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刘秀 

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夏历十二月的甲子日，济阳县 (治所在今河南兰考东北) 令刘钦的夫人樊氏将要临盆生产，刘钦嫌他的县令住房不够显敞，特意打开了济阳宫的后殿，让夫人住了进去。夜间就生了第三个儿子，这便是后来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刘秀因在男孩中数老三，古人兄弟之间习惯按伯、仲、叔、季的次序排列，所以他的字叫文叔。刘秀28岁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30岁称皇帝，在位32年，卒于建武中元二年(57)，活了62岁，葬原陵(地在汉代洛阳城西北15里，今河南孟津县境)，谥光武，庙号世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一个帝王。

一、舂陵的皇族子弟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六世祖是汉景帝姬妾唐氏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五世祖刘买，按王子封侯的惯例封为舂陵侯。舂陵，乡名，地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北。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袭爵的刘买孙刘仁嫌舂陵地方潮淫，有山林毒气，上书经得汉元帝同意，偕同族人迁到了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地在今湖北省枣阳县南)。袭爵的刘仁，是个小侯，食邑只有476户，由偏远的南方迁到中原的南阳郡，又是以 “减户” 为代价的，可见迁来白水乡的这个刘氏家族，在当时已经不怎么显贵了。刘秀的祖父刘回，又只是刘仁的从弟，无爵可袭，只当了个都尉 (在郡里掌管守卫的武职)。为了标志自己的皇族血统，刘仁他们仍把新居称为舂陵。所以刘秀是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人，生于济阳。后来刘钦当南顿县 (治所在今河南省项城西南)令，又随父生活在南顿。刘秀九岁时，刘钦去世，留下了夫人樊氏和三男三女。孤儿寡母，在刘钦的弟弟刘良照顾下生活，刘良当时做萧县令。刘秀由叔父刘良抚养长大。年轻时的刘秀，处事谨慎，讲信用，高个头，高鼻子，前额有点突出，堂堂一表人材。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有点柔弱女子的气质。大约在25—26岁时才去游历京都长安。在长安跟一个叫许子威的庐江人学习《尚书》，学得并不怎么好，只是“略通大义”。他很大方，同学们没钱花，他就和同宿舍的一个叫韩子的同学出钱买了些驴来，让仆人赶着驴子搞运输，挣了钱供给同学们的花费。有一次他在新野(今属河南省)听说那里阴氏家中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心中爱悦;到长安时见到执金武 (负责监督、检查京都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长官) 出行时有很多车马随从，声势煊赫，就大为感慨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志愿不过如此。这些，使刘秀和他的大哥刘縯 (字伯升) 显得很不相同。刘縯性情刚毅，不事家业，刘氏皇族的意识特强，对新莽政权极端不满，破产散财，交结雄俊人物，颇有取天下的野心。当年汉高祖刘邦喜好结交，不事家产，刘邦的二哥刘喜专心治理家业，刘縯就自比刘邦，以刘喜比刘秀，笑他胸无大志。但最后当了皇帝的是刘秀，却不是刘縯。

关于刘秀的出生和年轻时代，有不少怪诞的传说。譬如： 说他出生时，有赤光照堂中，尽明如昼，刘钦为之惊异，就找了个叫王长的人占卜，王长避开众人对刘钦说： “这个兆头吉不可言!”再如：说生刘秀那年济阳县有个地方的谷子一根茎生九个穗。按字义，谷类抽穗开花曰秀，刘秀的命名便因此而来。又如： 说王莽担心天下不稳，派人四处侦察危险人物和危险地带，有个叫苏伯阿的“望气者”(风水先生之类的人物)到了南阳就遥见舂陵上空有一种特殊的气，不禁赞叹道：“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到刘秀起兵时，他的住宅南边有道火光直冲天空，一会儿就不见了。等等。关于这些，当然不足置信，可能是为了拥戴刘秀当皇帝制造的舆论。

二、昆阳一战，初露锋芒

新莽末期，连年灾荒，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天下已经大乱。地皇三年(22)，南阳饥荒严重，刘縯结交的宾客中有人拦路抢劫，刘秀怕受牵连，躲到新野。闲居无事，到宛县 (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 做粮食买卖，宛县有个叫李通的人，劝他起兵夺取天下。李通为了打动刘秀，就引用当时谶书上的话： “刘氏复起，李氏为铺。”谶书是一种类似预言的迷信读物，假讬天命神意，迷离晃忽地讲说未来将要如何，它的真正作者和创作过程却从不公开。刘秀是谨慎人，岂能轻易相信这两句谶语? 即是相信，这里的刘氏未必指刘秀，李氏也未必指李通。况且，编造这两句谶语的人及 “李氏”原先的具体所指，已在去年被王莽查出杀了头。开初，刘秀没有被打动。后来李通又向刘秀说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来自在朝当宗卿师的父亲李守，并非盲目; 所以找刘秀商量，是经过选择的。他认为南阳一带的皇族人物，只有刘秀弟兄可以商量大事。并告诉说，他已经有了具体行动计划。宗卿师，是专门为王莽监视汉朝皇帝宗室的官职，自然最能了解刘氏皇室的动向，并能从全局上把握社会的心理动态。很明显，李通的行为是李守同意甚至授意的，这对刘秀有说服力和引诱力。刘秀问李通：“如果我们起事，你家宗卿师怎么办?”李通说已经作了安排： 决定之后，立即派人密告李守，在起事前他托故离开长安。刘秀想到哥哥刘縯结交了许多豪侠人物，有成大事的希望，而且自己平时也观察出王莽已到了败亡的时候，就答应了李通，约定了起事时间。遂即着手购买兵器。

这年十月，刘縯在舂陵，刘秀与李通的从弟李轶在宛城，同时起兵。刘良听到消息，怒不可遏，把刘秀恨恨训斥了一顿。说：“你和你哥哥的志趣不同。现在家产快完了，不治理家业，反而一起干这种事!”但事情已经闹起来，刘良也没法，只好顺从。李通原计划利用秋天郡里举行操练选拔兵士的机会，杀掉太守和郡里的守卫官，作为起事号召，但因计划暴露逃亡。李通派往长安密告李守的人中途死去，李守与其在长安和南阳的家属遭到株连，被杀的有64人。刘秀与李轶率起事人员到舂陵与刘縯会合。当刘縯在舂陵起事时，同族的许多人非常害怕，都说刘縯要害了自己，纷纷逃跑。当见到刘秀穿戴着红衣大冠的将军服装，率领起事人员回到舂陵时，又说：“象刘秀那样谨慎厚重的人都造起反来了，还怕什么!”于是也就心安了。这时集结舂陵的有7、8千人。刘縯派人与起兵新市 (在今湖北省京山东北)、平林 (在今湖北省随县北) 的王凤、陈牧联系，与新市、平林兵合力向宛城方向进兵。起事的人并不都有远大目标，有些人只不过为了跟着抢些财物，因为分财不均，互相闹了起来。有些人约合一起，要对付刘氏宗族的人，刘秀就把本族人所得的财物全部收起来分给了他们，才把事情平息下去。十一月，军队攻下棘阳 (在今南阳市以南50里)，与官军相遇，战于小长安聚 (聚，小于乡的基层区划)，结果大败，只好退守棘阳。小长安一战，打得很惨，刘氏宗族死了数十人，其中包括刘秀的二哥、二姐及刘良的妻和两个儿子。刘秀的二姐刘元死得颇为壮烈。败军之际，刘秀单人骑马逃跑，碰上三妹伯姬，就把她拉到了马上。不远，又碰到刘元，催她快上马，刘元看到追兵在后，挥手说： “你快跑吧，不能两全了，不要都死在这里。”追兵赶到，就把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杀了。

小长安大败，军心动摇，新市、平林兵都想离去，刘縯等很伤脑筋。恰好王常、成丹为首的下江起义兵5000余人到达宜秋(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东)，两军相去不过百里，经刘縯、刘秀、李通前往联系，两军联合，士气重又大振。于次年正月击败官军，进逼宛城，军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军队人多，不统一，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縯最为合适，因为刘縯有威望，治军严明。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担心立了刘縯不得自由。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因而策划拥立刘玄。刘玄是舂陵戴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这年二月辛巳日的早晨，在淯水 (今称白河)河岸堆了个沙滩当作坛台，把刘玄推了上去，刘玄羞得满脸流汗，举手想说话，却又不知说些什么。就这样刘玄当了皇帝，改了元，把这年定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衔，封刘縯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但一些豪杰人物对这样一个皇帝却大为失望。五月，刘玄艰苦地攻下宛城，做了临时皇都。刘秀自三月与一些将领离开主营攻城略地，很快拿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郾县 (今河南郾城)、定陵(在今郾城西北)等地。

南阳一带的情况使王莽震惊，调兵遣将，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率领前往镇压。王邑、王寻从洛阳出发，旌旗车辆千里不绝。王邑、王寻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他们忧念妻儿老小，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非常冷静地向将领们分析了形势和前景，口吻严厉，有伤将领们的自尊。他说： “现在粮食已经不多，来敌很强大。并力敌抗，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完蛋。现在怎么不同心同德，共建功名，反而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将领们听不来这些话，纷纷怒喝道：“刘将军怎么竟敢如此讲话!”恰好这时传来消息，说王邑、王寻的大军已到城北，队列延绵几百里还不见后尾。将领们平常并不看重刘秀，但如今事情紧急，又想不出办法，就互相说： “还是再请刘将军拿主意吧。”刘秀又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办法，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当时昆阳城中只有8、9千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这时赶到昆阳城下的王莽军队已近10万人，刘秀等人差点没能出城。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 “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比这多一万倍的珍宝都有，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亲率步兵、骑兵千余人当先锋。这时，小小的昆阳城已被包围得象铁桶一般，终日矢下如雨，打水需要头顶门板。王凤几次向王邑、王寻要求投降，王邑、王寻不答应，定要攻陷屠平。刘秀到离敌军4、5里处停下来，有敌军数千人迎战，冲杀一阵，杀敌十来人。首战小胜，士气为之稍振，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了小敌就害怕，如今见了大敌却很勇敢，真是奇怪。再前进一些，我们为你助战。”刘秀又往前进，结果敌军败退，杀敌近千人，士气大振，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又率领3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邑、王寻十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1万余人迎战，结果大败。大军不敢擅救，王邑被杀。时值六月，恰逢狂风暴雨，滍水 (今名沙河) 暴涨，城内城外合力夹攻，王莽军队四处奔逃，相互践踏，伏尸百里，水为不流，只剩下长安来的几千人，由王寻带着逃回洛阳。刘秀缴获的军实辎重，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打得干净利落，大获全胜，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确如宋朝苏轼在 《昆阳城赋》 中说的那样：“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缴获物资用了一月的时间没有收拾完毕，有些只好烧掉。

三、平定河北，即位鄗城

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王莽为之走坐不安，忧懑不食，只是饮酒，吃点鳆鱼(俗称海蛎子)，日夜阅读兵书，不复就枕。海内豪杰蜂拥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皇帝的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一些心腹，策划杀掉王莽，投降汉朝，保全宗族。但是，更始皇帝的旗子下面出现了裂痕。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看到刘縯、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大起来，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甚至连本来与刘縯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脸谄事新贵。至于刘縯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一开始就不服，有人说：“本来起兵图大事的是伯升兄弟，现在的皇帝是干什么的?”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于是，刘玄就把刘縯和不满自己的人杀掉了。对此，刘秀深感不安，赶紧跑到宛城请罪。刘縯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喧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不与来人私下交谈，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对哥哥的被杀，并非不怀怨恨，但他明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每当独居，他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身边的人发现他枕席上有哭泣的泪痕，叩头劝他自宽，他却否认说：“没有的事，你不要胡说。”

更始元年 (23) 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拿下了长安和洛阳，王莽的头颅被传到宛城悬挂示众。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命刘秀临时兼任司隶校尉 (掌纠察京师百官及时所辖附近各郡的官职，相当于州刺史)，要他前往修整宫府。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这些，已被王莽废除近20年了，年轻人不记得，觉得新鲜，但对曾经以这种仪容当官为宦的老人来说，不免悲喜交集，感慨系之。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东方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滑稽可笑，没有荘重威严的样子，独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 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刘玄到了洛阳，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诏命。这是一项独当一方的重要任务。经过一番争议，选定了刘秀。这一决定，给刘秀提供了一个避开矛盾漩涡，自由施展的机会。刘秀到河北，大致是沿着今京汉铁路一线北行。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官民欢喜，争相持酒肉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到魏郡(治邺县，在今临漳县境)，有人劝刘秀从列人(今肥乡)一带掘开黄河消灭活动在黄河以东的赤眉军。但刘秀的目的是要按抚黄河以北各郡、国的地方政权，他明白不稳定这些地方的政权，与赤眉军作战没有意义，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赤眉还是他的同盟军。刘秀拒绝了 “决列人河水以灌赤眉” 的建议，北上到了真定 (今正定县，当时属常山国)，然后到了蓟县 (在今北京市，当时属广阳国)。

有些历史事件是以滑稽剧的形式出现的。当刘秀到河北的时候，赵国邯郸有个叫王郎的卖卜人，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说他的母亲是成帝的一个歌女，怀孕生了他，而且怀孕时曾出现一道黄气从上而下的奇异征兆。又说，成帝皇后赵飞燕想害死他，瞒过赵皇后，用别人的儿子顶替，他才活了下来。说得娓娓动听。如果真的如此，按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他不仅有资格继承汉朝皇位，而且是天命当然的。于是在赵、魏一带地方势力的拥戴下，这个自称刘子舆的卜人王郎当了皇帝，都邯郸。派人遍告各州郡，结果自赵国以北，辽东以西，都望风响应。使刘秀在河北一带的活动成果几乎全部化为乌有，他失去了刘氏朝廷全权代表的威望，处于走投无路，自身难保的境地。王郎出高价捉拿刘秀，文告发到蓟县，刘秀派随员王霸到市上招兵讨伐王郎，市上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作出各种怪模样挖苦、羞辱王霸，王霸惭愧而返。

广阳国决定起兵响应王郎，刘秀已不能再留蓟县。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怀来县)太守耿况子耿弇随侍刘秀，渔阳郡 (治渔阳，在今密云县) 太守彭宠，是南阳人，与刘秀同郡，有旧交。耿弇劝刘秀暂去上谷，然后联合彭宠共对王郎。其他人反对，认为去上谷无异钻进口袋，没有出路，坚决主张南归。

蓟县城中传说王郎的使者即将到来，大小官员都要出迎。刘秀必须马上离开。当他走到城南门，门已关闭，攻打了一阵，才脱身出城。星夜南奔，一路不敢进入任何城邑，只能食宿道旁。时值严冬，饥寒交迫。至饶阳 (今饶阳县北)，随员们饥困不堪，刘秀冒充王郎的使者走进驿站，驿站官吏为他们备饭。因随员们饥饿至极，争夺饭食，引起驿站官吏的怀疑。驿站官吏出去拿起鼓槌敲了数十下，大声喊道： “邯郸的将军到啦!”意思是说追兵到了。正在狼吞虎咽的随员们听了大惊失色。刘秀起身要跳上车子逃跑，但一想，这样自我暴露，要被抓住。于是又回去慢慢坐下，从容地说：“请邯郸的将军进来。”邯郸的将军当然没有进来。刘秀混过这一关，上了车，朝下曲阳(今晋县)方向奔跑。听说后面有王郎的追兵，随员都很恐慌。要过滹沱河，前去探路的人回来说，河上漂着冰块，无船过不去。刘秀又要王霸再去看看，王霸明白刘秀的意思，要说不能过，人们害怕，慌乱逃散，后果不堪设想。回来就说： “河上冻得结结实实，完全能过去。”随员们都放了心，刘秀也笑着说： “探路人讲的，我就不信，果然是假话。”天气严寒，赶到河岸时，冰块业已冻牢，只是最后几匹马把冰踩破，没能过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随时都有被抓住的危险，忽南忽北，没有明确的去处。到了下博(在今深县东南)城西，刘秀不知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心如乱麻。有一白衣老人用手指点着对他说： “好好努力吧。信都郡 (治信都，即今冀县) 是拥护长安 (此时更始皇帝刘玄已到长安) 的，离这里只有80里。”刘秀立即赶到信都。当时冀中一带只有信都太守任光与和成 (治下曲阳) 太守邳彤没有服从王郎。其实，信都，下曲阳，刘秀几天前都曾路过，但他在逃亡当中，根本不敢进城邑，哪能了解其中的情况!

任光独守孤城，担心不能持久，刘秀前来，非常高兴。邳彤也从和成赶来会见。当时有一种主张，用信都军队护送刘秀到长安，回到刘玄身边。邳彤反对。他认为王郎编造身世，骗取信任，纠集乌合之众，虽暂时强大，不会持久; 刘秀丢了河北回长安，会引起关中一带的震恐。对刘玄的政权也大为不利; 信都兵远离乡土、父母和现成的君主护送刘秀去长安，必然不情愿，会中途逃散。他认为刘秀留在河北，以信都、和成二郡兵力为基础，就地扩大势力，徐图发展，才是上策。于是刘秀取消了去长安的打算。但是两郡的兵力单弱，不能有所作为，刘秀打算把军队带到城头子路和刁子都的军中，借用这两支军队的力量。这是两支活动在当时的黄河与济水之间 (即今鲁西与鲁西南一带) 的农民起义军，共有近30万人，颇有威力。任光不同意。后来按任光的计策，从各县招集了约4000人的一支精干军队，由任光、邳彤等人率领，各人都加上了诸如大将军、偏将军之类的名号，然后发了一道虚张声势的文书，说大司马刘秀率城头子路、刁子都军百万人，从东方来冀中一带讨伐反叛者。结果大生其效，文书所到之处，吏民传告，纷纷来降，并且约定共击王郎。有些老病者，竟带着自己的棺木远来从军，很快形成了一个强大势力，并攻下了中山国及卢奴、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县。这时刘玄也派军队讨伐王郎，没取得重要战果。

更始二年 (24) 四月，刘秀进军邯郸，连战连捷。王郎派使者请降，使者大讲王郎确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要求给予优厚待遇。刘秀说： “现在，假如成帝再生，他的天下也不能得到了，何况诈称刘子舆的人呢!”使者要求封给王郎一个食邑万户的侯，刘秀说： “能够保全性命也就可以了。”使者拂袖而去。五月甲辰日，王郎的属官打开邯郸城门向刘秀投降，王郎乘夜逃跑，被王霸追杀，以王郎为代表的争夺天下的势力彻底瓦解。

清理缴获王郎的文书档案，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官吏们召集起来，当面一把火烧掉了。他解释说： 这样做，是“令反侧子 (心怀不安的人) 自安 (放心)。”

更始皇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有功的将领赶到长安去。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影响，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这一意图，而且他也看出刘玄到长安后的作为不得人心，也没有能力统一各部，平息各地的混乱局面。他以 “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征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 (今山东馆陶县)、蒲阳 (山名，在今河北省满城县)等地击破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刘秀知道被收编的将领对他半信半疑，心怀不安，就下令投降的将领各归军营整饬自己的军队。然后，他又单人骑马巡视各军。投降的将领见到刘秀对他们没有戒心，纷纷表示说：“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以死相报) 乎?”刘秀这一举动成为后世美谈，“推心置腹” 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由于收编铜马军，大大加强了刘秀的军事实力。

河北一带大致平定。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出现一个夺取关中一带的良好时机。这点，刘秀想得很透彻。刘玄很快将处于难以自保的境地，对刘秀来说，刘玄已没有依靠的价值了，他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争夺天下的架势应当拉开了。他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 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处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 (治怀县，在今河南省武陟县) 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他选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 “行大将军事”的衔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 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象萧何那样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 阻挡外面的军队，不让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后来寇恂确实没有辜负这一重托，他干得很出色。刘秀又在孟津 (今孟县以南) 部署重兵，窥视洛阳。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先后到了元氏(今元氏县北)、北平(今满城县北)，安次 (今安次县)、真定 (今正定县南)、蓟县、中山 (今定县) 等地。此行其实没有什么紧迫要务，只是一方面肃清这带的农民起义军，进一步巩固后方; 另方面等候前方局势的变化。

果然，河内方面的捷报纷纷传来，洛阳已成为一座孤城。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可刘秀很沉得住气，一律拒绝，有时故作惊讶地说：“你怎么讲这种话?该杀头了!”到了南平棘 (今赵县南)，将领们又一再劝说，还是不答应。当人们都走开后，将军耿纯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本来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迟迟拖延，违背大家的心愿。我担心人们失望了，就会产生离去的想法。人们一散，就难以再召集了。”刘秀由此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并非虚让。于是表示说：“我将考虑这个问题。”到鄗县(在柏乡县北)，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来，向他询问天下四方的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他一直在身边，陪同和照顾刘秀渡过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当论功行赏，总是蹲在大树下面一声不响，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他不会对刘秀说假话。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屡立战功，他了解战争的形势，他的估计有更大的可靠性。所以，刘秀询问他，不是偶然的。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考虑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你了。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

当皇帝的时机到了，条件也成熟了。但还差一样东西： 一道表明天命神授的灵异光圈。古代中国每当改朝换代，政治舞台上常有几个半学者半巫人式的小花脸儒生演上几个小插曲。这次是巧合还是予先安排，不得而知，反正是有个名叫强华的儒生，他是颖川人，是刘秀在长安时的同学，捧着赤伏符从关中来见刘秀，说：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28，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至公元22年刘秀起兵是228年。火，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属火德。这样一来，代表天意神秘莫测的 “受命之符”也有了，称“天子”也有根据了。要再不为天当子，那不仅违背群望，也要违背天意了。于是在鄗城南的千秋亭五成陌筑起坛台，刘秀于六月已未日登上去祭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 (25)。

四、建都洛阳，坐胜赤眉

鄗城即位以后，选定一个便于发号施令以临四方的政治中心成为十分必要的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心当然是长安，但长安不可能在短期内拿到手，刘秀在河内郡徘徊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确定了洛阳。他首先派兵占据了五社津 (在今河南巩县北) 等要塞，以妨荥阳以东的割据势力前来争夺，然后下令包围洛阳。在夺取洛阳过程中，刘秀处理问题很值得玩味。原先刘玄去长安时留李轶、朱鲔守洛阳，这两个人都曾劝刘玄杀掉刘縯，是刘秀的仇人。在刘秀鄗城即位前，冯异从孟津写信给李轶，要他归降刘秀，李轶看到长安的刘玄已处在危机当中，也愿归降。但因刘縯的事担心刘秀不饶恕他，首鼠两端，一方面不公开投降，另方面又私下向刘秀讨好。他给冯异回信说，他是最早和刘秀谋划重建汉朝的人，他很了解刘秀，愿为他效劳。此后，他对冯异在洛阳附近占领地盘扩大势力，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使冯异顺利地占据了上党郡(今山西省东南部)、成皋 (在今河南巩县)等地。冯异把情况报告刘秀，刘秀说，李轶为人诡诈，反复无常，把李轶的信交给太守、郡尉一级官吏传阅，对这种人要引起警惕。人们对刘秀泄露李轶来信不理解，感到奇怪。消息很快被朱鲔知道了，朱鲔与刘秀没有旧交情，他不仅参与了策划杀害刘縯，而且曾反对刘玄派刘秀徇抚河北，觉得自己要是落到刘秀手中，将无活命的可能，李轶的行为无疑是要出卖他。于是就派人刺杀了李轶。朱鲔刺杀李轶，引起洛阳军中的混乱，互相猜疑，有的出城投降。刘秀一箭双雕，既分化瓦解了敌军，又借刀除掉了仇人。当洛阳被包围以后，刘秀派廷尉 (掌客刑狱的最高官职) 岑彭劝朱鲔投降，岑彭原是朱鲔的部下。朱鲔在城上回答说：“我知道自己的罪过太深，不敢投降。”刘秀说： “干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恨。朱鲔要是现在投降，可以保住官爵，怎么会杀他的头呢?我对着面前的黄河发誓，绝不食言!”岑彭又去转达刘秀的话，朱鲔不相信，从城上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你的话当真，就顺着绳索上来，”岑彭抓过绳子就上去了。朱鲔见无欺诈，就答应了投降。朱鲔把自己捆起来，要岑彭陪他到河阳 (在今孟县西)去向刘秀请罪，刘秀亲手给他解了绳子，要岑彭连夜把他送回洛阳。第二天一早，洛阳的守军就大开城门全部投降了刘秀。刘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并封他为扶沟 (地在今河南省扶沟县东北)侯。刘秀又一次赢得了宽宏大度的赞誉。“朱鲔涉血于友于，汉主用而不疑” (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 就是说的这件事。

刘秀严禁军队进城后暴横抢掠，将军萧广违犯军纪，纵兵横暴，处了死刑。洛阳很快安定了下来。洛阳宫分南宫和北宫，两宫相距7里，中间有三条平行复道，皇帝走中间，从官走两边，每隔10步设一个守卫。这年十月，刘秀住进了南宫，从此，洛阳成了东汉王朝的皇都。

中国历史上有些开国皇帝的宝座是农民起义军筑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秀也享受了赤眉起义军的战果。赤眉起义最早发生在青州 (今山东东部)、徐州 (今江苏北部)一带，王莽地皇三年 (22) 曾在成昌 (今山东东平西) 大败王莽大军。当绿林军推翻王莽政权后，赤眉军听说汉朝已经复兴，表示愿意拥护刘玄，樊崇等20多名将帅到了洛阳。但刘玄只封樊崇等人为列侯，没有封邑，也不想让赤眉军存在。樊崇等人逃回军队，于更始二年(24)兵分两路进攻刘玄政权。次年会师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发展到30多万人，拥立皇族泰山郡式县(在今山东泰安附近)人刘盆子为帝。当时刘盆子只有15岁，是赤眉军到泰山郡被裹胁到军中的，中军中放牛。赤眉军要进长安，需要拥立了一个皇族人物以适应恢复汉朝的社会心理，就把他从牛群中找来，推上坛台接受朝拜。刘盆子蓬头垢面，光着脚板，衣不蔽体，见到将领们向他朝拜称臣，不知是怎么回事，恐慌万状，满身大汗，直想哭叫。九月赤眉军攻进长安，赶走了刘玄。在赤眉军进入长安以前，邓禹率领的刘秀西路军从刘玄手中夺取了河东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击垮了刘玄的军队，刘玄的将领逃回了长安。河东与弘农隔河相望，但邓禹没有与赤眉交战，实际上形成了共同对付刘玄的关系。当赤眉把刘玄赶出长安，刘秀立即下诏书封刘玄为淮阳王，并宣布：谁敢杀害刘玄就犯“大逆”罪; 能把刘玄送到官府的，封列侯。这样，刘秀既通过赤眉打垮了刘玄，又在刘玄及其部下面前表示了他与赤眉的不同，表示了一个宽容大度的姿态，赤眉军发出文告说，刘玄在20天内投降，可以封长沙王;过期将不再接受他的投降。刘玄投降了赤眉，接受了长沙王的封号，不久又被赤眉派人杀死。刘秀又命邓禹收葬了刘玄，把他葬在霸陵。

赤眉军是一支农民队伍，为了寻求衣食在打仗时常常显得势不可挡，但没有政治方略。攻进长安之后，不懂稳定秩序、安定人心、建立政权等等，而一味收载珍宝，焚烧宫室，恣行杀掠，以至搞得“长安城中，无复人行”。把长安的粮食吃光以后，就撤出长安，打算西去陇县 (今甘肃天水以北) 一带。因受到各种阻截追击，饥饿寒冷，无处可归，重又回到长安。这时的关中地区饥荒严重，白骨蔽野，长安皇宫内的宫女靠挖掘宫里的花草根度日，饿死的，就地埋在宫中。刘秀估计赤眉军会掉头问东，于是，他一边派冯异去安抚关中，一边把将军邓禹从关中召回，对他说：“赤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要再在关中和它交战了。当粮食断绝时，自然会向东方来。那时我们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垮，这已经不是伤脑筋的事了。”果然，建武二年 (26)十二月，赤眉军30万人离开长安向东开拔。刘秀分别在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和宜阳 (今河南宜阳县西) 布下重兵，向将领们交待说： “赤眉要是往东走，宜阳兵就到新安参战;往南走，新安兵就到宜阳参战。”赤眉军东行，一路受到追击阻截，损失惨重，只在崤底(今河南渑池县南)一战，就损失8万余人。建武三年(27)正月行至宜阳，业已疲惫不堪，突然发现刘秀亲率大军早已等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投降了刘秀，把在长安得到的传国玉玺也交给了刘秀。这时的赤眉军尚有10余万人，兵甲器械堆放在宜阳城西，其高“与熊耳山齐”。这次，刘秀又找到了一个显示他宽宏大度，既仁慈又威严的良好机会。他下令给饥饿的投降士兵发放食物; 第二天又把他们集合起来，排列在洛水岸边，要刘盆子君臣观看，并对樊崇等人说：“是不是对投降后悔呀?我现在放你们各回军营，指挥你们的军队，和我决个胜负。我不想强迫你们服气。”徐宣等人叩头说：“我们出了长安，君臣就商量归降听命，只是老百姓愚昧无知，不能事先告诉他们。现在能够投降，就象走出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欢喜，一点也不后悔。”刘秀不无快意又不无衊视地说： “你算是钝刀中的快刀，庸人中的能人了。”刘秀把樊崇等赤眉军将领及其妻子安排在洛阳居住，给了他们田宅。刘盆子是皇族中的人，刘秀让他在叔父刘良的赵王府中当了个郎中 (管理车马门户并内充侍卫的小官)。

五、削平割据，柔治天下

刘秀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面临的是一个群雄割据，山头林立，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局面。除被旧时史家称为 “贼”或“盗”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忽南忽北，忽东忽西以外，力图争夺皇帝宝座，或打算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更是大有人在。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刘邦的后代布满天下，在新莽乱世，“天下咸思汉德”的潮流中，凡是有些实力的，哪个不想继承他们祖宗的 “大业”?非刘氏的，要改名换姓，编造身世，妆扮成皇族后裔，借以混水摸鱼。不能乔装皇族的，也要凭借已有势力，窥测时机，或吞并，或联合，或拥立皇族人物作为招牌，以求自己的发展。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基本除掉了这此对手，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大致统一。这里需要略述一些割据势力的情况，方能了解刘秀在当皇帝的头十几年中主要精力用在了什么地方。

刘永，梁郡睢阳 (今河南高丘县南)人，汉文帝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父刘立仍世袭王位，为王莽所杀。刘玄称帝，继封刘永为梁王，都睢阳。刘玄败，刘永自称天子，联合各种势力，据有今河南东北部及苏北、山东大部地区与刘秀对抗。刘秀自建武二年夏季开始，用了近5年时间才平息下去。

张步，琅邪不其 (今山东即墨西南)人，王莽末起兵攻占琅邪郡 (今山东诸城县)，后治兵于剧县 (今山东寿光县南)，支持刘永当皇帝，封齐王，据有自今山东半岛直至今济南、泰安一带的广大地区。建武五年 (29)，刘秀亲往剧县讨平。

李宪，颍川许县 (今河南许昌东) 人，王莽时为庐江 (治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连率 (郡中武官，职同都尉)，王莽败，据郡自守，建武三年自立为天子，拥众10万。刘秀前往寿春 (今安徽寿县) 组织兵力，于建武六年正月讨灭。

彭宠，南阳宛县人，刘玄称帝时为安东县 (今河北顺义西北) 令，并代理渔阳郡太守事务。当刘秀镇抚河北时曾支持刘秀击败王郎，后怨恨刘秀，北结匈奴，南联张步，结成一个强大势力，先后攻下右北平郡 (治平时，在今河北凌源)、上谷郡的许多地方，南下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刘秀率兵讨伐，反被打败，后彭宠被身边仆人所杀，才得平息。

庐芳，安定三水 (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 人，王莽时，自称是汉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是武帝皇后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因武帝时朝廷内閧，几代人隐埋荒僻，失落名籍。王莽末，与三水一带少数民族起兵，后在匈奴扶持下称帝，都九原 (今内蒙包头市西)，据有五原 (治九原)、朔方 (在今内蒙杭锦旗北)、云中 (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定襄(治成东，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雁门 (治善无，在今山西左玉南)五郡，经常联结匈奴侵扰边地，刘秀多次出兵征讨不能平定。建武十六年 (40) 庐芳投降并向刘秀说明他冒充皇族，本是为了反对王莽。刘秀企图利用他和缓与匈奴的关系，封他为代王。不久复叛，逃亡匈奴。

使刘秀最难对付的要算隗嚣和公孙述。他们势力强大，地处险要而又边远，鞭长莫及，大有与刘秀鼎足而三的局势。隗嚣，天水成纪 (今甘肃秦安) 人。王莽末期，起兵据有天水、武都、金城(均在今甘肃东部)等郡，一度依附刘玄，不久自称西州上将军。隗嚣对刘秀时顺时逆，时和时战，企图长期割据独立，后与公孙述联合共对刘秀。建武八年，刘秀亲率大军西征，抵达上邽 (今甘肃天水市)。次年隗嚣死，子隗纯降，陇右平息。

公孙述，扶风茂陵 (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人，王莽末为蜀郡 (治成都) 太守，后起兵占据益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陕西省南部、甘肃省东南部)，建武元年四月称帝，颇有些如同后来诸葛亮于荆州、关中分头出兵以争夺天下的打算。刘秀自建武十一年春发兵，次年冬季平息，历时两年。

十几年的征伐战争，正值刘秀血气方刚，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奔走不暇。调兵遣将，运筹帷幄，有时亲自搏战，大有一往无前，智勇不竭的气概。他决定亲征隗嚣，朝臣反对，说东方刚刚平息，不可远去西方，有人拔刀割断了他车上的绳索，也没能阻拦得住。行至漆县(今陕西彬县)，将领们不让他再往前进入危险地带，他一定要越过陇坻(今六盘山) 到达隗嚣的心腹地区。征张步至剧县，张步尚有众十余万，军粮充足，刘秀设巧计使张步杀其将苏茂而降，不费一矢一镞。刘秀指挥战争的才能，在他的同代人中是出众的。在与彭宠、隗嚣、公孙述的战争中，他对作战方案的制定、兵力的部署及对作战后果的予料，常比他的大将们棋高一着。但是，在长期的征伐战争中，他有时也觉得辛苦，不无感慨。建武八年秋，当他在上邽督师征伐隗嚣即将全胜的时候，忽闻颍川一带发生暴乱，危及京师洛阳，必须星夜赶回。临行留书信给将军岑彭，要他在平息隗嚣以后，准备进军巴蜀。信中说：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后望蜀。每一发兵，头 (头发)须(胡须) 为白!”由于不知满足而经受辛苦，以致头发胡子变白，在古代帝王中何止刘秀一人! 可为什么不知满足? 刘秀没有这样提问题，更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其他帝王似乎也不曾有过。

削平割据，拥有天下，就有如何治天下的问题。有一次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喝着他设下的酒，异常喜悦。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他小时候谨慎诚实，对人厚道，不计较小事，什么都好，但是“唯直柔耳。今乃如此”。就是说，只是太温柔了些，少点男孩子的刚毅劲头儿。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 “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个话，并非是他在婶子大娘们酒酣耳热时说的笑话，他的确是要以 “柔”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他称为 “柔道”。这个柔道，当然不是出于他的天性，也不是他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而是他总结西汉与新莽历史，面对现实确定的方针。早在刘邦登上皇位不久，策士陆贾就向他指出：天下可以武力攻取，不可以武力治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后来经过武帝、昭帝、宣帝，逐渐形成了一套“表儒里法”、“王、霸道杂之”的治国密诀。对于这一套，刘秀当然是清楚的。但在动荡不安、财力虚耗、民不聊生的时候，他治天下需要突出儒、王的一面，也即突出柔的一面，实行宽容方针。

刘秀柔道的第一个内容是，攻取占领，要在安集。建武二年冬，赤眉军撤离长安，他派冯异前往安抚关中时作了如下交代，他说：“关中一带，自王莽以来历经战乱，生民涂炭，痛苦不堪。现在你去征伐那里不服朝命的势力，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将领们都很能打仗，但喜好掳掠。你有驾御官兵的能力，要注意约束他们，不要给那些地方造下苦难。”冯异执行了他的方针，结果是“群盗多降”。这与赤眉军到关中的情况大不相同，与刘玄在长安当皇帝时也迥然有别。刘玄在长安朝见群臣的时候，竟然问将领们：“你们抢到了多少东西?”朝臣们都为之惊愕相视。将军吴汉、刘尚率军征公孙述，攻成都时吃了很多苦头。及公孙述死，其将延岑开城投降，吴汉、刘尚怒气之下杀了延岑及其全家，灭绝了公孙述宗族，纵兵掳掠，放火烧了公孙述的宫室。刘秀听说后，愤怒地谴责了他们，说他残害已经降服了的吏民和老幼的行为，使他为之酸鼻。特别谴责刘尚说： “你是皇室子孙，曾历任地方官职，怎能忍心干这种事! 上对天，下对地，自问有一点仁慈心肠吗? 严重违背了斩将吊民的征伐宗旨!”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 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 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建武二年诏书宣布： 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 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 益州、凉州 (今甘肃省及宁夏、青海部分地区) 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 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 敢拘留者，按《略人法》 (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 从事。

刘秀柔道的第三个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 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发布文告，一一公布他们的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 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 “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自西汉初年，各郡国每年都要选拔一批适于在山地、平原、水上及骑马作战的人员，输送国家以作士兵和军官的储备。选拔多在秋季举行，耗费人力财力，不言而喻。建武七年，刘秀下诏裁免，“令还民伍”。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倡儒学，退功臣，进文吏，是刘秀柔道的第四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儒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守成的学问，它的要义是，和谐君臣、吏民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封建等级秩序的稳定。它在一些志在攻取和变革的帝王眼里，往往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但当他们放下刀剑，回过头来要治理他的国家和臣民的时候，又会逐渐发现儒学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具，胜过刀剑。刘秀对这个问题的领悟，要比他以前的帝王快得多。当他还骑在战马上挥刀舞剑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了。建武五年冬，东征张步回到洛阳，立即修建太学，并亲往太学视察。确如《后汉书·儒林传》所说：“未及下车，先访儒雅。”同时，他又想方设法把一些着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着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似乎无所不能的情绪。仅举二例：

杜林，扶风茂陵人，传授《古文尚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因不愿为隗嚣当官，被隗嚣长期软禁，建武六年(30)，借故逃离。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接到洛阳，拜为侍御史 (地位御史大夫下，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命执行临时指定任务的官职)，刘秀经常向他询问有关经书中的问题，及隗嚣割据地区中的情况，优宠备至，群僚 “甚尊惮之”。

郑兴，河南开封人，少学《公羊春秋》，晚治 《左传》、《周礼》，“同学者皆师之”，建武六年，刘秀拜郑兴为太中大夫 (备顾问的官职)，对他的书奏“多有所纳”。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建武四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为属古文经学的着作 《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当时正值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这一建议引起了激烈争论。刘秀在云台阁招集公卿、大夫、博士们辩论，今文派以博士范升为代表，力主不可立;古文派以陈元为代表力主应当立。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刘秀最后裁决，为 《左氏春秋》立学官，置博士，这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刘秀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不回答，说： “这个问题不是你所能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建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深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使得将领们 “莫敢复言兵事”。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他要跟儒生们一起着书立说当学者吧?当然不是。他是在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现有的官吏队伍，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批人对于斩将屠城是善长的，但他们喜功放纵掳掠，对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未免就有些 “外行”或不相适宜了。他们即使有些不顺手、不听使唤，甚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此外，还有一个使刘秀伤脑筋的问题： 他是从南阳起兵夺得天下的，在官吏中形成了一个以刘秀为中心的“南阳帮”，多数要职都由南阳人占据了，这也成为官吏队伍结构中的一种不平衡。有人曾向他提出：“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这也是改造官吏队伍中的问题之一。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开初并不很顺利。功臣们靠打仗流血得到的官职和权力岂能很情愿地交出?刘秀又哪能一下子拉下面皮强迫他们交出?这个问题在建武七年因大司空的人选问题搞得很僵。当时公卿大夫们多举渔阳太守扶风茂陵人郭伋任大司空，但迟迟定不下来。三月，太中大夫郑兴以激烈的措辞上书说：“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屈己从众，以济群臣让善之功。”直到五月才有了结果，结果是大司空由李通出任。李通不仅是南阳人，而且又是最早与刘秀谋划起兵的人，当然也是功臣; 同时又是刘秀的妹夫，是宁平公主刘伯姬的丈夫。不难想象，刘秀当时处在矛盾状态，他既要改造官吏队伍，又不愿与亲朋故旧搞得太僵。后来功臣们也总算是识趣地体谅了他，接受了尊贵的荣誉衔号和优厚的待遇离开了官位。李通于建武九年交出了大司空印绶。建武十三年，邓禹、贾复、耿弇分别交出了右将军、大将军的印绶，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政归三公 (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刘秀对官吏队伍的改造大致完成。

对于以文吏取代功臣，刘秀的解释和功臣们的理解并不怎么一致。刘秀说他的用意是，担心功臣们长期在官位上，难免犯错误受处罚，保不住自己的爵位和封地，这样做是出于爱护。功臣们的理解是，刘秀要停止干戈，文治天下，不愿功臣们各人拉着自己的部下，形成一帮势力，造成京师的不安定。不管怎么说，刘秀没有象刘邦那样诛戮功臣。后世的士大夫对于这一点常常表示赞赏。

颁行图谶，神化皇权，是刘秀柔道的第五个内容。前面说过，谶是一种迷信读物，因为其中常插有图画，又称“图谶”; 宣传者都企图证明其中的予言事后有“征验”，符合神意，所以又称“符”; 而这种神意又是来自 “天命”，所以又称“符命”。图谶在西汉哀帝、平帝时开始盛行，是那时社会矛盾的反映，它反映着当时某些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和意向，王莽当皇帝就利用这种东西制造舆论。年轻时的刘秀对这种东西并不怎么相信。王莽末期，长安有个姓西门名君惠的道士编造了两句谶语：“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意思是说，复兴刘氏天下的人与国师公同姓名。国师公，是指西汉大学者刘秀。刘秀原名刘歆，是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后改名刘秀，因他与王莽有旧交，王莽当皇帝后命他为国师。两百多年中，人们习惯了天下属刘氏的观念，而刘歆是当时地位最高的刘姓人物，这便是西门道士谶语的产生背景。有一次刘秀到新野二姐刘元家去，刘元的丈夫邓晨与刘秀到了一个叫蔡少公的人家，蔡少公是个喜欢讲图谶的人，他就在传播西门君惠的谶语： “听说应该当天子的人叫刘秀。有人说，就是国师公刘秀。”刘秀听后说了句笑话：“怎么知道不是我这个刘秀呢?”惹得满座人大笑了一场。李通以“刘氏当复，李氏为辅” 的谶语劝他起兵，开初他不听。这都说明他原先并不怎么相信图谶。但后来他却逐渐喜欢起这玩艺儿来了，在决定办某件事的时候，总是好在图谶里寻找根据。他在鄗城即位时的祝文中就引用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表示他是应天之命当皇帝。他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也是根据“赤刘之九，当会岱宗”的谶文决定的。也许是刘秀后来真的相信了图谶中的那套宗教神学，也许是他从经验中领悟到要使愚昧的人群顺从和敬畏自己，打起天命神意的旗号要比别的说教更易于收效，他要求把图谶与儒学经书结合起来为他的皇权统治服务。他曾决定为《左氏春秋》立学官、置博士，但因治 《左氏春秋》的学者都不懂谶书，旋即作罢。他晚年干脆 “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刘秀对反对图谶的人并不实行“柔道”。有一次他与太中大夫郑兴议论要不要举行郊祀典礼的事，他说打算靠谶书来决定，郑兴说自己不研究谶书。他就勃然大怒，说： “你不研究谶书，是不赞成谶书吗?”郑兴只好说自己学识浅陋，有些书没学过，不是不赞成，才免了一次大祸。着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桓谭，当时就是学者尊崇的宗师，已70多岁，在朝做议郎给事中，曾上书说谶书是“群小之曲说”，与《五经》不同，应当摒弃，刘秀读后大为不满。有一次议论建灵台的事，刘秀说他打算靠谶书决定，问桓谭，桓谭沉默了好久说： “我不读谶书。”刘秀问他为什么不读，桓谭又讲了一通他对谶书的看法。刘秀立即怒喝道：“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非圣无法”，就是大逆不道，皇权时代，“大逆”是最高罪行。既如此，拉下去杀掉自然是逻辑中的事。桓谭跪在地上磕头，直到流血，才免了杀头，被贬为六安郡(治今安徽六安县北)丞，途中忧恐而死。刘秀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以政治力量推行图谶，给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造下了不良后果。

六、修身齐家，欲为明君

历史上不少帝王希图以一个明君的形象站立在他的臣子面前，或记载于史书当中。按儒学理论，等级、世袭制度下的上层政治人物，包括皇帝在内，他们素质的修养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条件。这些理论蕴含着统治阶层长期的政治经验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刘秀是个喜好儒学而且想当个明君的人，在他个人的行为和家族问题上颇费心神的。

作为皇帝的刘秀，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 (掌管膳食的官职) 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羞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娥、容华、 充衣等14个等级， 连王昭君那样的美人都无缘见“幸”。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皇帝在世时要予建陵墓，名曰寿陵。刘秀为此特意叮嘱： 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象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他说： 赤眉到长安，“只有文帝陵墓没被挖掘，难道不是好事吗?”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心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光景，冬季到达洛阳。马援自幼就被人们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深受隗嚣敬重，但他被刘秀接见他时的气度深深打动。而刘秀这次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其方式却十分简单。他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有带，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微笑着，开头就说： “贵客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时感到与他不久才见到的另一个皇帝公孙述形成鲜明对照。公孙述与马援是同乡，自幼要好，正因这层关系，隗嚣才派马援去见他。公孙述对马援的到来倒是十分重视，大会百官，以盛大隆重的礼仪接待; 同时又刀枪剑戟，戒备森严，摆出一幅至高无上的威严架势。他企图留下马援，给他以封侯大将军的位置。马援拒绝了他，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挖苦了他一通： “现在天下胜负未定，不谦虚谨慎，招揽人才，共谋成败，反倒搞起这种派头来，简直是在闹儿戏。”后来他对隗嚣说，公孙述是井底蛙，并且妄自尊大，不能和他联合。而面前刘秀的风貌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 “当今的局势下，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奸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 “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刘秀给马援的印象是，他的才明勇略，非别人能比，他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刘秀恢廓大度的气慨，还表现在他对待一些被史家称为“逸民”或“隐士”的桀骜不驯的人物。太原郡(治晋阳，在今太原市以南)多有春秋时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保留着一种传统的种族意识，虽几经改朝换代，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不惜代价，世代不完;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以此为清高，形成了一种地方风气。至汉初，太原仍被称为“难化”之地，常用严猛官吏暴力镇压;对那里怀有对立情绪的人物称为“太原俗党”。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 (今山西代县南)有个叫周党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出去做官，都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允许了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吧。”

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自年轻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皇帝后，他隐姓埋名不愿相见。刘秀令人画了他的象，天下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才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就不能帮帮我的忙?”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和他同床共卧，他把脚压到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不干，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刘秀与严子陵的事成为历史佳话，后人也有不同评价，但至少可以说他与同时的公孙述不同。公孙述对不肯为他做官的人，就派人送毒药把他杀死。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是厌恶的态度，而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赞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以此奉承皇帝有感动天意神灵的大德。比如说，某处涌出醴泉，喝了可以癒病啦;某处水边上生出了赤草啦;等等。群臣要求命史官将这些 “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他在一次诏书中曾下过这样的命令：“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刑罚名，剃掉头发)令屯田(到边疆去种地)。”对有意阿谀奉承的人给予惩罚，这对一个封建帝王，应当说是可贵的。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到了深夜才回到洛阳，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是汝南人郅恽，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是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灼，又远远的，看不清楚。”仍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将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建武十二年(36)，刘秀起用睢阳县令任延去任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太守。任延长于治理边郡曾任会稽郡(治吴县，即今苏州市) 尉、九真郡 (地在今越南清化、河静等省) 太守，素有声誉。刘秀亲自召见任延，对他告诫说： “好好服从上司的旨意，不要损伤了名誉。”任延说： “走正道，秉公无私，是臣子的节操。上下苟合，不分是非，这不是对陛下的好处。对好好服从上司旨意的指示，我不敢从命。”刘秀深深叹息说： “你的话是对的。”

但是，刘秀毕竟是封建皇帝，他不能容忍他认为有伤自己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刘秀经常对他不满。建武十五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间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 “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刘秀听来，这话有讥笑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味，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是朝廷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官吏，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罪。结果是，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被封为扶阳侯，他的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至以粗暴方式对待; 对贪赃枉法行为惩罚严厉。这也许是他认为当一个明君所应做到的。在他当皇帝的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 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至使得“群臣莫敢正言”。尚书令申徒嘉极谏不听。他认为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州郡官吏多不称职，稍有过失，即行罢免。结果造成州郡官吏更换频繁，疲劳于道路; 心怀恐惧，争相媚上，虚报政绩，以求声誉。建武六年，执金吾朱浮上书指出这个问题，此后对州刺史、郡太守的更换采取了缓慢慎重作法。

当时经过战乱，各地上报的田亩、户口数量及人口的年龄，多数与实际不符，这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的征调，建武十五年，刘秀下令各地核实登记。这的确是治国大政。但地方官吏和豪强势力借机贪赃枉法、侵刻百姓。对百姓则以少报多，对豪强则以多报少，甚至干脆剥夺平民百姓的房屋田产，登记到豪强名下。有一次，刘秀看到关于陈留郡丈量登记田亩户口的报告上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两句话，不明其意，就问写材料的官吏这话是哪来的，官吏不敢讲实话，说是从洛阳的长寿街上听来的，不知什么意思。刘秀大怒。这时，10岁的皇子刘庄在身边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具体办事的官吏按州郡上司的指令要使田亩与实际数量相符罢了。”刘秀说：“既是这样，为什么要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庄说：“这还不懂吗?河南郡是京都驻地，居住的多是近臣;南阳郡是皇帝的家乡，居住的多是近亲。近臣近亲的田宅超过规定，又与登记数目不符，办事官吏谁敢去问?”考问写材料的官吏，官吏承认确如皇子所说。刘秀就派人专门调查秩俸二千石以上官吏阿附豪强因而枉法的事实，结果有十几个郡的太守因度量土地不实被下狱判了死刑，其中包括河南尹(相当于太守)。这次事件中首先被惩罚的是当朝的大司徒欧阳歙。欧职歙以前当汝南郡太守，度量田地不实，贪赃千余万，死于狱中。欧阳氏世代传授 《尚书》，八世为博士，有1000多门人弟子到皇宫门前为欧阳歙求情，有个17岁的平原人礼震，要求替他死，刘秀到底没有赦免。后来，不知是刘秀感到这次惩罚事件中有某种不妥，还是要试探将军马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从容地对马援说：“我很后悔前些时候杀的太守太多了。”马援是个阅历丰富而又善辞令的人，他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 “死得罪有应得，哪有太多的问题?只是死的已经死了，不能再活了。” 刘秀听了哈哈大笑。

现在可以回头说刘秀的家事了。对于皇帝来说，家和国本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家也就是他的国，国也就是他的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才是帝王的观念。汉朝的官场上就习惯称皇帝为 “国家”。这里只是用 “家”这个词来范罗关于刘秀的家族和亲戚的一些事情。

刘秀当了皇帝，同族、亲戚都要大占其光，是自不待说的。凡是同族中随同起兵的族父、族兄们，非封王即封侯。叔父刘良封赵王; 大姐刘黄封湖阳长公主; 三妹伯姬封宁平长公主; 被刘玄杀了的大哥刘縯追谥为齐武王，刘縯两个儿子，一封齐王，一封鲁王; 在小长安战役中死去的二哥刘仲追封为鲁哀王，二姐刘元追封为新野长公主。刘秀的母亲樊娴都老太太是湖阳县人，卒于起兵前夕，湖阳樊氏一家封了五个侯; 刘秀的外祖父樊重，刘秀是否见过，史无明载，追爵谥为寿张敬侯，在湖阳专为立庙。总之，舂陵的刘氏家族及亲戚们一切都荣耀得很，光采得很。

皇后与太子的废立更替，是皇帝的家国大事，直接决定着后妃与王子们的升沉，波及朝臣的任免。在这个问题上，刘秀没有演奏出象汉高祖、汉武帝那么多波澜起伏的故事，却也有他独自的格调。刘秀生了11个儿子，有4个是皇后郭氏所生，美人许氏生了1个，皇后阴氏生了5个。皇子只能一个继承皇位，但其余都有封王资格。许氏，地位只是美人，又“无宠”，他的儿子刘英封楚王，在诸王中地位最低，封国最小，最贫。皇后与太子的废立更替发生在郭氏母子与阴氏母子之间。刘秀于建武二年立郭氏为皇后，郭氏子刘彊为太子，阴氏为贵人。建武十七年，废郭氏，立阴氏为皇后，十九年废郭氏子刘彊，立阴氏子刘庄为太子。从表面看去，这个废立更替过程进行得十分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然而，事实恐怕不象史书所载及刘秀所说的那么简单，也不象《后汉书》作者所颂扬的那么 “有光于古”。这得从头说起。

阴氏，就是南阳新野的那个阴丽华，是刘秀多年梦寐以求的美人。更始元年六月，刘秀结束了昆阳之战，成了大英雄，回到宛城去朝见皇帝刘玄，也是因为哥哥刘縯的事去向刘玄请罪。就在这一关系复杂，心情惶恐不安的情况下，在宛城的当成里与阴丽华结了婚，大约这是当时他最快慰的事。这年刘秀29岁，阴丽华19岁。九月，刘秀要去洛阳任司隶校尉，暂把阴氏送回新野。新婚离别，依依之情，在所当然。十月，刘秀又被派往河北。次年春，大约二、三月间，刘秀又在真定娶郭氏，而且“有宠”。两次结婚，相隔只有8、9个月。当时，刘秀在败北逃亡之后刚刚有所转机，强大的王郎势力站在面前，前景吉凶未卜，哪来的兴致再娶这房夫人?这是史家从未说明的问题。然而事出有因。郭氏，名圣通，真定国槁县(今石家庄市东南)人，是当地着姓，家中是大富豪，母亲是汉景帝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舅父刘杨袭王位，被王莽废除。一家是有势力的刘氏王族，一家是有声望的大富豪。而刘秀要打败王郎，既需要贵族势力的支持，又需要富豪的钱粮援助，这便是刘秀娶郭圣通为妻的背景。刘秀当时是更始皇帝刘玄亲命的“行大司马事”的破虏大将军，与皇帝是同族近房，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政治代表了。这便是郭姓富家与真定王族接受刘秀这样一个女婿的原因。恩格斯说：“对于那些达官贵人来说，联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刘秀娶郭氏就是这样一种政治联姻。至于郭家与真定王族在刘秀打败王郎的过程中提供了哪些具体援助，史无明载，此处不便繁加考证了。第二年 (建武元年，25) 十月，刘秀住进了洛阳宫以后，就派人把阴氏接到洛阳，陪同阴氏前往的有刘秀的姐姐和妹妹。阴氏、郭氏两个夫人碰到了一起，就有分个尊卑高下的问题。按 《后汉书·皇后纪》说，刘秀欲以阴氏为尊，阴氏谦让，以郭氏已经生子 “固辞”，“终不肯当”，因而于次年二月策立郭氏为皇后，阴氏为贵人。而事实恐怕也不这么单纯。一则没有与郭氏的联姻，刘秀很可能在河北站不住脚，更不用说住进洛阳皇宫了，二则陪同刘秀在鄗城即位的是郭氏而不是阴氏。事情刚过不久，而且天下成败尚未确定，刘秀也还不能感情用事，冷落郭氏。至于郭氏是否甘居卑位，也是问题。权衡利弊，只能委屈阴氏，以郭氏为尊。另外，那个生了一个儿子的许氏，很可能是刘秀的第一个妻子。刘秀有些女儿，可能出自此人。她既“无宠”，又对丈夫的事业没有什么贡献，也就不能与阴氏、郭氏相并列享受同等的待遇。但她毕竟又有点老资格，且为刘秀生了子女，把她置于没有爵秩的三个等级的第一等，即美人的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三个夫人，后来者居上。

感情最深，最使刘秀动心的还是阴氏。他与阴氏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有时出征也带着她，汉明帝刘庄，就是建武四年阴氏随刘秀出征彭宠到达元氏时生下的。阴氏生子最多，与此不无关系。建武九年，阴氏的母亲和一个弟弟被盗贼劫杀，刘秀大动感情，下令追封阴氏7岁时就已死去的父亲和被杀的弟弟为侯，以列侯规格举行葬礼，以阴氏弟阴诉袭爵。更使人注目的还有，经常在刘秀身边又最使他喜爱的儿子是阴氏生的刘庄，而不是已被立为太子的郭氏子刘彊。这些不免引起郭氏的嫉妒和担心。刘秀就指责郭氏“怀执怨怼，数违教令”，骂她在“宫闱之内，若见鹰鹯 ”，象刘邦的吕后一样狠毒。当刘秀的统治完全巩固了以后，建武十七年 (41) 十月，终于把郭氏废掉，换上了他最喜爱的人。郭氏虽废，但刘秀不能对郭家忘恩。他对郭氏的弟弟郭况另眼看待，虽不给予机要实权，却把他的地位抬得高高的，经常 “幸其第”。赏赐之多，“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建武二十六年(50)郭氏的母亲去世，刘秀亲临送葬，大会百官，并把郭氏父亲的丧柩迎来洛阳合葬。

刘秀似乎并不想因皇后的废立而对儿子们分出厚薄。在皇后废立的当月，除太子以外，其余的儿子一律封了王。虽然所封地区的远近、贫富、大小有差别，但在封王这个等格上是平等对待了。然而，刘秀的主观愿望不能改变事情发展的必然性。郭氏的被废给太子刘彊带来了巨大压力，他惶恐不安，一再要求辞掉太子，与别的弟兄平等，经常托朝臣和弟兄们向父亲转达心愿。刘彊的惶恐不无根据。围绕阴氏身边确实增长着一派势力。这里不多叙及。与其说刘彊谦让或忧虑过分，不如说他明智或识时务更为恰当。开初刘秀不许，拖了一年多，建武十九年六月，把他与已被封为东海王的刘庄换了位置。刘秀对他有所歉意，加大了他的封土，给了他不少超出诸王的待遇。

约束贵戚行为，使之不与大局冲突，协调贵戚内部关系，不使内閧，对于保护贵戚们的根本利益和稳固皇权统治至关重要。这是儒学要求君主 “齐家” 的实质。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有所约束，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抗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曾弹劾刘秀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喝斥京官为 “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怀县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他死刑，希望能保住他的命。刘秀说：“官吏执行法律，我不能循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刘秀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大白天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家中，官吏不能捉捕。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夏门 (洛阳城北面最西头的门)，以杀人的那个奴仆驾车，就在夏门外万寿亭截住车子，把公主数落了一通，当面杀了那个奴仆。公主立即回宫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当面打死。董宣说： “要求允许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 “你想说什么?”董宣说： “靠着陛下的圣明大德，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我不用打，还是自己死吧。”说着就把头撞到柱上，血流满面。刘秀赶紧要小太监抱住。要他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要人按着脖强叩，董宣就两手撑地，最终也不低头。湖阳公主不满地说： “文叔当平民百姓时，经常藏匿逃犯，官吏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就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点威严?”刘秀笑着说：“天子与平民百姓不同啊。”刘秀奖励了董宣，给他加了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后来刘秀一直记住这个县官。董宣当了五年洛阳令，74岁时死在任所。刘秀派专人临视，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只用一块布盖着尸体，妻子对哭，刘秀伤情地说： “董宣廉洁，死了才知道!”

刘秀最关心的还是他的一群渐渐长大了的儿子们。担心他们各自结交一批势力，相互争权夺利，发生内閧。建武二十四年 (48)，刘秀重申 《阿附蕃王法》，意在要诸王身边的官吏对他们劝诫诱导，不使破坏纲纪。该法是汉武帝时因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而制订的，法中规定，蕃王有不法行为，身边官吏附和或不加阻止即从重治罪。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使刘秀愤怒的事情： 建武二十八年，郭皇后死，有人上书告郭氏子沛王刘辅与一些被刘秀所杀的人的子孙结交，说这些人因事生乱，有谋害刘秀的可能。恰在这时，得宠于刘辅的宾客寿光侯刘鲤 (刘玄之子)，为报父仇杀死了刘盆子的叔父刘恭。为此，刘秀把儿子刘辅下狱关了3天，并命令各郡县搜捕诸王结交的宾客。转相牵连，杀了1000多人，其中许多贵戚子弟。与此同时，刘秀的女婿梁松也受到类似指控，梁松在岳父面前叩头流血，才免于治罪。但只捕杀宾客并非久安之计，这年，刘秀要儿子们离开京师，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安享富贵，不得随便到京，以免滋生事端。

建武中元二年(57)二月戊戌日，刘秀在洛阳南宫前殿停止了呼吸。在这以前不久，他还接见了东夷倭奴国 (今日本国) 王派来的使者。他一生 “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看来，他是太累了。临终遗诏说： “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象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吏来吊唁。”丧礼的气氛很紧张。各蕃王只能住在自己在京的邸舍 (类似今之办事处) 里，不得杂居，远方来的官吏分住附近各县。规定只在早晨和傍晚两个时间哭谒灵堂。门卫森严，梁松下令守卫人员说： “看到非常情况，便宜行事，不要拘泥常规，这是难得的立功封侯机会!”

刘秀死后，他的儿子当中该发生的事，终于未能避免。郭皇后子济南王刘康，结交宾客图谋 “不轨”，六县封土被削掉五县。郭皇后子阜陵王刘延，因心怀不满，经常在祠祭时诅咒朝廷，封土由十余县削到二县，因牵连“死徒者甚众”。许美人子楚王刘英，以敬佛为名结交宾客，“有逆谋”，被废，自杀。案件持续了一年多，因牵连“死徒者以千数”。有一件事恐怕是刘秀生前意想不到的。在为刘秀治丧期间，阴皇后子山阳王刘荆哭而不哀，以郭皇后弟郭况的名义写信派人送给东海王刘彊，为他大鸣不平，要刘彊立即起兵夺回天下。老实胆小的刘彊读到书信惶恐不堪，把送信人抓了起来，连同书信一起交给了刚继位的皇帝刘庄。刘庄与刘荆同母，又在丧期，除把他隔离开来，而对此事秘而不宣。后，刘荆扬言要造反，诅咒朝廷，被劾自杀。倒是那个被刘秀关了3天禁闭的沛王刘辅，后来一直很谨慎，好读书，作《五经论》，时人称为《沛王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