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律》的主要内容,《曲律》导读
《曲律》是明代戏曲理论专著。作者王骥德(?-1623)，字伯良，号方诸生、玉阳生，别署秦楼外史、方诸仙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家庭，家藏元人杂剧即有数百种之多，祖父王炉峰曾作《红叶记》传奇。王骥德受家学熏陶，从小爱好戏曲，青年时开始创作剧本。他先头得到徐渭的指导，后来受汤显祖的影响，声韵方面曾经孙矿和孙如法指授，音律方面接受沈璟的成规而纠其拘滞，还经常和吕天成一起切磋琢磨，并同屠隆、叶宪祖等剧作家保持交谊。可以说，他与当时不同流派的剧坛名家几乎都有师友关系，曲学造诣很深，写《曲律》时故能做到广开视野，博取众长，立论公允，发议精辟。此书在1610年写成初稿，又经十多年增删修改，方成定本。临终前将手稿邮付毛以燧，托其刻板印行。他一生书剑飘零，功名不振。其他著作尚有： 传奇 《题红记》 (据 《红叶记》改编)、《双环记》2种，杂剧 《男王后》等5部，曲韵 《南词正韵》，诗文集 《方诸馆集》，散曲集 《方诸馆乐府》等。现仅存《题红记》、《男王后》及若干散曲与诗文，还有他校注的 《西厢记》。
《曲律》的版本主要有： (甲) 明天启四年(1624)原刻本。(乙)清钱熙祚刻 《指海》本。其它版本都据它们翻刻排印。今人有陈多、叶长海校注本。
王骥德作《曲律》，是有感于唐诗技法宋人不传，宋词技法元人不传，金元北曲技法明人不能悉传，从而忧虑到南曲技法将来也会失传。故此他要写出一部内容完整，体系精严，阐明南曲作法的专著。定稿时他满意地声称：“平日所积成是书，曲家三尺具是矣”，足可为后世立一规范。全书共4卷，40章。开头是绪论，介绍曲源，概述北曲与南曲的同异;主体部分分论南曲的声律、词章、散曲、剧本;结尾是杂论，散评作家作品;末后附带说明唱曲演戏的场境气氛怎样是适宜，怎样就不适宜。
在声律部分，他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宫调、腔调、务头、板眼等音律规则，说明了各个宫调自有独特风味，填写曲词要根据感情色彩之不同而选择使用。字音则要懂得 “声分平仄，字别阴阳”，用得确当，方能与曲牌音乐协调。曲韵，当时曲学大师沈璟主张南曲亦完全遵照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许多著名传奇作家也都奉行。王骥德从吴地方言和中原有别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南方有入声，北方没有入声，故不应受北音分韵所拘限，认定“南曲之必用南韵，犹北曲之必用北韵”，“从其地也”。于是抛开《中原音韵》，而根据《洪武正韵》另编一套《南词正韵》，表现出过人的卓识和勇气。
在词章部分，他特别强调词采的重要，专门谈了字法和句法。论字法说：下字为句中之眼。要极新，又要极熟;要极奇，又要极稳。务头(按：指做腔处)须下响字，勿令提挈不起;押韵处，要妥贴天然。论句法说：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艳，不宜枯瘁;宜新采，不宜陈腐;宜芳润，不宜噍杀;又总之，宜自然，不宜生造。”一调之中，句句琢炼，毋令有败笔语，毋令有欺嗓音，积以成章，无遗恨矣。”对文词的优劣指明了界线，要求作者须下艰辛的锤炼工夫。他具体举出高则诚的《琵琶记》作范例：小曲能语语本色，大曲的引子和过曲又能绮绣满眼，故是正体。又评汤显祖的 《南柯记》与《邯郸记》： “布局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即使几乎完全不用典故，亦显得明艳秀发。这两种写法，皆臻上乘。施惠的《拜月亭记》是本色之作，他评价此剧“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两尘”，成就不算很高;但像郑若庸的《玉玦记》;“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翻使人厌恶，故不如《拜月》一味清空，自成一家之为愈也。”相比之下，本色派的朴素较之骈绮派的堆砌，还是优胜得多。不过像宋元南戏《王祥卧冰》、《风流王焕》，曲文庸拙俚俗，太乏意趣，简直不成艺术品，沈璟赏之为“质古之极，可爱可爱”，王骥德就提出异议，说它们是打油诗型的下等之作，批评沈璟认错路头。他既反对浮华而堆砌，又反对朴拙而干枯，指出问题在于“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而雅俗深浅的界线又不十分确定，须靠作者自行斟酌。因此他向剧作家提出两个要求，其一是认清路头，不要再走骈绮派的斜路;其二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须多方学习自《国风》至元曲历代作家的创作经验，掌握丰富的词汇典故，下笔时注意把握分寸：“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妇，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始称通方”，使文词既有艺术性，又有通俗性，追步王实甫、高则诚等先辈的水平。但如果不是经过自己一番融洽工夫，仅从故纸堆里搬取现成典故，横垛直堆，像摊卖古董，补缀百家衣，用来吓三家村人，又成了种种恶道。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上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这是揭破时弊，切中肯綮的。
在“音律”和“词采”哪个重要的问题上，当时沈璟和汤显祖之间有过激烈争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王骥德评论说：“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客观公允地分析了双方的优缺点。仅就音律这范围来说，他很推崇沈璟的成就，称之为“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但也看到沈璟拘执的毛病而加以纠正，认为“各调有宜遵古以正今之讹者，有不妨从俗以就今之便者”，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承认革新变化是容许的。当四声与曲调不协时，沈璟主张“宁协律而词不工”，王骥德也不赞成，说若强为避忌，造成上下文生拗不协，甚至文理不通，那还是顺其自然为好。进而判定：“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故不如飞将军之横行匈奴也。”申明正确表达思想内容，比严守格律更重要，这显然是受汤显祖的影响而形成的合理意见。
传奇作者，一般着力于曲词雕琢，对宾白不大讲究，王骥德郑重指出：“诸戏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难不下于曲。”但是像《浣纱记》那样纯用骈体文的四六句法，他也觉得可厌，主张语言须要明白简质，不可深晦，并要求“字句长短平仄，须调停得好，令情意婉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使曲与白的感情能够贯串，节奏得以协调，艺术效果达到统一。此外还要注意到，说白“多则取厌，少则不达”，应求恰到好处，见解都很高明。
剧本结构的问题，王骥德也很重视。他以“作曲犹造宫室”作比喻，说明要把全篇各个段落的起承转合、发挥收束，酝酿成熟了，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意在针对南曲往往有句无篇的缺憾，强调整体结构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在专谈戏剧的地方，又进一步阐明：要“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艧。勿落套，勿不经，勿太蔓，……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传中紧要处，须着重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如《浣纱》遗了越王尝胆及夫人采葛事，红拂私奔、如姬窃符，皆本传大头脑，如何草草放过!若无紧要处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厌憎。皆不审轻重故也。”在要求完整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突出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并初步谈到了立主脑(本传大头脑)、减头绪(勿太蔓)、密针线(有着落、有照应)、脱窠臼 (勿落套)、戒荒唐 (勿不经) 等重要方面。
有些地方，王骥德已经接触到人物个性化的问题，比如谈到写“引子”时说：“须以自己的肾肠，代他人之口吻。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话说，我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这就有写一人肖一人的意味了。可惜他只是对引子，而不是对整个剧本提出这个合理要求，显得还不够彻底。
《曲律》一书，总体说来，是内容宏富，体系完整，持论允当，见解精深。虽然有些论题还有待后人作进一步的研讨，作更深透的阐述，亦确已取得高度成就。它一问世，就广得好评。吕天成说此书“功令条教，胪列具备，真可谓起八代之衰，厥功伟矣!”冯梦龙说它较之沈璟的《南九宫谱》，“法尤密，论尤苛：厘韵则德清蒙讥，评辞则东嘉领罚。洵矣攻词之针砭，几于按曲之申、韩。”它给清代李渔的戏曲理论很多启发，近人吴梅著《曲学通论》，大体亦以《曲律》作蓝本，兼采明清各家之言写成，可见它对后世影响之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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