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鲍文卿古道热肠》解说与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儒林外史·鲍文卿古道热肠》解说与赏析

这段情节见于原著第24、25、26三回。作者在这段情节中,详细描述了鲍文卿与向鼎、倪霜峰等人的交往经过,满腔热忱地塑造了鲍文卿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热心助人、知分守礼的下层人物形象。

作者对自己所看重的人物,总是精心设计其出场。对鲍文卿的出场,作者是这样安排的:崔按察司已决定参处向鼎,便“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来自己灯下细看”,正在犹豫不决时,却见灯烛影里“一个人双膝跪下”,“原来是他门下一个戏子,叫做鲍文卿”。

向鼎的被参,其实也是冤案。在前文有关牛浦郎的情节中,作者已借三件官司描写了向鼎的办案精明、断案公正,即使是牛布衣之事,也只能算是无头官司,所以向鼎才含糊结案。因此在向鼎竟因此事获罪时,读者都会感到不平,而鲍文卿于此时出场救助向鼎,则必定会赢得读者好感。

从情节上看,向鼎被参,似乎已成定局,因为揭帖稿已经写好,如果上呈了,向鼎肯定会被革职。这时鲍文卿求情,按察司又准其所请,这就使情节向另一面发展,显得曲折多变。

此外,这样的出场还充分显示了鲍文卿的性格特征。听到要参处向知县,他马上双膝跪下,向崔按察说道:“方才小的看见大老爷要参处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这向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但……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 而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么?”鲍文卿虽不认识向鼎,但他知道向鼎是个“才子”、“名士”,便起相救之心,所以崔按察才说他“倒有爱惜人才的念头”。封建社会中戏子不可干政,鲍文卿平时虽恪守朝廷体统,但为了救向鼎,却立即双膝跪下求情,这更说明了他的侠骨热肠;而崔按察本是“太监的侄儿,荫袭出身”,不懂什么“朝廷体统”,便同意所请,吩咐幕宾:“这安东县不要参了。”

这位崔按察司不想掩没鲍文卿救助向鼎之情,便“差了一个衙役,拿着书子,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想让向鼎谢鲍文卿“几百两银子,回家做个本钱”。这才引出鲍文卿与向鼎的一段交往。

来到安东县,向知县把书子拆开一看,大惊,忙叫开宅门,请这位鲍师父进来,而鲍文卿则是“走进宅门,双膝跪下,便叩老爷的头,跪在地下请老爷的安”,丝毫不以恩人自居,礼数十分周到;向知县双手来扶,要同他叙礼,他“再三不肯”;向知县拉他,他断然不敢坐,并说:“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小的断然不敢。”只是“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退到廊下去了”;向知县托家里亲戚来陪他,他也“断不敢当”,只有到了管家房里,“他才欢喜了”、“有说有笑”;后来向鼎送他五百两银子,他也“一厘也不敢收”。这段描写,集中体现鲍文卿的知分守礼、恪守规矩。在封建社会里,有所谓的“贱辈”即倡优皂隶,不但地位低下,受人歧视,而且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演戏的便是所谓的“优”。所以,鲍文卿再三说“小的是何等人”、“小的乃是贱人”,决不肯和官府平起平坐。而向鼎则知恩必报,先是以礼相待,绝不肯因鲍文卿是所谓的“贱辈”便轻视他,后来又设酒席亲自招待他,可鲍文卿就是不肯,他便“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最后还“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鲍文卿“是上司衙门里的人”,更因为他觉得鲍文卿这个人非同寻常,身虽下贱,却敬重斯文;于人有恩,却不望人报。鲍文卿这种表现在当时社会中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例如崔按察就“说他是个呆子”,而向鼎却因此才格外敬重他,这正反映了向鼎的为人也不同凡辈。

鲍文卿不但救助即将被参的知县向鼎,还尽心尽意地救济倪霜峰的贫困。鲍文卿初遇倪老爹时,只见他“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的光景”,明显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但鲍文卿却不以衣帽取人,对他礼数周到,请他到家里来修乐器。吃过午饭后,到下午请他到酒楼上坐坐。吃酒时,鲍文卿问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谁知这一问却使倪霜峰不禁倾诉出满腔酸苦。鲍文卿意识到他必有隐痛,便耐心相劝:“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说,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并再三强调:“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说。”倪老爹被他这一番热诚“逼急了”,只得告诉他:“那四个儿子,我都因为没有吃用,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听到这里,鲍文卿“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当倪霜峰说剩下的一个小儿子将来也要卖时,他又马上想帮忙抚养,但又顾虑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欲说又止、吞吞吐吐,但最后同情之心胜过所谓的“安分”,“大胆”地说:“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给老爹,我抚养他成人。”此举足见其相助之热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子过继以后,“平日逢时遇节”,仍然“可以到老爹家里来,后来老爹事体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这哪像是过继,简直就是帮倪霜峰抚养儿子并周济他本人了。果然,倪廷玺过继来以后,鲍文卿并“不肯叫他学戏”,而是“送他读了两年书”; 倪霜峰去世后,“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带孝”。如此对待倪霜峰,充分显示了鲍文卿诚心助人的古道热肠。

鲍文卿的善良、热诚、安分的性格,不但于救助别人时可见,就是在接受别人帮助时也时时显露。向鼎升任安庆知府后让他们父子去安庆。路上,同行的两个书办想用五百两银子让他向向知府说情,鲍文卿拒绝道:“……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做得肉! ……你们伏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几句话,虽然很朴实,但义正辞严,说得两个书办“毛骨悚然”。

到安庆后,向知府对他极其优待,但他却从不以曾救助过向鼎自居而处处伸手:向鼎为其子娶媳,他则“知感不尽”;向鼎请他去巡场查号,他忠于职守。向鼎却也知恩必报,处处照顾他,他生病以后,向鼎送一千两银子让他回家休养;再次路过南京时,又马上便去看望他,谁知他却已病逝,向鼎“一直走到柩前,叫道:‘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又送银一百两作为助丧之费。凡此,都表现了鲍文卿与向鼎两人的深厚情谊。

在匡超人忘恩负义、牛浦郎冒名行骗之后,作者却塑造出鲍文卿这样一个热心助人、正直守分的形象,这无疑具有强烈的对比作用。虽然鲍文卿的形象并不如匡超人、牛浦郎那样鲜明生动,但这却是作者真实思想的流露。作者愤慨于当时上层人物的卑鄙行径,道德败坏,廉耻丧尽。所以极力表彰鲍文卿这个卑贱人物的德行;同时也赞扬了以鲍文卿为风尘知己的向鼎。向鼎就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和鲍文卿交往具有平等的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的高贵品格。自然,鲍文卿的古道热肠虽值得肯定,但他的恪守尊卑则不足赞扬。但吴敬梓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却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卑下人物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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