议郎、博士、朔方刺史、丞相司直、京兆尹、御史大夫。薛宣被免相后,任为丞相。在位九年,史载其“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法律,号为通明相”。最突出的政绩就是执法刻深,奏免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至绥和二年 (前7),以天谴灾异及为昏乱被成帝赐死。

成帝时期,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比较友好,因而这一时期也少有着名的军事将领。唯一可称为名将的,就是以轻兵定乌孙的段会宗。段会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元帝末年任西域都护。为人“好大节,矜功名”,在西域颇有威信。成帝时曾调任沛郡太守、雁门太守。阳朔中,因西域诸国上书请求成帝调段会宗回西域,再为西域都护。元延年间,乌孙国内乱,大将末振将杀死亲汉的国王大昆弥,末振将死后立其太子禹丘。成帝当时准备派大军入乌孙击番丘。而段会宗怕番丘闻讯逃亡,仅选精兵30骑,直入乌孙,召番丘,手剑格东番丘,凯旋而归。段会宗后病死乌孙,时年已75岁,西域各国都为他发丧立祀。

成帝时期,天下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又有了一定发展。当时的科技、文化有长足的进步。

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成帝时期出现了一部着名的农书—《氾胜之书》。作者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成帝时任议郎。他曾在京城长安附近的三辅 (今陕西中部地区) 地区指导过农业生产,成效很大,后升为御史。他的 《氾胜之书》总结了西汉时期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书中对耕作提出了 “趣时” (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播种时间)、“和土” (耕、锄、耱平,使土质松软)、“务粪泽” (保持土壤肥沃、湿润)、“早锄早获” (及时中耕除草和收割) 等基本原则。还列举了栽培作物十多种,并对每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收获到储种,都作了精确叙述。此外,还记载了两项特殊的农业技术: 一项是关于种子处理的 “种法”, 又一项是能集中使用水、 肥的“区 (窝)种法”。这些都突出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成帝时期,我国的天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天象记录上。

河平元年(前28),我国出现了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载。如:“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它详细记载了太阳黑子出现的时间和位置,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天象观察的细致。不仅是太阳黑子,成帝时还留下了我国古代对哈雷彗星观察最详细的记载。“元延元年(前12)七月辛未,有彗星现于东井,践五诸侯(星名,下皆同),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在日后六度有余,晨出东方。13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烽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法,56日与仓龙俱伏。”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周期平均是76年,出现时其形态壮丽,炯然易见。而这段简洁的文字,则把气势磅礴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与消失的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上,成帝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原来相当丰富,而到秦代,由于 “焚书坑儒”和楚烧咸阳,很多都已被烧或散佚。汉初废“挟书律”,民间出现了大量书籍。为此,汉武帝曾制定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收集各类图书,存于秘府。但仍有很多散佚。所以,到成帝时,他就下诏进行了一次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由当时的着名学者光禄大夫刘向具体负责。如史书记裁说:“成帝时期,因书籍颇多散佚,使谒者陈农收集天下的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医术方技。每一书校完,刘向便条其篇目,归纳指意,录而上奏。”但刘向工作还没有做完就已去世,后来到哀帝时,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工作,才完成他的未竟事业,编成了一部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现已佚失,其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 ·艺文志》中。《七略》共收有图书13269卷,分为7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并且在每类之中,又分有子目。可以说,既有其系统性,又有其科学性,确实是当时文化上的一大进步。

成帝时期还有不少事情也值得一提,影响比较大的有定 “南北郊”制、反对外戚专权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成帝定“南北郊”制是在建始元年(前32)。所谓“南北郊”,就是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成帝刚刚即位,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就向他建议在长安定南北郊。他们说:“皇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天的指命,而接受天的指命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祭祀。按照天为阳,南亦为阳,地为阴,北亦为阴,应该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这样,上天对于天子,就会在各个不同的祭祀场所接受天子的祭祀。”因此,成帝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这一年改于长安作南北郊,同时罢甘泉、汾阴祠(原祭祀天地之所)。第二年,他就开始郊祀长安南郊,并自称:“不久前把祭天的泰畤、祭地的后土从甘泉、汾阳迁到长安南郊和北郊,我亲身在南郊祭祀上帝,皇天立刻报应,神光并现。”

但不久,匡衡因犯法免官爵,朝中有人提出“不当变动祭祀”,成帝又开始动摇。后来因成帝久无继嗣,就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南北郊,恢复以前的旧制。成帝又亲自郊祀,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继嗣。到成帝末年,朝中又有多人建议以定南北郊为宜。成帝表示赞同,但这一次没有付诸实施。一直到他死后,为了表示顺从皇帝意图,才由皇太后下诏恢复了南北郊制。

成帝在位27年,外戚王氏始终把持着朝中大权。出于对汉家王朝的忠心和王氏专权的黑暗以及个人的出路,不少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曾大声疾呼,应罢免王氏。其中,以王章和刘向最为知名。王章,字仲卿,泰山钜平 (今山东泰安) 人。少以文学为官,成帝即位,征为谏大夫,升为司隶校尉,后选为京兆尹。王章在朝中素以刚直着称,当时王凤擅权,“政事大小皆自凤出”,他就借言日蚀奏封事,提出不可以让王凤长久掌权,应把他罢免,选忠贤代替。理由有三条:一是日蚀象征“臣专君”,这本来是指王凤的专权,王凤却把它推到定陶王刘康身上,硬逼着就藩。二是原丞相王商系先帝外家,为人守正,因不肯附合王凤,便遭陷害,朝中官员和百姓们都为他感到冤枉。三是王凤知道自己妾妹张美人已经嫁人,按礼不该再送入后宫,却借口其生育能力强,献给皇上,为自家谋私。成帝本来就对逼定陶王就国、罢免王商很不满意,看了王章的上书,决定要罢免王凤。但消息却被走漏。王凤知道后,先发制人。他称病上疏以辞职要挟,其妹王太后也流泪、绝食向成帝施加压力。绪果王凤不但没有被罢免,王章反而因此获罪。成帝为安慰王凤,命尚书劾奏王章 “非所宜言”,逮捕下狱。后王章死在狱中,其妻子儿女被徙于合浦 (今广东合浦东北)。至于刘向,对王氏的专权更是多次上书反对。刘向,字子政,是西汉的宗室,楚王刘交之后。他博学多识,对王氏专权给汉家王朝所造成的危害看得特别清楚,他多次向成帝进谏要求罢免王氏。成帝虽然认为刘向讲得很对,但最终也没有夺王氏大权。

成帝所以把大权始终交给王氏,有多种考虑。他当然知道要维护刘氏王朝,但他深知士人并不可靠。因为士人执政大多会结党营私。宦官也不能依靠。元帝曾以为 “中人(即宦官)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任”,但实际他们执政更是结党专权,为所欲为。在成帝看来,最可靠的还是外戚。因为他能登上皇帝宝座,外戚就为他出过很大力。当然,他对外戚也不是一点顾虑没有。汉初诸吕叛乱他是深知的,朝中大臣不断上书反对王氏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也曾怀疑王氏。他最初接受王章封事并以 “天变”问张禹,就表明了这种心境。但在各种压力和张禹为王氏庇护的解释下,加之他生性柔懦、对母舅这种血缘关系还抱有幻想,经过反复犹豫,最终还是打消了对王氏的怀疑。所以,终成帝一朝,尽管反对王氏专权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由于成帝的支持,王氏始终掌握着朝中大权。以至到了王莽,终于另立王朝,取刘氏而代之。

随着统治阶级的逐渐腐败,在成帝时期,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所造成。当时的贵族、官僚、地主都在疯狂地兼并土地。如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 (水)、渭 (水) 灌溉良田,极肥沃高价”。而外戚王立竟公然在南阳霸占草田数百顷,连皇帝出租给农民新开垦的荒地都被他吞并。同时,由于统治者拼命搜括和挥霍,农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王莽就曾指出:“汉朝说是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实际却常有更赋,甚至老弱病残者都要交纳。”成帝营作昌陵,花费钱财达一百多亿,更给人民造成很大痛苦。因为要修造昌陵,当时挖了百姓几万个坟墓,而且工匠的生活也没有保障,发生饥荒,死亡流离的有几十万人。就连刘向都批评说: 这是“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再加上成帝时水灾连年,就更使农民难以生存。很多农民纷纷破产,社会上不仅出现大批流民,而且由于破产农民的卖身为奴,也使得奴婢数量猛增。这样一来,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从而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小股农民起义。

成帝初年,在关中南山(今陕西西安南)一带有棚宗等数百人起义,历时一年多,以至京城长安都为之震动。

河平三年(前26),东郡荐平(今山东茌平)侯母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他们攻烧官府,虏县长吏,并夺取印绶,自称为 “将军”。

阳朔三年 (前22年),颍川 (今河南禹县)铁官徒 (被官府罚作冶铁的刑徒) 申屠圣等180人起义。他们杀长吏,夺武器,起义范围涉及到9郡之广。

鸿嘉三年(前18),广汉(今四川梓潼)郑躬等60余人起义。郑躬自称“山君”,曾坚持斗争一年多,人数发展到近万人。

永始三年(前14),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13人起义。樊并称“将军”,杀死陈留太守,并夺取地主、官吏的财物。

同年,山阳 (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228人起义。苏令自称“将军”,率众进攻官府,夺取武器,曾历经郡国19个,杀死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

这些农民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表明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极为尖锐,西汉王朝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统治危机。而以成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还在歌舞升平,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这就不能不使西汉王朝更快地走向自己的末日。

绥和二年 (前7)三月,成帝在长安宫中突然病故,时年46岁。死后葬延陵,谥号“孝成皇帝”。王莽执政时,尊庙号为 “统宗”。

① 刘骜还有一个异母妹妹,傅昭仪所生,即平都公主。① 任丞相的还有孔光。当时成帝已决定拜孔光为相,成帝却突然病死。孔光的拜相仪式是在成帝的灵前进行的。故本文略去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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